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父亲因病住院，住了一个多月，但病情总不好转。父亲突然提出自己在身后要将遗体捐献。他自己写了几行字，前面的没有记住，但最后一句是：遗体任抛荒郊。看到这几个字，心里很费琢磨，为什么要任抛荒郊？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父亲写下这几个字？父亲一直到最后也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只是在问过医院后，医院说，遗体捐献要做公证，父亲就催着三弟赶快去做公证。三弟对这事也有点犹豫，可是在父亲的催促下，也不得不去。公证处的公证员来了，说要我们弟兄几个都要签字才行。当时，我们有个弟弟不在父亲身边，而在外地，公证员说必须要让这个弟弟寄来相关的意见，才可以办理相关的公证。这个弟弟很快就相关的文件寄来了。公证书就算基本顺利地办完了。

父亲走后，他的遗体如愿损给了医院所属的医学院。没过多久，母亲也提出在身后也要捐献遗体。这次三弟无论如何不想管这事。母亲怎么说也没用。于是母亲就想到找我来办这件事。三弟跟我说的时候，眼光有点闪烁，我原来不太明白，后来似乎猜到了，原因三弟是怕落埋怨。因为有个弟妹不太同意老人这种做法，在父亲提出捐献遗体的时候，这个弟妹就不太同意。据说，她不太同意的理由是，如果老人没有能够入土为安，那对于子孙后代会有不利。我虽然并不信这一套，可是那个弟妹的说法对三弟是有压力的，所以三弟有点犹豫也是可以理解的。

女儿上大学时，有一次跟同学一次找个人玩算命。那个算命的人都说别人家的祖坟如何如何。到了我女儿这儿，这位看了看，只说了一句，你们家没祖坟。这话真是一点不假。至少就我们这一支脉来说，确实没有祖坟。祖父很早死在桂林，至今已经找不到当年的坟茔。祖母在北京去世，她老人家的骨灰在老山骨灰堂存了十五年，最后是在文革中，大约是1974年，就在老山附近，找个地方，做的是平地深葬。那次是好多丧家都是这样做的。大约几十个丧家，从骨灰堂把骨灰取出来，抱着骨灰盒一起走到离骨灰堂不太远的一处略平一点的地方，那里已经挖好了一个三米多深，半米多宽的深沟。进行深葬的工人把丧家手里的骨灰盒一个一个放到沟里码放整齐，最后填土将深沟填平。上面不留任何标记，更不用说墓碑了。祖父祖母的上一代葬在什么地方，父亲也从来没有说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也弄不太清楚了。反正我们家没有祖坟这件事是真的。

母亲找到我来办这样的事。我不可能推托，因为我是支持这样做的。其实，对于我自己将来的身后事，我也早就想好了，希望能将遗体捐献。有一年，我们有个同事去世，在去八宝山遗体告别时，我对同去的其他同事就说过，将来我要死了，任凭剥皮、割肉、抽筋、剔骨。我说得没遮拦，旁人听了觉得有点瘆得慌。我其实在身后，很想跟李敖想做的一样，将自己的骨骼做成标本，放在医学院里，吊在铁架上，晃里晃荡，挺有意思。但是只是不知道能不能如愿。

后来，我找到母亲住处附近的一家公证处，人家一听说要做遗体捐献公证，多少有点惊奇，因为做这种公证的实在是不太多。不过，公证处说，因为老人家年纪大了，他们愿意到家里来做这个公证，而且这种公证是免费的。到了约好的那一天，公证员来到母亲那里，问了几个问题，签了几个字，事情就算办妥了。母亲心里也算了了一桩心愿。

那个不同意母亲做遗体捐献公证的弟妹，其实也是好意。她希望老人身后能够入土为安，毕竟今天愿意捐献遗体的不太多。我不知道母亲到底怎么想的，她也没有告诉我。作为我来说，我反正很不喜欢待在那个到处都是惨白色的墓碑林立的环境里。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要离开的，那么最后的方式就是与大自然合为一体。而中国式的那种墓地看不出天人合一的形态，却总有一股硬要赖在这个世界上还要继续享福的劲头。

我既不懂佛学，也不信佛教，但是佛学中的有些思想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至少在对待生死上，佛学中关于生死的豁达态度是很有意义的，是值得借鉴的。人类没有必要把生死看得那么重，虽然我们应该珍惜生命，但是在对待生死问题上，理性上告诉我们这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么在感性上，我们为什么就硬不愿意接受、拼命去抗拒呢？这倒不是说应该让所有的人在身后都要捐献遗体，但是，至少我们没有必要把身后的某些形式看得那么重要，因为它实在没有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