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高校还是很重视教学的，特别是院系调整后的50年代，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展开，国家对各方面人才都有极大的需求，所以高校从培养人才角度出现，对教学非常重视。很多从国外回来的老教授，本来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已经取得了相当了得的成就，但是为了国家培养人才的需要，他们大多放下自己的研究课题，一心一意专门进行教学以及与教学有关的研究。在那个时候，对教学的每个环节都非常认真，抠得非常细。比如，一个助教，并不能立刻上讲台讲课，他需要先做学生的辅导。这要先听主讲教师讲课，跟着学生随堂听课，要帮助主讲教师批改学生作业，要跟着上实验课，要在固定的时间安排给学生答疑。主讲教师出的试题，助教要先做一遍，做出标准答案，或者是参考性的答案。这样的工作要持续几轮之后，才有资格上讲台讲课。

青年教师们在获得上讲台的资格之后，并不可以对教学有任何松懈。他们要查阅大量参考书目和资料，要积累很多教学资料，他们在备课时要做得非常充分，才不至于在讲台上战战兢兢，才不至于无法应对学生所提的问题。当然，那时的学生也很用功，毕竟在全国范围内，高中生本来就不多，能上大学的就更少了。那时的大学生真是精英中的精英，所以教师们不可能轻易就能糊弄过去。

那个时代的教师，由于必须要全部精力都放在教学上，所以所谓科研、写文章，这对身在教学一线的教师来说，基本都是很奢侈的。只有那些教研室下面的一些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没有诸多繁忙的教学任务，才有时间和能力进行科学研究。在那个时候，全国高校都不可能在科研上投入过多的时间、人员、财力与精力。应该说，高校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文革之前。

文革结束后，1977年恢复了高考。这段时间的高校中的教师，除了少数个别的以外，多数都面临着知识老化、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式古板等问题。当时高校在面临这些问题时，就考虑过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那么当时的一个思路就是认为，教师应该积极从事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以科研促进教学。在那段时间，科研是教学的助推器而不是高校的主要任务。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内外高等教育的交流，我们发现我们与国外高等教育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国外，特别是西方，高校承担着很多先进领域的科学研究任务。于是我们也开始赋予高校同类的使命。另外，我们在高校中，有些教师也只满足于一般教学任务的完成，对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水平没有太大的兴趣。学生对这样的教学效果普遍不满意。学校也对部分教师没有积极改变这种状态很不满意，特别是高校普遍认为，这种状态使得高校的师资效率过于低下，必须要从根本上来加以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开始把重心从教学倾斜到科研。如果从高校最初的考虑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妥。学校希望通过对教师在科研方面的要求，敦促教师们都积极起来，不能只满足于课堂上的照本宣科。要能给学生更多更新的东西，教师必须要有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且最好能有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此，学校的一些相关的考核制度和考核标准也开始向科研倾斜。比如，你要申报正教授职称，你必须手里要有研究课题，最后是纵向基金类的课题，没有纵向的，横向的也可以，反正总比没有强。这就是说，如果你只搞教学，没有科研课题的硬指标，那么你的教学再出色，也没有资格申报正教授。因为你连基本的门槛值都没有过。

结果问题就愈演愈烈。在这种思维的惯性作用下，原来想到的，以科研促教学的思路已经渐渐退出去了。教学越来越成为次要的东西。以至于教师们一门心思就是奔课题、奔项目、奔钱。学校指挥棒的朝向也转不回来了。事情弄得越来越偏差，人人都有意见，人人都无可奈何。

浙大这次给两位教授颁发了百万元奖金，固然有调整原有指挥棒朝向的思路，但只是这样简单的颁奖能解决多少问题，现在还不得而知。其实，现在已经有不少高校已经醒悟到教学特别是本科教学的重要性。但是主要的考核体制与指标体系如果没有大的调整，只是一些局部的动作，恐怕也难以从根本上来改变。

高校究竟应该是以教学为主还是以科研为主，这其实就没有一个简单的标准答案。美国有研究为主的大学，也有教学为主的大学。我们国家也开始提出这样的划分。这种划分到底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有效，现在要给出结论还为时过早。在我看来，所谓研究型大学，不过是从事专门研究的教职工比例要高一些而已。那些所谓以教学为主的高校，也不能缺少必要的科学研究或学术研究。但是对教学这一块高校的根本使命的态度上，所谓以研究为主的大学与所谓以教学为主的大学之间应该不存在什么多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