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诸多领域，周作人都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近几十年来，对他的研究逐渐升温。1986年至2009年，专门以周作人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就有近40本 [止庵 2009，页311-313]。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他在民俗学、文艺学、翻译、人类学等方面的贡献。然而，关于他对博物学与科普方面的贡献的论述较少见。为此，本文将探讨其部分小品文中的博物学与科普价值。

一、被人遗忘的角落

周作人的作品在中国近现代文化界的地位颇高。鲁迅在回答“你认为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有哪些”时，把周作人列为第一 [安危1987]（他接受采访时，已经与周作人绝交10余年了）。胡适不止一次地说：“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陈之藩2009，页70-73] 扬之水把《知堂书话》[周作人 1986] 列为30年来对自己影响最大的3本书之一，她评价周作人：“他从文体上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实际上，读了周作人，他同时代人的文字，我喜欢的就不多了。”[刘悠扬2008]

而博物与科学都是周作人非常感兴趣的领域。以《周作人文类编④ 人与虫》[周作人 1998]为例，全书共分为四辑。第一辑文150篇，关于草木虫鱼；第二辑文67篇，主要是宣传科学、批判反科学以及介绍物质文明史；第三辑文50篇，关于医学史与医药；第四辑文44篇，主要评论大中小学和幼稚教育的。书中某些文章，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称得上是针砭时弊、开启民智。还有学者在评论五四时期的文学家对科学传播方面作出的贡献时，也提到周作人[刘为民 2000，页38-46]。

然而，在中国现代科普领域，“周作人”这一名字非常陌生。按照“优秀的有代表性的和在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各种风格的作品”为标准来选文的《中国科学小品选》[叶永烈编1984] 与“展示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余年间我国民众科普事业发展历程”的《中国近代民众科普史》[王伦信等2007，页7] 两书中，几乎没有提到周作人的任何贡献。他在科普史上的惨淡地位与他所撰写的博物、科普文章数量之多、眼界之开阔是极不匹配的。

这种不匹配，很可能与周作人的政治变节有关，但我们似乎也不能完全把原因归结于此。上文已提到，在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周氏的贡献已经被人们认可，然而，为什么在科普界，他的贡献却鲜有提及？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周作人散文的特点与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科普”（即樊洪业先生提出的“传统科普”）具有根本区别。“传统科普”的特点是“第一，科普理念，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衍生出来的。第二，科普对象，定位于工农兵。第三，科普方针，须紧密结合生产实际需要。第四，科普体制，中央集权制之下的一元化组织结构。”[樊洪业2004] 而周作人的散文，显然不具有这样的旨趣与追求。两者的差异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

当时中国的小品文分为以鲁迅为代表的 “匕首投枪派”和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两者矛盾尖锐。在当时的政治局势背景下，前者逐渐占据上风，并且开始提倡科学小品文。此后，科学小品文与救国、与政治的关系日益紧密，“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解放区的《解放日报》、《中国青年》以及在国统区出版的党领导的《新华日报》，都很重视科学小品创作。”[叶永烈编1984，页35-36] 因此，中国主流的科普文学从诞生之初就与左翼文学联系密切，先天带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科学救国理想。这种特色甚至直接影响到科学小品文的风格与内容。“《我们的抗敌英雄》是高士其的第一本书。它是一本科学小品集……这本书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思想性和战斗性非常强，把白细胞拟人为‘将军’和‘我们所敬慕的英雄’，称赞这些英雄一向不知道什么叫无抵抗主义的。他们遇到敌人来侵，总是挺身站到最前线的。’高士其把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抗战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些话正是给那些不抵抗主义者以揭露和打击嘲讽。”[王伦信等2007，页252]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与林语堂两派争锋相对时，鲁迅是左翼文学的先锋人物，而周作人实际上是“论语派”的真正灵魂 [钱理群1990，页474-475]。周作人1935年撰文反驳“匕首投枪派”所提倡的科学小品，“所谓科学小品不知到底是什么东西，据我想这总该是内容说科学而有文章之美者，若本是写文章而用了自然史的题材或以科学的人生观写文章，那似乎还只是文章罢了，别的头衔可以不必加上也。”[周作人2002a，页45] 从周氏在文中推荐的一些国外科普著作来看——法布尔（J. Fabre）的《昆虫记》（The Records about Insects），英国怀特（G. White）的《塞耳彭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等[1]，他在这里想表达的是，科学小品文应该是纯粹的、独立的，有自己的诉求与意志。他很推崇科学本身的趣味性，比如“曾劝告青年可以拿一本文法或几何与爱人共读，作为暑假的消遣。”[周作人2002b，页133] 而如果文章担负了其他的任务，比如“载道”，那就不能算是科学小品了。他自己后来的文章中，虽然也免不了以科学来“载道”，但他从未自诩这样的作品为“科学小品”。因此，早在他政治变节之前，就与后来创建中国主流科普文学的“左翼文学”决裂。

《塞尔彭的自然史》

另一方面，从行文风格上而言，周作人对小品文的追求是“有涩味与简单味……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 [周作人2002c，页79] 、“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 [周作人2002d，页221] 这种行文风格成就了他。然而，自1958年开始，主流媒体在“反右运动”与“大跃进”的时代潮流中改变了风格，大兴浮夸风、“瞎指挥”风，“左倾”宣传压倒一切，此时周作人的文章已不再适应形势需要。从1959年起，周氏发表文章数量突然减少。[止庵 2009，页289]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周作人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周作人1986]。到90年代起，周作人重新开始流行 [钱理群2010，页2]。

然而，周作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思想、行事乃至文章的研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兴趣研究周作人文章的学者，往往不愿意把他的作品生硬“肢解”开来，强行归类，自然也更不会为了挖掘其科学内涵而舍弃作品整体的美感。“每一类别背后都是一门学问，须得深入理解，才能将一篇文章置于合适的位置；而周作人写文章，又往往是打通了来写的，因此许多文章是很难予以归类。”[朱航满2011]

另外，若想清晰呈现周作人其人其文全貌，必然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而当今学术界学科分类的精细化、人文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疏离化以及中国科普的“官僚化与脸面化”[李大光2011]，都阻碍我们跳出各自的边界去解读周作人，去深度挖掘周氏小品文中博物之美与科学精神之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