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文革期间，国家体委也没什么事干，既不参加国际比赛，也不组织国内比赛。比如，1967年第2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1969年第3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都没有参加，耽误了一大批优秀的运动员。国内运动会只有文革前的1965年第二次全国运动会，而第一届是在1959年。文革中，大家都在忙着搞运动，国务院也焦头烂额，肯定没有人提出要搞什么全运会。而且体委主任是贺龙，那时候国家体委还在批判贺龙执行的什么修正主义路线，主持工作的荣高棠也给靠边站了。所以国家体委基本就是群龙无首。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国内战备动员十分繁忙。中央把很多老干部疏散到外地，国家体委也把各个运动队都解散了，把运动员下放到各个企业。至于将来这些人怎么办，没人知道，也没人去想，走到哪儿说哪儿呗。结果我们厂就来了三个运动员。一个是国家田径队的殷家珍，她是搞跳远的，更主要的是，她是乒乓球著名运动员张燮林的夫人。在此之前，我见过相关报道，所以知道这个人。但也知道她在跳远成绩上也没有多突出。张夫人被分到厂里的设备科，其实就是负责全厂设备维修的机加工车间，在那儿开车床。她个子挺高，眼睛挺大，那时候也得有三十多岁了。

还有一个是国家跳伞队的赫建华，也是位女同志。她可不得了，打破过世界纪录。那时候，中国还不是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国，很多比赛没法参加。但在打破纪录方面，不管国际上是不是认可，反正咱们自己认可，比如穆祥雄打破的蛙泳世界纪录，陈镜开打破的举重世界纪录，郑凤荣打破的女子跳高纪录，那时都是很提气的事。赫建华分到我们一车间，可是具体她干什么工种，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们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也是位女同志，特别喜欢赫建华，好像总让她帮忙干点党务方面的工作。赫建华也很活跃，那时也大约三十多岁。

唯一的一个男运动员是国家排球二队的崔铭华。国家排球队，当时我们也知道几个著名的运动员，如袁伟民、祝家铭、马立克等。只是从来没听说过老崔的名字。他个子很高，也很瘦。他给我们很深印象的是特别喜欢抽烟。他抽的烟没有次烟，都是好烟，但是身体也看不去不太好。他说他是二队的，不如一队的有名，但一队的运动员他都特别熟。他说他得过肺结核。我心想，得过肺结核还不忘了抽烟，这胆可是不小。他有时也抽烟斗，烟斗丝是光明牌的。我们过去没见过。老崔就宣传烟斗丝的好处，说它味道香。我们闻了闻，确实有一股香料的味道，只是闻了后，感觉头有点晕，不太舒服。这种烟丝就是闻着香，抽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味道。但是在此之后，我们都买过几次。只是我们不太用烟斗来抽，而是用来卷大炮。老崔还说，当年他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他的老婆就是在他住院时在医院里结识的护士。当时我们没有什么敏感，不懂得这里其实很有一段浪漫故事，也许有的人比较灵，能猜想得到，但在那个年月，就是猜到也不好意思去问他。

老崔身体弱，干活不太行，反正我们也不跟他比干活。他跟我们有时一起挖土方，拿把锹戳在那儿，半天也挖不了一锹，我们也不管。就听他一个人白话，还觉得干活有人砍大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聊过一段，我们就问东问西，他就尽量回答我们的问题，然后引出新的话题，就接茬儿往下聊。

大约73年、74年后，这些运动员就陆陆续续都回体委了。最先走的是殷家珍。那还是她老公张燮林使的力气。他来我们厂，找厂领导谈，希望放走殷家珍。因为他们家住体委光明楼那边，我们厂在菜户营。这从北京市的东头到西头，骑车也得一个多小时。如果坐公交车，就更没准了。一般在北京，坐公交车都没有骑自行车快。除非是几十公里以上的路程，那汽车比自行车要快。我们一听张燮林来了，车间里的活儿也不干了，就跑到设备科去看他。毕竟。人家是乒乓球男子双打世界冠军，这个风采总是要览一下的。我们跑到设备科办公室，屋子里都坐满了人，就听张燮林一个人在那儿神砍。他当时说了些什么，我什么印象也没有。其实当时也没打算听他说些什么，就看着他坐在那神说海说一通。看了约十分钟，觉得差不多了，活儿还是得回去干。知道张燮林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也就行了。咱们那会儿算不算追星族，也不好说，反正是个名人呗，那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应该的。

老崔和赫建华是什么时候走的，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好像是突然有一天，他们就都不再来厂里上班了。只是过了很久，才突然意识到看不见他们了，跟别的人一打听，说他们早都回体委了。

体委流行一种很奇怪的语言，不管是哪儿的人，一到体委，口音就都很快统一起来，他们说的既不是北京话，也不是标准的普通话，而是带有江浙一带口音的普通话。哪怕是东北人，山东人，到了体委后，没过几年，嘴里都是这种南方味的普通话，听起来也很有意思。比如，普通话说“你知道吗”，体委味的口音就会说成“你滋道吗”，说得再快点就成了“你滋傲吗”。老崔是山东人，可是他就说着这种南方味的普通话。不知道现在体委那边的人是不是还这么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