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有一篇介绍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John Gurdon的文章,题目是《全班倒数第一得了诺贝尔奖》。文章写道:在面对镜头的时候,这位79岁的老人却把一张中学成绩报告单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在这张已经发黄的纸片上可以看到,63年前,这位生物学最高奖项的得主在生物课上排名全班倒数第一,并且被授课老师评价为“非常愚蠢”。评语的头两句是:It has been a disastrous half. His work has been far from
satisfactory.
那是1949年的夏季学期,550分的满分,格登只得到231分,相当于百分制里的42分。而他的名次,在全班18名学生中,排名倒数第一。这样一个学生,在老师的眼里,肯定是相当差的。而且他的这位老师断言,格登不可能在科学领域里取得成功。
后来,格登把他的老师的这张评语十分小心地保留了下来,并且成为他坚持努力的动力。这里不是要讨论励志的问题,而是想讨论作为老师,如何看待一个所谓“差生”的问题。
在这张评语中,他的老师写道,格登想成为一个科学家,但是他不想听从任何人的话,总是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工作。所以,这个所谓“差生”,并不是不喜欢学习的那种类型的“差生”,只是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且别人也不太能够说服他。
我们有些老师,只要看到学生不喜欢自己讲的这门课,或者学生在这门课的成绩不太理想,就比较容易下一个他学不好这门课,或者不想学这门课的结论,从而对这个学生产生某种厌烦和疏远。至少从格登的情况来看,这样的结论是很容易带有片面性的。
学生作为一个人的整体,其多样性是复杂的。而我们有些当老师的,对此并不真的了解。这些老师只愿意喜欢那些所谓听话的,成绩好的学生。对于其他有个性,甚至与老师意见不合乃至顶撞老师的学生,都不会喜欢,以至会生出偏见。这样的老师,对于教育学生多少是有些问题的。而学生面对这样的老师,也很容易产生沮丧,乃至失去信心。
格登的神经是坚强的,他并没有被这样的老师评语所击倒,并且把它作为激励自己的动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像格登一样做得到。当然,要不怎么格登得了诺贝尔奖呢,他必定有不同于他人的过人之处。
对于学生的教育,不可能把目标设定为把他们都培养成诺贝尔奖的得主,最起码的是把他们培养成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们有些当老师的,恰恰不太明白这个最起码的目标。他们面对所谓“差生”,极尽挖苦、贬损之能事,甚至以此为乐,这是很不应该的。
即使面对那些不喜读书的所谓“差生”,做老师的,也不应该放弃他们。他们不喜读书,不等于他们身上就没有别的优点和特质。而且,所谓不喜读书,不过是学习成绩不是太理想,而且不愿意遵守老师的要求去做而已。也许他们有他们自己读书的兴趣和方式,而不愿意接受老师们硬要强加给他们身上的那种方式。
即使是那种最顽劣的孩子,做老师的也不应该对他们贬损与歧视。顽劣只是孩子的某种天性表现,并不是他们致命的弱点。也许他们将来得不到什么诺贝尔奖,甚至也做不成所谓社会地位显赫的工作。但是,只要他们能成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他就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
其实,格登的这张评语只不过是对他生物学课表现的评语,并不是对他作为学生的综合评语。另忘了,他读的是伊顿公学,这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学校。这倒不是说,只有出身名校的人才能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他的教育背景绝对是与那些普通平民孩子的教育背景是不一样的。这种优势且不说是否公平,但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当年都是倒数第一的成绩,更不是所有成绩倒数第一的都能得到诺贝尔奖。这不过是一个偶然。如果说,偶然中有必然的话,那就是格登一直坚持自己研究科学的理想,而不为任何他人的冷言冷语所动,也不被自己当年不理想的成绩所动。而且他还能把这些冷言冷语和不理想的成绩作为激励自己的动力,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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