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仅仅是“闲适”

一般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是周作人文章风格转向时期。1924年以后所写的几篇：“与以前的论文便略有不同……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了。”[周作人2002i，页2] 至1928年末，周作人又提出了著名的“闭门读书论”[周作人2002c，页113-115]。许多学者都研究了他在这一过程中文章风格、个人思想的转变。普遍认为，“闲适小品文”是他后期文章的主要风格。虽然有学者肯定其小品文中也有“积极进步”的一面（这也是周作人自己喜欢反复强调的：“我所写的不知是大品小品，都是有意义的东西，凡对于中国与中国人之运命有关心的人应吾不能了知此意。”[周作人1944]“我的确写了些闲适文章，但同时也写正经文章，而这正经文章里面更多的含有我的思想和意见，在自己更觉得有意义”[周作人2002j，页87]，但是对其小品文的积极意义的肯定，似乎仅仅只是小圈子里的、学术上的补充和精致化——除了专门研究周作人的学者以外，在其他研究领域、在大众阅读层面，对周氏小品文的总体印象仍旧脱不了“闲适”、“风雅”的标签，从而低估其文章的价值。笔者认为，这种低估既有他自身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

分析周作人的作品时，难免会把他在人生特定时期重大问题上的选择与他在该时期前后的文章联系起来，以构建其“从思想到行为”的因果关系链。而周作人的文章，主题涵盖面非常广。从20年代末到他变节这段时期，比起博物学小品文，他的其他主题的文章，显然与其后来的政治变节具有更直接关系，因此这一类文章自然会得到更多关注，比如他提出的“军事失败主义”[周作人2002a，页119-122]、对日本文化表现出欣赏之意[1]、对当时热捧的“气节”之风的批判 [周作人2002a，页181-183]、对“隐忍哲学”的推崇 [周作人2002d，页54-57] 等等。

而博物小品文，如果也要纳入这条因果关系链，那么相对合理的解释就是把它们视为周作人“消极避世”的心境的反映 [孙郁 2009，页129]，或者是 “在乱世里求得生活的艺术”之出路 [余斌 2010，页153-154]。就连他对生物学的推崇，也被视为一种在极端情况下求得内心安宁的方式。钱理群指出，周作人自身的民族意识虽已经淡化，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他却又不能不承受中国源深流长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传统的强大心理压力。为了摆脱叛国的负罪感，他需要用另一种评价来与之抗衡，以取得心理的某种补偿或平衡。于是，“伦理之自然化”与“道义之事功化”就成了他的一种复杂、微妙的自我辩解 [钱理群1990，页555]。

即便有学者能够“人归人、文归文”，对周作人思想之积极进步的一面给予了肯定，但是如果对周作人的文章有了大致全面的了解，就会发现他似乎可以随意穿梭于“积极”与“消极”之间。因此人们对他的“肯定”就会比较谨慎。

比如，在攻击“中立”论时，他说“我不相信世界上有所谓什么中立、公平等等物事，一个人的意见不是此就是彼，不是是就是非，没有两者都好或都不好的。有些人标榜中立，自称公平，这如不是真痴，便是假呆，不是无判断力的道地低能儿，便是假装超然，实在的意见及行动还是暗地偏袒一方的”[2]、“我相信现在稍有知识的人（非所谓知识阶级）当无不赞成共产主义” [周作人2002e，页168-171]，然而，他又时常喜欢强调自己的“中立”：“（我很难）做某一家的忠实的信徒。对于一切东西，凡是我所能懂的，无论何种主义理想信仰以至迷信，我都想也大抵能领取其若干部分，但难以全部接受，因为总有其一部分与我的私见相左。”[周作人2002a，页56-62] 对于文学的救世功用，他非常悲观：“文字在民俗上有极大的神秘的威力，实际却无一点教训的效力，无论大家怎样希望文章去治国平天下，归根结蒂还是一种自慰……”[周作人2002a，页169-172] “我是不相信文章有用的，所以在原则上如写文章，第一要把文章写的可以看得，此外的事情都是其次”[周作人2002a，页172-174]，但是有时候，他又表达出截然相反的意思：“文人们以为文艺是完全独立自由的，一切可以随个人意志自由发展……但是在现今中国还不能不加制限，凡国民均应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文人也在其内”[3]。

这些矛盾中，有些或许是由于他个人思想的成熟而逐渐发生的改变；而有些则是缘于他对青年时期梦想的根本性背离。“周作人参于开创的五四传统一是爱国救亡，一是个体自由，现在周作人于这两者都彻底背离，他不仅有罪于民族，而且在担任伪职期间也终于工具化与官僚化，并未获得自我的自主与自由。”[钱理群1990，页520] 因此学者们对于其小品文正面意义的肯定，就显得非常克制和有限。

