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作人的博物学与科学情怀

1. 精神养料

 “科学”与“博物”是两个外延极大的概念。因此，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周作人作品中的“科学”与“博物”的范围。

 周作人的科学情怀，主要偏重于“科学精神”方面，即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来看待现世，同时，又始终离不开对人的关怀。在他的文章里，“德先生”的人道主义情怀是通过“赛先生”的理性光芒透射于字里行间 [刘为民 2000，第二章]。1923年底，北京女子学院宿舍失火，学生杨某、廖某被烧伤又因缺钱救治而相继毙命。周作人“首先感到的，其一是现在的文科学生缺少科学的常识。倘若杨廖二生更多知道一点酒精的性质”，就可避免悲剧，他指出，“这是教育家的责任，以后应当使文科生有适当的科学知识”。接着，他也抨击了现代医院制度的缺陷、以及科学家的冷淡 [周作人2002e，页152-153]。

周作人曾感慨：“现在的中国人民，不问男女，都一样的缺乏常识，不但是大多数没有教育的人如是，便是受过本国或外国高等教育的所谓知识阶级的朋友也多是这样。他们可以有偏重一面的专门学问，但是没有融会全体的普通智识，所以所发的言论就有点莫名其妙，终于成为新瓶里装的陈的浑酒。”[周作人2002e，页261] 科学精神的“缺钙”，正是中国近现代科普的短板。1930年《科学月刊》创办一周年后，编者在《周年独白》写道：“今日中国之所需，不是科学结果的介绍，是在科学精神的灌输，与科学态度的传播。科学的结果产品，得之甚易……但科学所以得这些结果的精神和态度，则自中国人知有科学至今日，尚是微乎其微。所以中国人对于科学，始终是猿猴式的模仿，未能达到人类性的创造。”[王伦信等2007，页96]“但看见科学的末流，不曾看见科学的根源，但看见科学的应用，不曾看见科学的本体。”[任鸿隽1918]

古代中国人的“博物”观念最早用以指代有关动植物的基本知识，而作为古人动植物常识教科书的，则是中国最早的分类辞书《尔雅》[于翠玲2006]。书中的博物知识实际上属于经学中的一个分支——名物研究，主要是对《诗经》等儒家经典中出现的禽兽草木及其它物品的名称与用途进行对照考察，进而研究相关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 [段凌宇，2010]。它与近代新式教育所确立的“博物学”知识体系并无多少历史渊源关系，清末随着新知识的引进，“欧化输入，而始有植物学之名，各学校有博物教科”[蔡元培1984，页114]。《钦定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博物”为必修科，4年分别教授动物、植物、生理和矿物4门 [璩鑫圭等编2007，页272]。此后，虽然课程名称与内容都有过调整，但“博物即是动物、植物、矿物、生理等学科的总称”这一概念，基本延续至今。

周作人既接受了传统国学教育，也经历了西方现代思想的启蒙，所以他大体上是以现代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附属于儒家经学的名物研究。比如他对清代学者张文虎的《舒艺室随笔》[1]评价甚高：“古人观察物情或多谬误，此亦不足怪，但后人往往因袭旧说，不知改止，乃为可笑耳。张君知道缢女非缢，与郝兰皋[2]的意见相合，可谓难能矣。不佞考据非所知，但觉得即此一节已大可取。盖自然之考据在中国学士文人间最为希有可贵也。”[周作人2002k，页239] 他认为孙仲容[3]“对于古人凭了想象，不合事实的事物，悉归之于失实，这是很对的。”[周作人2002l，页104] 他说李登斋的特色是“盖不盲从，重实验，可以说是具有科学的精神也。”[周作人2002m，页103] 《记海错》[4]里提到：“可是中国学者虽然常说格物，动植物终于没有成为一门学问，直到二十世纪这还是附属于经学……清代北方学者我于傅青主[5]外最佩服郝君[6]，他的学术思想仿佛与颜之推贾思勰有点近似，切实而宽博，这是我所喜欢的一个境界也。”[周作人 2002n，页22-26]

此外，周作人对于谱录类书籍评价甚高。比如《花镜》[7]：“他不像经学家的考名物，专坐在书斋里翻书，征引了一大堆到底仍旧不知道原物是什么，他把这些木本藤本草本的东西一一加以考察，疏状其颜色，说明其喜恶宜忌，指点培植之法，我们读了未必足为写文字的帮助，但是会得种花木，他给我们对于自然的爱好。我从十二三岁时见到《花镜》，到现在还很喜欢他。”[周作人2002g，页96] 他还提到徐光启亲自试吃《救荒本草》上提到的植物，赞誉其对实际问题的关注及实证精神。[周作人1988，页793]

