对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对于中国的唐诗，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国人对于唐诗的理解，一般说来困难并不太大。而对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译过来的诗句，与原来的诗句，在读的时候，感受并不一样。如果不懂英语，读译过来的诗，或许会从译者的才华中能领略原诗精华中的一二，就算不错了。如果懂一点英语，再读十四行诗，也会感觉译诗与原诗有着不小和距离，似乎也有较大的不同。读译诗，能理解作者或者译者的精妙之处，可是如果你读了原诗，虽然也感受到原诗的美妙，可是无法用汉语表达出来，纯粹一个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倒不出。这就是说，你不懂英语，读不出来莎士比亚的优美与好处。你如果懂一点英语，或者能够感悟到一点妙处，可是你又无法用母语表达出来，这是一件多么让人起急上火的事。

对于诗歌方面相互理解上的困难，其实就在于文化背景上差异较大且不易理解的困难。相对说来，对于戏剧与小说，似乎这个方面的难度似乎就略小一点。比如，对于莎士比亚的戏剧，虽然用原文表演和用汉语表演仍然会有差距，但对剧情的理解，以及对剧中人心理活动的理解，难度肯定比对诗歌的理解要小那么一点。因为在戏剧中，背景方面的内容会有较全面的铺陈，如果观众了解一点当时的历史背景，在理解上可能更有一些便利。

当然，在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理解上，仍然会有一定的困难。一些妙语连珠，离开英语的语境，中国的观众仍然很难领悟。正如对于中国的梁祝，西方人要理解也并不那么容易。当年周总理对中国译员们说，对外国人翻译梁祝，就说这是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这样一说，外国人肯定能理解其中不少关系，但毕竟未必都能全部理解。像罗米欧与朱丽叶，二人一见面，不至于说二话不说吧，但估计也没有那么多废话，很快就进入到实质性阶段的性关系方面。这样的场景，对于梁祝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甚至如果中国观众看到这样的场面，对于梁祝二人的同情肯定要大打折扣。正如《西厢记》中，张君瑞与崔家小姐，共度良宵，中国观众并不以为那是一件值得非常庆贺的事。相反，观众中更多的善良则表演出对崔家小姐未来的担忧，担忧她会被张君瑞始乱终弃，而遭到不幸。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未婚而上床，毕竟不是一件体面的事。而这样的情况，在西方，似乎与体面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但似乎关系并没有多了不起。

这样的文化差异，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确实不易精准地理解。虽然，都是男女双方的恋爱遭到家庭的反对，但罗米欧与朱丽叶面对的是家族的世仇对立，而梁祝面临的是家族的贵贱差异。这两种背景，两种文化背景的人也不一定都能从根本上理解。在中国的那个年代，世仇的两家，别说儿女之间会堕入情网，就是没有世仇的两家，其儿女之间连见个面都不容易。所以世家之间的儿女想要谈个恋爱晤的，基本没有任何可能性。相反，欧洲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儿女，也没有可能恋爱。中国的祝英台居然能爱上平民家庭的梁山伯，在欧洲是神话，在中国何尝不是神话？

可是，中国的神话是由中国的文人写的，所以所谓才子佳人总有不少故事流传下来。红楼梦》里的老祖宗贾母，对这种才子佳人的故事大加批判挞伐，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况且，有钱有势人家的女孩，未必都是佳人，《红楼梦》里也写过，那些官宦人家的女孩，几乎个个都是团头团脸，分明没有什么美色可言。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18世纪流传到欧洲，当时似乎也有一定的影响。可是这个故事在中国也有不同的版本。虽然《史记》中写的跟真的似的，但在其他史书里，这个故事未必都是同一个情节。其内在的情节，之野蛮、之残酷，并非如今天戏曲中的故事那样委婉，那样歌颂所谓忠义，几乎完全是凶残的仇杀与报复。这或许更像真实的历史。可是这样的历史，或许西方人反而更容易理解。

虽然文化上的交流沟通不那么容易，但似乎也有必要一直要做下去。不做这样的交流和沟通，存在的问题会更多。有了这样的交流和沟通，虽然未必真的能够彻底地相互理解，但是先有个初步的交流和理解总是有必要的。

有了这样初步的沟通和交流，至少能够减少更多的猜忌与误解。虽然不会完全解除这样的猜忌和误解，但能够减少一些比完全没有减少要好一些。而且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各个领域里的交流与沟通，至少会给人们一定的初步的印象，这类印象往往是比较友好的、善意的，是有利于人们进一步交流的。

当然，情况也不是绝对的。善意的印象并不一定能杜绝误解与冲突。所以更多的了解、沟通仍然是必要的。同时，更需要在共同利益的促进下，化解更多的矛盾与对立。这或许更为重要。但无论怎样，双方对另一方文化方面的了解与交流从来都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