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和抗战期间，对中国每个家庭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尽管这样的影响程度不同，大小不同，但是没有一家是不受到影响的。

过去，父亲很少对我们说起抗战期间我们家里的一些情况。2004年，他生病住院，我们轮流看护。等他精神好一点的时候，也断断续续地跟我们提起一些当年的情况。

日本侵华是从卢沟桥开始的，但是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又起始于“八一三”。父亲说，本来我们家在安徽，离上海江苏还有点距离。可是有一天，日本飞机轰炸芜湖，安徽的老百姓一下子就慌了神。祖父祖母就带着父亲与姑母开始逃难，当年他们称为“跑反”。当他们跑到阜阳时，形势稍微稳定了一点，他们也就暂时没有继续跑。父亲还是很想念书的，到了阜阳，父亲找到当地一位中学校长，向他表达了想继续求学的愿望。那位校长还真是不错，不仅收留了父亲继续读书，而且还让他在学校吃一顿免费的午餐。直到后来，父亲都一直非常感念这位中学校长。

在阜阳的安稳日子并没有过多久，日本飞机又开始到处轰炸了。父亲一家就从阜阳向武汉方向逃难。到了武汉，又稍微稳定了一点。这时，父亲说，国军各部队以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都在招人招兵。父亲一腔热血要抗日，也想报名从军，但无奈在武汉时，突然患病，几天都爬不起来。后来日本攻打武汉的形势十分紧张，武汉也呆不住了。父亲也就没有当成兵。父亲一家又从武汉向湖南方向跑。到了湖南，这算稳定的时间长了一点。

这时，母亲一家也到了湖南。父亲与母亲两家本来也是远房的亲戚，父母小的时候两家就有走动。到了湖南之后，安徽籍的一些人决定要为从安徽到湖南来的青年学子办一所中学，这里我就不太清楚了，到底是安徽籍的人想办，还是国民政府的意见要办，反正最后为安徽籍的子弟办了一所国立第八中学。后来父母他们那一代人一直就说八中八中什么的。姑母与母亲在一个班，而且住在一个宿舍。母亲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父，也上了八中，父亲自然也在八中读书。

若干年后，这些当年八中的校友还搞了几次聚会活动，但父母都没有参加，只是捐过钱。这帮校友也有意思，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把朱容基和他的夫人劳安也算作八中的校友。他们都是湖南人吧。要是读过八中，也是后来的事了。反正这事难辨真假。

在湖南读书的日子十分艰苦。早上学生洗漱都在溪边，冬天也只能用冷水。其他衣食都很节俭。所以父母他们那一代人，生活一直都非常节俭。那种节俭的程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比如吃饭绝对不允许把饭粒掉在桌上，如果掉了，一定要捡起来吃掉。我的岳父岳母家就不这样，如果掉了饭粒，就说，算了，不要了，太脏，吃了不卫生之类。可是父母他们肯定不会这样说。其实，他们的工资在当时都不低了。五六十年代，父亲每月工资一百二十多元，母亲也有八十多元，这在当时的六口之家是相当不错的了。但是他们仍然非常节俭。父母的衣服都是有补丁的。我们就更不必说。我们从来就没有收过压岁钱，也极少给什么零花钱。买什么东西，跟家长要钱，买回来后要报账，找回来的钱一家要交回去，绝不允许自己收起来。母亲过去用牙膏，都要把牙膏皮挤得再也挤不出来了才丢掉。后来牙膏改成塑料包装，不太容易挤干净。母亲就用剪刀把已经挤不动的牙膏皮剪开，用牙刷在里面抹，一直到再也抹不到了为止。

1969年，中苏对抗形势非常紧张。父亲还专门对我说，如果发生战争，也需要逃难或者跑反，或者撤退，不要带上整个的被子，要把被套撤出来，只带被里和被面就行了。因为如果都带上，会很重。而棉花哪里都能找到，所以为了轻装，就带被里和被面。当时听了这种说法，心里也很惊异，心想会有这么严重吗？现在想来，这恐怕也是抗战时期他们那一代人的经验吧。

后来父亲与姑母先后上了大学，都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助学贷款所资助。据说，当年提出发放助学贷款的一个思路就是实际上并不指望学生会偿还，只是当时不能这样明说而已。这事现在也难辨真假。

父亲与姑母上学，母亲参加工作，都是在大后方。父亲在重庆，姑母在贵阳。母亲也在贵阳。祖父和祖母在桂林。当时，父亲与母亲还没有什么关系，只是都认识罢了，毕竟是亲戚嘛。抗战胜利后，祖母回到了安徽老家，祖父一个人还在桂林，父亲大学毕业，工作在重庆，姑母继续读书，所以一家仍然没有能团聚。1946年，祖父突然在桂林去世，时年不到五十岁。他去世时，身边没有家人。父亲专门从重庆赶到桂林，等赶到时，人已经下葬了。祖母也想从安徽赶去桂林，但被父亲劝阻住了。路远天热，祖母身体也不太好，实在没有办法跑那么远的路。

父亲一家在抗战时虽然受了些罪，但比起那些参加抗战流血牺牲的将士们，比起那些在沦陷区遭到侵略者屠杀和残害的人民来说，已经算是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