《花镜》插图

由此可见，周作人特别看重来自于观察和经验的记录，这一方法已经与近代西方生物学非常接近。而他的目的还不仅限于此，他希望能以生物学为工具来撼动传统经学中的纲常伦理。 “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的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周作人2002e，页5] “我这伦理的生物学的解说不管它的好坏得失如何，的确跟了我一辈子，做了我一切意见的根底。”[周作人1999，页339]  他在1945年回顾往事：“我从民国八年在《每周评论》上写《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两篇文章以来，意见一直没有甚么改变，所主张的是革除三纲主义的伦理以及附属的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等等……” [周作人2002j，页88]

       出于对“观察”与“实证”的推崇，他花了大量笔墨推荐西方经典博物学读物。“像《秋天》里的那一节，寥寥五句……却又不是四库的哪一部文选所能找到的，真是难能希有也。我们摇笔想写出此种文章来，正如画过几笔墨梅的文士要去临摹文艺复兴的名画，还该免动尊手。莫怪灭自己威风，我们如想有点科学小品看看，还得暂时往外国去借。”[周作人2002a，页48] 他对《塞耳彭自然史》评价尤其高，“写自然事物的小文向来不多，其佳者更难得。英国怀德（Gilbert White）之《自然史》可谓至矣，举世无匹。”[周作人2002g，页141] 他在很多文章中都引用了该书里的内容[8]，同时还推荐了《昆虫记》，希望国内学者能翻译这类作品：“（法布耳说）‘我的书册，虽然不曾满装着空虚的方式与博学的胡诌，却是观察得来的事实之精确的叙述…… ’小孩子没有不爱生物的。幼时玩弄小动物，随后翻阅《花镜》、《格致镜原》和《事类赋》等书找寻故事，至今还约略记得。见到这个布罗凡斯（Provence）的科学的诗人的著作，不禁引起旧事，羡慕有这样好书看的别国的少年，也希望中国有人来做这翻译编篡的事业，即使在现在的混乱秽恶之中。”[周作人1923，页104] 他自己也翻译了若干篇章[9]。

周作人评价中外科普书籍差距的“逆耳之言”，在若干年后得到事实的映证。“随着‘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自己的科普作家应运而生……我们所看到出版次数最多的科普读物仍然是外国人著作的。直到解放前，还不能说我们自己的科普作家已经超越了深深影响他们的几个外国科普作家，不能说我们的科普读物创作已经有了怎样的发展和成熟。”[王伦信等2007，页258] 另外，周作人对于这些西方博物学经典的评价，即便放在现在当下，也颇适用。刘华杰评价《塞耳彭的自然史》“选择各种角度细心观察，多描写少抒情。”而时下国人撰写的同类著作，正好是“感慨多观察少”[刘华杰2007，页72]。

2. 匡谬正俗

中国近现代生物类的科普文章中，有不少是纠正自古以来与动植物相关传说的谬误。如贾祖璋的《金鱼》[叶永烈编1984，页145-147] 批驳了“蚕子变金鱼”的荒唐。周作人的很多小品文，也涉及到这方面。不过，与科普作家不同的是，周氏并非仅仅对谬误进行知识上的更正，他还进一步挖掘了这些流传甚久的谬误所仰赖的的文化传统与民族心理。他认为，“中国人拙于观察自然，往往喜欢去把他和人事连接在一起。最显著的例，第一是儒教化，如乌反哺，羔羊跪乳，或枭食母，都一一加以伦理的解说。第二是道教化，如桑虫化为果贏，腐草化为萤……”[周作人2002n，页53]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人没有专门研究动植物的传统，所以相关书籍少之又少，“这在从前是附属于别的东西，一是经部的《诗经》与《尔雅》，二是史部的地志，三是子部的农与医。地志与农学没有多少书，关于不是物产的草木禽虫更不大说及，结果只有《诗经》《尔雅》的注笺以及《本草》可以算是记载动植物事情的书籍。”[周作人2002n，页54]

