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双一流”是要做强而不是求大求全

1977年，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党中央英明决策，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从那时候起，我国教育事业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近四十年来，我们的高等学校无论从教育规模还是教学质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国的高等学校毛入学率从80年代初的2%左右，提高到2015年的40.0%，增长了20倍之多。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高等教育大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但是，我们的教育体系现在仍然还是大而不强，至少是不够强。我们的人才质量不够高，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总的看来还不很高、创新能力不够强。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还远远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改革开放。与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改革相类似，我们的教育改革也进入一个深水区。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提出建“双一流”的改革措施，我认为是非常英明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自此以来，一年多时间过去了。是不是我们都弄清楚了建“双一流”的重大意义呢？我看并不见得。

我认为，高等教育建“双一流”，应当与经济建设搞供给侧改革有相类似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要以更优质的教育来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需要的是“做强”教育事业。高等学校的最基本任务就是两项，一个是培养优秀的人才，另一个是出优质的研究成果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以及技术、工艺成果等等。所谓做强，就是要优化学科结构，正确判断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改进学科组织模式，以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产出世界一流成果。

要真正认识做强的重要性，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我们的评价体系。如今我们的评价体系，评价一个学校，很多人特别是很多领导干部都还是只认识排行榜。而现在的大学排行榜实际上是重体量轻质量的，大而全最合算，相反，体量小学科门类少的学校便吃了亏。随便举一个例子，中国科技大学是一所高质量而较小体量的大学，在很多大学排行榜上，便被排到了很多大而全的学校后面，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不了解教育领域情况的人、特别是干部，他便容易受这种排行榜的错误引导。由于这种大学排行榜绑架了我们的高等教育，很多大学也只有继续搞大而全，搞更大更全，以得到社会的“好”的评价。这个问题比起对于不能正确评价某个个人和某个科技成果，存在更大得多的社会危害性。

为了更好地建双一流，必须解决这个对学校和学科的评价问题。不同学科、不同种类的学校需要有不同的评价方式。评价问题不很好地解决，很难真正地建好“双一流”。

要建好“双一流”，就不能全国这么多学校都去做“纯学术研究”。发表论文是做纯学术研究最后展示研究成果的方式。而做应用研究、做工艺研究、做普及推广等都应当有各自的展示成果以及评价成果水平的正确方式。只有分别情况具体对待，才能够使得我们的应用研究、工艺研究、普及推广等学科水平也能够逐步赶上世界一流的水平。也就是说，建世界一流不但是北大、清华、科大、人大们的任务，也是所有学科、所有学校包括职业技术学院在内的大事（我们当然非常需要世界第一流的技术工人）。而把自己所在的领域做强，做到世界的前沿去，这才是教育工作者建设“双一流”最重要的任务。

建设“双一流”，就是要继续发展优势专业、加强社会发展所需的专业、要有自己的特色、要有创新，在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方面都要有创新。必要的时候，要适当调整专业结构，突出交叉融合和协调创新。也就是说，各学校要合理定位、办出特色、差别化发展，而不是大而全。

中央再三强调在经济建设方面搞好供给侧改革，要使得我们的各种经济部门能够有更好的生产方式、生产更适合于社会发展的产品。我学习的体会也是要做强，而不是进一步铺摊子。但是，我看不少地方干部似乎仍然是只着眼于与各地比较GDP，只顾本地的扩大城市规模，甚至提出“集中”可能的资源，支援他们搞大而全的城市经济。同样，一些高等学校干部也似乎并没有认真学习中央建“双一流”的指示精神，不仔细研究怎样调整专业方向，把教育做强、做到世界的一流，还仍然顺着自己的惯性，一心只是想把学校做得更大更全。他们就像与古人所说的“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即易妻”一样，有了几个钱，就知道广圈地、盖高楼、换大院。建“双一流”绝不是让各地再拿些钱出来去扩大教育规模，去搞大规模基建。我们真的应当好好学习中央重大决策的精神实质，真正做好经济和社会建设的供给侧改革和高等学校的“双一流”建设。

总之，建“双一流”是加快推进以优化结构、提升质量为基本目标的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应当是更加重“质”而不是重“量”，是要做“强”而不是继续做“大”。只有弄清楚了建“双一流”的意义，才能够真正做好建“双一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