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中国青年报》中微言快语栏目有这样一段话：均贫富一直是革命者口号，他们没想到均贫富必须以集权暴政为前提。一个均贫富的社会必然是暴政欺压私权利、没有正义、充满怨恨的社会，因为上帝给人的能力不同，能者的权利和私产必然靠暴力侵犯压迫，否则不可能均贫富。能者的该得、私产和权利被暴政剥夺，就是不正义，是对能者的侵犯。还追求均贫富？

不知道说这段微博作者的根据是什么？人类社会发展迄今，从来没有出现过均贫富的社会。所谓均贫富必须以集权暴政为前提，这句话的依据是什么？我看了半天，感觉这只是微博作者的想象或者揣测。或者说，微博作者自己先找出一个逻辑起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演绎出自己的结论来。如果说，均贫富必须以集权暴政为前提，那么现在贫富不均的社会就不存在集权暴政了吗？哪个贫富不均的社会不是集权暴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就不是集权暴政了吗？开什么玩笑？

我想起一段历史，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中国农村曾经进行过的最大范围最广泛的土地改革运动。按照前面这位说话人的观点，这显然是一场均贫富的运动，显然是以集权暴政为前提，显然是侵犯了私权利。但是这里就没有正义吗？这里就充满怨恨吗？问题在这里，对哪部分人是不正义的，对于哪部分人又是正义的？哪些人会有怨恨，哪些人并不会有怨恨？这恐怕不能一概而论。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经济崩溃，农村中很多农民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生产力已经遭到极大的阻碍。说这个时期的旧中国是一个失败国家，是丝毫不过分的。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同中国的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相互勾结，疯狂地剥夺中国人民，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才出现这样的悲惨局面。要想让中国摆脱这样的局面，必须要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解放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于是，要解放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土地改革就是不可避免的。没有无地农民获得土地，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就不可能得到解放。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通过土地改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获得极大的鼓舞。这对后来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都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另外，土地改革并不是所谓绝对的均贫富。这不过是实现了孙中山早年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至少，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似乎没有除了土改之外的什么均贫富行为了。

如果硬要再找一个均贫富的历史事件，那可能就算是公私合营了。对这段历史，也有不少人颇有微词。严格说来，公私合营是中国推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一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少数行为有不当之处，但是从总体上看，公私合营对中国社会工业化的进程还是正面意义更多一些。在公私合营之前，不少私营企业经营困难。主要是因为当时从银行贷款有较大的困难，而且国家整体上也有困难，没有更多的资金向诸多的私营企业放贷。通过公私合营，这个问题就能得到较大的缓解。公私合营，并不是严格地剥夺资本家，而是用赎买的方式与私营企业家共同经营企业。私营企业出让一部分股份，国家则把这部分私营企业纳入国家生产计划，统筹安排，综合经营。严格说来，公私合营也说不上是均贫富，因为资本家那时还有定息的收入，这部分收入也比工人的工资高得多。

近十多年来，公民之间在收入上出现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状态。这不仅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而且对社会生产的负面作用也在不断加大。过去有人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在实际做法上，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公平方面的问题，这才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状况。这种状况，导致人民群众很大的不满，已经造成社会较大的裂痕。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也会影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知道这位微博作者，是不是把这种缩小贫富差距的做法也看成是“均贫富”。如果他是这样看的话，无疑他是大错特错了。

这段微博作者的这种观点，片面夸大了讲究公平做法上可能出现的偏差或者不利的方面。也许这些偏差与不利有可能存在，但是对于讲究公平的更大的正面意义，则是瑕不掩瑜。社会的发展，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是这个代价是由多数人来付出，还是由少数人来付出。有些情况，是需要多数人付出的。但是，不能总是由多数人来付出。如果多数人的付出却不能给多数人带来好处，而且对社会的发展不能起到积极的意义，那么就不能再继续让多数人付出了。该让少数人付出而能给多数人及整个社会带来好处的，那么少数人的付出就是必须的了。尽管这少数人有自己的“私权利”，或者他们是所谓“能人”。但是当社会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必须“侵犯”他们的时候，这种“侵犯”就是正义的。例如，高额累进税和遗产税不就是这样的“侵犯”吗？

送上一首郭兰英唱的歌剧《刘胡兰》里的选曲。

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w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