周作人小品文的另一大特点是，引证多，牵涉的知识面极广。鲁迅晚年曾感慨过，文坛上读书多的当数周作人了 [余斌2010，页151]。他的阅读功底，充分体现在其批驳对自然现象的种种误读、提倡尊重事实的小品文里。以《猫头鹰》[周作人 2002a，页49-52] 为例，“枭鸮害母这句话，在中国大约是古已有之。其实猫头鹰只是容貌长得古怪，声音有点特别罢了。除了依照肉食鸟的规矩而行动之外，并没有什么恶行。世人却很不理解他，不但十分嫌恶，还要加以意外的毁谤。”作者引出清代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六上一则有关“枭鸟食母”的笔记。 随后又举出英国怀德(Gilbert White) 在《色耳邦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中提到的关于猫头鹰所在树洞里的毛骨：“……他们正在挖掘一棵空心的大秦皮树，这里边做了猫头鹰的馆舍已有百十来年了，那时他在树底发见一堆东西，当初简直不知道是什么。略经检查之后，他看出乃是一大团的鼷鼠的骨头，（或者还有小鸟和蝙蝠的，）这都是从多少代的住客的嗉囊中吐出，原是小团球，经过岁月便积成大堆了。盖猫头鹰将所吞吃的东西的骨头毛羽都吐出来。”作者对比两篇文章的年代后感慨，姚元之所记事为怀德死后二年，而差异却如此之大。“中国学者如此格物，何能致知，科学在中国之不发达盖自有其所以然也。”

      “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呼声是随着当今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而提出，而在周作人的很多文章里，已经体现出这样的观念。如《犀牛》[周作人2002l，页97] 一文提到，由于犀牛角能够“解诸毒药”，所以在中国需求量很大。“据一九二九年记录，在一年里有一千多只犀牛被捕杀，就只为供给中国的需要。这种迷信据说在某种阿拉伯人的部落也有，以为持有犀角所做的酒杯，可以免于被人酒里下毒。中国现存也多是犀牛杯，原因亦是为此，但在现代这已经没有必要了。免除这个迷信，一年中可以保存不少只犀牛，在现今这种动物不很多的时候，似乎也是好事。”

捕获犀牛角

《蝙蝠和猫头鹰》[周作人2002l，页78-81] 里说，由于蝙蝠在民间被认为是老鼠所化，便有人把它算在“四害”之内，当做变相的老鼠看待，看见一个打一个。他在文中劝阻这种行为：“其实蝙蝠并不是老鼠一类，更不是它变化出来的，而且现在要讲除四害，更非保护它不可，因为蝙蝠是益兽，专门吃各种虫豸的。”猫头鹰是“不折不扣的益鸟，是人类的朋友。有一个德国博物学者，曾经检查过猫头鹰所吐出的七百零六个毛团里，查出有二千五百二十五个大鼠、鼷鼠、田鼠、臭老鼠和蝙蝠的残骨，此外只有二十二个小鸟的屑片，大抵还是麻雀。……我们在城市住的人，难得遇见猫头鹰的机会，但愿乡村住民加以保护，记住它是益鸟，不加以迫害，那就好了。”

周作人对动植物学常识的推介，不仅仅限于一些广为流传的谬误，还涉及到通俗文学作品以及民俗中许多不为人在意的细处。如《水浒传》里说武松打虎，第二十七回云：“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到了现在，动物的各种习性已渐明白，可以证明上边的话是没有根据的。据说这种食肉兽捕食，只在一扑，这是百无一失的，万一失败，还是从头再来，亦不用一掀一剪，若是这再不着，便只罢休，反正获物多是快腿的动物，既经逃脱，没法去追，它也决不追赶的。”[周作人2002l，页100-101] 又如，《五毒》中质疑了传统中被认为有毒的动物。“若是蜥蜴，学者说它的嘴与青蛙一样，不会咬人，蟾蜍虽是癞皮难看，它也是蛙的本像，如怕它的蟾酥，只有你不去捏它，这远远的怎么会射得进你的眼睛里来呢。总之，这两种列入五毒中是不对的。”[周作人 1988，页484]

以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周作人的这一段话并不严谨。2005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科学家在Nature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对蜥蜴的基因分析表明，一共有9大类蜥蜴带毒[10]。同样，蟾蜍的毒性也不可小觑。民间时常出现“以蛤蟆食补，结果中毒死亡”的消息 [杨昱、潘丽雯2003；饶新一2003]。如果以“不主动招惹它，它就不会伤害你”为理由来否认其毒性，那几乎所有的动物都可以算作无毒了。尽管该文存在硬伤，不过作者的质疑精神还是很有启示意义，可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那些习以为常的说法。

