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台阶

1978年秋冬季的某一天，刚开始上研究生的我，去导师邓从豪先生家谈事情。

如今年轻的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在办公室谈，而要到家里去谈事情？这是必须首先要说清楚的。由于文化革命的影响，那时候学校的房舍非常紧张，直到九十年代初，我们理论化学研究室六名教授副教授也才只有一间十几平米的办公室。大家平时的研究工作和备课都只能在系图书资料室和各自家里进行。邓老师找我谈工作自然只能在他家里谈。

第一次去邓老师家谈什么事情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是秋冬季，天黑得早，谈完事情已经天黑了。那时候文化革命结束时间不长，家属院的设备非常简陋，楼梯上不可能有如今这样的“声光控感应灯”，能够有拉线开关控制的电灯就很不错了。

谈完之后，他送我到门口，打开了门外的灯。他家住二楼，楼梯上的灯打开后，照到一层楼梯底下还有些光。他再三告诉我，楼梯走完，从一楼住户门口，还要下三级台阶，才能走到平地，出单元门，叮嘱我一定要注意。

他是我导师，快六十岁了，我才三十出头，他把我送到门口，开了楼梯口的灯，已经是尽了人们正常交往的礼节。而再三告诉下楼后的三级台阶，防止可能的意外，则体现了他对别人的关心。

如今我家楼下一层住户与单元门之间，也有三级台阶。我每天为了锻炼腿脚，一般情况下并不乘电梯而步行上下楼。每走过三级台阶，总是会想起当年邓老师对我的关心。

人生活在社会中，虽然说所有的人都一律平等，各人所从事的工作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但实际上社会地位仍然是有高有低的。一般地说，上级高于下级、教师高于学生、年长者高于年轻人。一个人对于他人的态度，特别是对比他社会地位较低者的态度，可以看出此人的道德修养。

邓老师是一位大学教授，后来又做了山东大学校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有非常好的道德修养。他对待一般工作人员、学生的态度都非常平等、和蔼，为他人着想。邓老师的道德修养之好，在山东大学的老人中是人所共知的。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他仍然关心着他人。那是1998年的1月，他去世的那天，虽然他身怀疾病，但是白天还在看书作研究，到晚上8点多钟开始大口大口的吐血，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到医院安顿下来，大约将近12点，他对我说你们回去吧，他不要紧了，有他儿子陪他就行了。因为学校出的车，他说你们一起回去，明天还要工作，汽车司机也要休息。但是过了不到两个小时，他就去世了。他对于我说的最后的话，还是那样平等待人，关心的是我们，关心的是开汽车的司机。

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关心他人，提醒别人避免可能的危险，这看起来只是一些极小的事情，但是这种平等待人、关心他人的有些品德应当是在常年生活中养成的，特别是从少年开始的学校和社会生活中养成的。

我们的很多前辈先生，都有很好地道德风尚。他们待人有礼貌，说话做事都彬彬有礼，对待身份地位较低的人也十分关心，对于个人得失看得比较轻，很有君子风度。这些前辈先生的优秀作风和道德，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我们的学校和社会教育，几十年来，似乎不大注重这种细致的道德品质教育。我们如今的社会风气，无论是实际生活还是网络空间，人们的相互交往中，往往存在很重的戾气。在学校里，有的研究生与导师相互猜忌，背后甚至当面爆粗口。社会上，有的老年人不能自尊自重，有的青年人怨气冲天。这些都与这几十年来的学校和社会教育的这种缺陷有关。

我们的任何教育，都要从基础开始，打好了地基，才能够建起高楼大厦。德育教育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