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教学与科研相互关系的争论，其实并不那么简单。笼统地说，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教学自然应该放在第一位，特别是本科教学，那个位置是不能含糊的。只是多年来，为了提高大学的科研创新能力，人们想出很多新的考核指标，主要是要提高科研能力与科研水平。

这事要说起来，还要更早一些。过去，应该是指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大学里的人们也有在做科研的，这分几种情况：大学里的科研机构，一般教学任务不多，所以能够投放更多的精力到科研。这种科研也分不同的情况，有些做基础研究的，不一定要争取什么基金课题，弄到一点材料，小得溜的也能做一点。而且那时的情况是，有点钱，就做一点，没有钱，就停一会儿，没有硬指标；有的是给国家做项目的，国家给投钱，是硬任务，必须赶点完成。其他项目的情况，有些与科研有关，更多的是与技术与应用有关，不好一概而论。

在那个时候，大学的老师们都是以讲课为主，科研是顺手干的事，有就干，没有就不干。喜欢的人就干，不喜欢的人就不干。当然，由于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安于现状，没有做科研，教学上也不突出。大家彼此彼此，共同在混日子。学校觉得总这么下去不行，教学水平也不能提高，于是就提出一系列新的考核指标，评职称的标准，把科研的内容加了进来，目的就是要推动老师们做点事情，既能提高教学水平，也能提高科研水平。这种考核的一个标志就是要看教师有没有项目经费。

这个考核的转向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的确有某种激励和导向的作用。但是架不住什么时候都容易出现矫枉过正。把科研重视起来了，就一下子拿科研压了教学。那年头，搞科研的吃香喝辣，搞教学的灰头土脸。收入上也极端的不均衡。很多搞教学的心里就既不平衡也不踏实。有能耐的就干别的去了，没能耐的就干忍着，穷耗着，混日子。在这种情况下，大学里的教学水平出现严重滑坡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大学里的教学单位，情况也有区别。讲基础课的，要做科研就有点难度，而且即使做了科研，这样的科研与教学能有多大的关系，也不好说。讲专业课的，自然需要做研究。即使你做的题目很专，很窄，如果有进展，对于讲课，照样有好处。有个老师，讲金属材料的，他身上的课题任务很重，但他仍然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就是这样普通的专业基础课，讲着讲着，发现有些问题过去一直没弄清。所以他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结果搞出成果来，不但在概念上取得了理论的进展，而且更有广泛的实用价值，这个老师由此得出，讲课的同时必须要搞科研。

那些基础课老师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前些年，复旦大学一位是讲物理学还是讲电子学的陆老师，英年早逝。他的课讲得非常好，学生们都一致认为他的课好。可是直到他去世，仍然是个讲师。因为他没有科研成果。这里的情况应该也比较复杂，没有人专门去了解他、研究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科研成果。或者严格说来，我们只能说没有看到他发表的论文，但不能断定他没有做任何研究。我们在这里只能做些推测。第一种推测，他为了讲好课，备课非常辛苦，每一次课他都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且讲过一轮之后，再讲下一轮的时候，发现上一轮还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下一轮并不简单地重复上一轮的讲法，他还要下功夫要把课讲得更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还有时间去写论文？第二种推测，讲课对他是很大的享受，写论文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让他感觉疲于奔命，他不想这么干，只觉得一心把课讲好就是很舒服的一件事了。第三种推测，他觉得现有的课程内容需要思考的东西很多。现有的课程相对成熟，要挖掘出新的东西不那么容易，思考是必须的，思考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思考有利于教学。在这位陆老师看来，这种对基础的思考和对教学的研究更让他得心应手。第四种推测，这是位能够淡定的高人。他知道要升职评级都要有科研成果，而他对此不感兴趣。他就希望能把课讲好就不错了。一个人怎么能什么都想要？人生在世，能做好一件事就很不容易了。

讲基础课的老师，情况也很复杂。讲高等数学或数学分析的老师，对课程本身要想再做对教学内容上的研究和挖掘，实在是太难了，非一般人能做到。更多的是在教材教法上进行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在大学里往往并不认为是在做科学研究。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教学研究也是研究，教学研究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对于大学来说，其意义比某些科学研究还要更加重大。因为那更有利于对人的培养，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

讲外语公共课的老师，也不太容易做学术方面的研究。现在咱们国内的外语系，设置的专业多为语言与文学类。你让外语老师去研究语言学？估计不太现实，做语言学离不开田野调查，那外语老师能专门去国外搞研究搞调查去吗？做不了语言学的研究，那就做文学类研究，估计那是一件耗时耗力的事，毕竟外语不是母语，外国文学作品让中国人读起来，怎么读都有隔靴搔痒之感，毕竟咱们没有那种文化氛围，没有那种文化体验。教外语的，能做的还是教学教法的研究。

讲马列课的老师，所能做的研究比起高等数学老师和外语老师来，或许还能有更大一点的空间。因为这门课，涉及的领域很宽，其中很多概念都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所以要讲好课，概念问题非常重要。老师们在这方面做研究是大有可为的。只是有一些讲马列课的老师，不知为什么，总想转到一些外围来做研究。比如弄点生态学，弄点女性主义的题目来做。不是说这些东西不能做，不是说这些东西做起来没有意义，但这东西毕竟跟你教学的课程本身联系不是太大。花那么多时间做这些，会对教学有多大的补益？估计做这类研究的人，本身对马列主义就没有太大的兴趣，让他做这方面的研究，他也做不下去。这种状态对这样的人无疑很痛苦，可是为什么他不想着干点别的，干吗非得在这个行当里遭罪呢？完全是为了混饭吃吗？让人想不大明白。

   目前类似清华所做的“非升即走” 做法，还是比较粗糙的，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一项改革的措施，政策性很强，如果做得很不细腻，那这项改革就很难成功，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简单地否定这种改革，或者简单地肯定这种改革，都难免有点轻率。希望这项改革在实践中不断修改，使之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