周作人提到的某些常识性错误，到现在仍广为流传。《苋菜梗》里批驳了古书上对于苋菜与甲鱼不可同食的禁忌。他先引明人《学圃杂疏》[11]“苋有红白二种，素食者便之，肉食者忌与鳖共食。”又提到《本草纲目》引张鼎曰，“不可与鳖同食，生鳖瘕”，以及《群芳谱》“采张氏的话稍加删改”。随后作者说，“苋菜与甲鱼同吃，在三十年前曾和一位族叔试过，现在族叔已将七十了，听说还健在，我也不曾肚痛。”[周作人2002o，页30-31]

实际上，关于“苋菜与甲鱼不得同吃”的禁忌，多属于以讹传讹，然而有些描写实在太绘声绘色，而且假以医学之名，因此流传甚广。比如南宋张杲《医说》卷7“食鳖不可食苋”条转引了《分门琐碎录》[12]中的一段文字，记录了温革担任郎中时误服鳖、苋，中毒后，“乃以二物令小苍头食之”，结果食者死亡。将尸体放置马厩中，“忽小鳖无数自九窍涌出，散走厩中，惟遇马溺者，辄化为水”。这条记录近乎神话异志，而且抄本《分门琐碎录》并未提到此事 [化振红2009，页3-4]。

但是，这一禁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无论在谷歌还是百度搜索栏上输入“苋菜 甲鱼”，都会出现大量“两者同吃或中毒”的结果[13]，但是并没有哪一条提供了规范可信的科学证据，大部分是依据民间传言、古代的医书等。这一类禁忌甚至已强势渗入流行文化。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双食记》[14]讲述了妻子利用食物间相克原理，暗害不忠的丈夫，使其慢性中毒，死在相克的食物中。有记者报道，在电影公映后，食物相克的书籍愈发畅销。而有学者指出，这些所谓的食物相克，基本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即便是表现上看来很有道理的分析，其实也禁不起推敲 [慕海燕2008]。但总体来说，“相克说”在民间舆论层面还是占据了压倒性优势，科学家的声音微乎其微。

周作人曾经从国民性的角度来思考中国迷信之风盛行的原因以及新文明的发展方向。他认为支配着国民的，主要是“道教（太上老君派的拜物教）”[周作人2002e，页222-228] 与“萨满教的（巫术）狂热”[周作人2002e，页219-221]。中国儒家文化虽然“注重人生实际”，具有“唯理的倾向”，“大家都以为是受过儒教‘熏陶’，然而一部分人只学了他的做官趣味，一部分人只抽取了所含的原始迷信，却把那新发生的唯理的倾向完全抛弃了……我只觉得西方文明的基础之希腊文化的精髓与中国的现世思想有共鸣的地方，故中国目下吸收世界的新文明，正是预备他自己的‘再生’”[周作人2002e，页343-344]。

周作人非常重视“接地气”的、对民族思想的劣根性对症下药的科普作品。“思想的抽屉里的废物与这些东西不同，并无可以利用的地方。例如说乌鸦反哺，鸱鸮食母，百鸟朝凤，红裙捕蚺蛇等故事，一看只是非科学的，实在都从封建思想生根，可以通到三纲主义上去，虽然觉不出压在背上，却是潜伏的霉菌，恐怕有更大的害处。尝见外国杂志上有过连载的读物，一段段的都是讲古来传说的事情的错误，我们中间哪一位能够写一册同样的小书，不但有益于人，也是颇多趣味的。”[周作人1988，页759] 然而，现代生物科学与民间传说的结合，似乎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自从现代生物科学在中国发展壮大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动植物有关的知识便淡出了科学家的视野，在正统的科普市场上它们被默认为是不该存在的。然而，这些传说在民间的口口相传中仍然保持着旺健的生命力，而由于科学家的缺位，公众往往容易把这些知识也与科学混为一谈，而当某些谬误披着养身保健的外衣，就更具有迷惑性了。周作人深谙谬误的顽固性：它们不会因为科学家的视而不见而自动消失。他提到，应该区分传统迷信中已经失去生命力的部分的和仍然具有生命力的部分，并且通过文化建设或者行政力量来纠正那些活的、且具有危害性的迷信，“不能宽心等待下去的了”[周作人1988，页219]。

