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在《文化自信的历史经验与责任》的演讲中提到了以下一些看法。他说，有一种糊涂观点认为，既然传统文化这么好，那么，正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命与改革开放、引进各种外来观念，才把规规矩矩的传统文化搞乱了。有人甚至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相提并论。他认为，绝对不是革命搅乱了传统文化，而是文化危机、人心危机、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生存危机一道，激起了无法抵挡的新文化运动、人民革命，并发展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近现代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曲折道路、动荡不安，不是无事生非，不是自毁瑰宝，而是绝地求生、悲壮救亡，是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而从头收拾旧山河旧文化的趋势使然。

我比较赞同这个观点。如果再严格说起来，文化危机的源头是政治与经济的危机，以及社会危机。清朝康雍乾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就在不断地加剧。在嘉庆、道光之后，问题愈发严重。而在咸丰时期就已经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而且签订了比南京条约更为严重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在此之后，才开始出现了学习西方技艺的洋务运动，学习日本维新变法的戊戌变法，也有学习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的辛亥革命。传统文化在这些试探的方式下，没有取得任何有效的进展，因此也才导致当时国人中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疑惑。这才有鲁迅所提出的不能读中国书的意见。对有些国人来说，传统文化是好得不得了的东西，是万万不可丢弃的。可是对于另一部分国人来说，再宝贝的东西，如果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怎么还能把它当成宝贝呢？争论也就由此而生。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产生的环境与背景在晚清朝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种巨大改变的情况下，还用原来的那些文化的因素来解决新发生的各种问题，显然是靠不住的。这才有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不得不转向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面临危亡的实际问题。这是被逼上梁山的办法。

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人们仍然不断地在探讨与思考传统文化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好东西是不舍得扔掉的。这是人之常情。但好东西不能带来负面的结果，要不然，这东西到底还有什么好？蒋介石用中国的仁义礼智信来作为他的新生活运动的文化基石，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是中国社会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任何在文化上的良好用意都不可能得到预想的结果。所以新生活运动的效果是有限的。

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如何发挥效用，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课题。简单地套用肯定不行，单纯地让孩子读经大约效果也是有限的。这需要一个加工处理的艰难过程。如果不结合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把传统经典直接地搬过来，那完全可能就变成了食古不化，而做成了夹生饭。

文革中的做法可以说是一个特例。因为文革中所涉及的极“左”思潮，是否定一切传统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这种极端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那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凡是过去的旧有的东西，都是过时的，都是应该否定的。这并不是辩证法，而是脱离现实、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思维。现在应该说，大多数人们不会再持有当时那种极端的看法了。当然，从文革当年的浩劫中再要恢复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这一复兴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它应该包括新社会环境中的新思维，要解决新的问题，要提供新的成果。

准确地说，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了解其实还有很大的差距。浩繁的经典古籍，我们到底了解了多少，掌握了多少，分析了多少？这些都还是不小的问题。在远远都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说要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因子，这恐怕多少还是一些空话。

传统文化中的珍宝很多，而我们真正已经认识到的却还是很少。我们曾经以为是珍宝的，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糟粕。而我们原来未曾注意过的，其实其中确实存在很多珍宝。所以，我们的辨别与解析的过程还是很艰难的。不过，这也没必要着急。我们需要花费不少的人力与时间来做这项伟大的工程。只要我们现在坚持在做，我们肯定会挖掘出更多的珍宝。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之后，我们确实需要分散一部分精力用在文化工作上，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处理上。这项工作是伟大的，也是浩繁的，是艰苦的，也是光荣的。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肯定是在真正地了解和掌握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有气魄公开地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