3. 推广博物学以及博物精神

呼吁培养青少年以及普通人对于博物学的兴趣，是周作人小品文中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要动员中小学教员，会合了学生去动手，这才可以使得儿童发生自然研究的兴趣，一方面实物的名称的调查也于学术上很有帮助。天荷叶、狗尾巴草、赤包儿、豆腐粘、红蜻蜓、油胡卢这些东西与儿童生活多么有关系，从前上书房的时代你禁止他也还是要偷偷的去搞的，如今有老师领了去做，那里有落后之理，所以我想一定是为小朋友们所赞成的。[周作人1988，页419]

叫儿童多与植物接近本是好事，只可惜流行得不普遍。[周作人1988，页128]

我屡次劝诱青年朋友留意动物的生活，获得生物学上的常识…… [周作人2002h，页137]

我个人却很看重所谓自然研究，觉得不但这本身的事情很有意思，而且动植物的生活状态也就是人生的基本，关于这方面有了充分的常识，则对于人生的意义与其途径自能更明确的了解认识。[周作人2002f，页13-14]

       周作人认为，传统文化不太重视培养青少年对于博物学的兴趣。实际上，这种情况到现在也没有太大改观。虽然动物、植物学作为生物学的分支，在我国教育领域能够占得一席之地，但是通行的教材都只是把它们当作冰冷精确的学科。这是还原论科学观盛行之下无法避免的大趋势。“现代生物学家经常与植物打交道，但与植物的关系常常是一种认知意义上的对象性关系，植物无所谓美与不美，特别是经过分子生物学革命，植物不是在宏观尺度上完整地呈现于科学家面前，人们关心的是植物基因或者植物碎片。在近似机械化的操作过程中，植物生命的整体形象愈来愈淡化”[刘华杰2007，页33]

一位曾在国内某小学讲授过自然常识课的老师，在参观了英国一所小学后，对自己曾经的授课方式产生了反思，“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的教学太精确化、科学化了，一点不能触动孩子的情感与想象。他们学习的是干巴巴的鸟的定义，大概很快就会忘记。……斯坦纳说：‘如果我们描述自然，而不与人相联系，这对9岁儿童是不能理解的。’与人相联系，首先要和孩子的生活相联系……科学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抽象，影响到教育，就是课堂内容脱离人的生活和感情，老师在教室里讲什么是树、什么是鸟，介绍它们的特征等，却没有把动物、植物与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吴蓓2004] 也有植物分类学家发出感慨，目前我国的大学分类学教学普遍十分疲软，在大学里几乎成为“绝学”……一门本来妙趣横生的学科让学生学完以后竟误以为就是死记硬背，结果使绝大多数学生毕业以后都不愿意学习分类学 [杨亲二2001]。

除了倡导青少年关注动植物的生活，周作人还提到，中国缺乏针对普通人的博物学书籍：

从旧书堆里找出几本外国的小丛书，其中之一是《高山的鸟》，又一册是《高山的植物》……我拿起鸟那一册来翻阅了一遍，细想起来，实在惶恐得很，这六十种左右的鸟类中间，我所认识的只有一种啄木鸟……虽然说是高山上的鸟类，比较上少见一点，但是也何至于孤陋寡闻如此……清朝一个学者说过，看书中名字，不知道是什么形状，见了那东西的时候，又不晓得他是什么名字，这话真说穿了我们的生物知识的一部分缺陷。至于认识的鸟里边，如啄木鸟、猫头鹰、乌老鸦又有各种分别，我们却又不知道了。[周作人1988，页272]

至于个中原因，周氏认为，除了缺乏博物学传统之外，也有物质条件的限制：“爱玩花木，固然与玩古董金玉不同，却也须得生活上有余裕才行。……中国人对于花木的爱好之情本来是存在的，只须生活改进，便会对于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一样的发生兴趣。”[周作人1988，页272]

近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已使得一部分人具有欣赏自然的条件。然而较之其他国家，我国在这方面还很落后。这种落后不仅意味着文化上的损失，甚至还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的物种多样性。在我国西双版纳版纳地区，生物区系成分复杂、物种多样性高度富集。当地村民在耳濡目染中，认识的鸟类数目极多。在印度、泰国、肯尼亚等国家，这种人才很可能成为“鸟导”——专门带领游客到野外观鸟的导游，收费较高。“鸟导”们很多是从猎人转化而来，从野生动物的捕猎者转化为旅游产业工作者。而从观鸟产业中获得的收益又促使他们更有动力来保护环境。但在西双版纳，当地村民仍然只是把鸟儿当作猎物，从而影响当地物种多样性。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目前能够欣赏博物之美的中国游客数量太少，无法形成观鸟产业[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