从宏观层面来分析，对周作人作品科学价值的忽视也与时代背景有关。学者刘为民指出：

在“五四”时期，许多文人具有很高的科学热情。然而，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漫长的战争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动荡与历史变迁，“科学”这面思想旗帜很快就失去了“五四”时期特有的精神感召力，其自然科学的本意，也往往被马列主义及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所代替。反映到文学(艺)发展中，自“五四”落潮后，本体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影响在创作中几乎乏善足陈，其科学思想的传播、流布，在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40年代"工农兵方向"的时代主潮映衬下，愈益势单力薄，几近形消韵散。[刘为民 2000，页49]

还有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原因：博物学在中国并不太流行。传统中国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民生多艰，温饱尚且难以自顾，花鸟虫鱼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多少显得奢侈，所以中国虽有博物传统，但并未得到太大发展。而到了近现代，博物学的几个次领域已衍生成各自独立的专业学门，如生物学、地质学、动物学等。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清朝的自强运动首重军事和技术，故而博物学并未受到特别关注，在被清政府聘为翻译和教员的西方人中，也很少是博物学家或者对博物学感兴趣之人。而且在华西方博物学家并未参与清代中国的改革和引进科学的工作。[范发迪 2011，页247] 因此在大众传播领域，“博物学”比较冷门。周作人的很多博物学文章，更容易归入民俗学一类。比如钟叔河曾举出周作人《蓑衣虫》[周作人1988，页436] 中的一小段，评论其“短短数行中，自然史、语源学、乡土研究与文学欣赏的知识都有所接触”[周作人 1988，页3]

另外，周作人关注的某些问题超越其时代。比如他曾提到“我的博物知识本来也只有中学这一点，因为小时候在乡下，认得若干草木禽虫，对于它们稍有兴趣，后来偶然翻外国书，觉得这一类的译名最为困难，学名外国名与中国名字，古名与俗名，都斗不拢，很是懊恼。”[周作人 1988，页419] 对于当时社会来说，这一“懊恼”大概并不能激起太大共鸣，反倒是在当下才逐渐显出其价值。比如近来有人指出，前苏联流行歌曲《山楂树》和《红莓花儿开》中的“山楂树”和“红莓花”都是翻译错了，正确译名分别是“花楸树”[李声权2011a]与“荚谜花”[李声权2011b]，还有学者以金银花为例，说明农民对于植物名称与实物、学名与俗名如果对不上号，就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 [蒋高明、李先恩2005]。

“花楸树”才是《山楂树》的真正主角。

近年来已有少数学者注意到周作人的博物学价值，不过人文学者主要仍是从思想层面，阐述周作人试图通过虫鱼风月的取材，窥知“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 [段凌宇2010，页35]，却并未对周作人小品文作出具体分析；而偏重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博物学者仍然只是把周作人当作一个“自然写手”[刘华杰2011]。

四 结语

对于周作人的评价，钱理群的“三个‘周作人’”观点或许比较客观：一是“伪官吏”的“周督办”，一是“寻梦者”的苦住庵庵主。还有一个是周作人自己主观塑造的，“为国为民”的“殉道者”。不要问谁更真实，每一个“周作人”所显示的意义的内涵，也许更有价值 [钱理群1990，页557]。因此，本文的着重点并非在于其人，而在于其文。

周作人的一些小品文让人感受到：当西方现代动植物学传入我国之初，人文与科学之间具有真诚的、深层次交流的意愿和能力；传统文化、民间习俗与现代科学之间具有相互弥补、相互促进、从而维持文理平衡的可能。而这些，正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所缺乏的。

刘华杰在《论科普的三种不同立场》里提出，传统科普的立场是“国家”，即从事传统科普一切从维护国家、政权利益的角度着眼。而现在的科普是“科学传播”，它的立场是“公民”（citizen），“要试图多从公众的角度考虑问题，知识界要设法从公众立场论证科普内容、科普方式和科普规则，并最终从公众得到实惠的程度评估科普的成效”[刘华杰2004]。从传统科普的标准来衡量，周作人的散文似乎没有什么“科普价值”，但是如果从“科学传播”的角度来审视，其作品多是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关注个体与自然的关系，并且融合了西方博物精神与东方田园美感，因此周氏散文具有很好的传播价值，尤其对于博物学而言。

“如果我们把博物学研究从这种社会、文化、政经的混合体中分割出来，就无法得到适当的理解。”[范发迪2011，页245] 然而这种分割，却在“博物学”作为一门科学传入中国之初真实发生了。清代，当西方的博物学家来到中国，接触到东方的博物文化时，他们“从不怀疑在认知和语言本身的特质上，西方的科学与语言是优于中国的。他们都不假思索地假设，有可能也有必要把中文著作中经验性事实从胡乱的中国式知识体系中抽离出来。多数的博物学家对探究中国人博物知识的整体框架没有兴趣。……没有证据显示当时博物学家曾试图认真解释中国人知识体系的观念基础和组织原则。西方博物学家鲜少讨论和调和两大知识传统，或者全盘吸收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鉴定个别植物和动物的实际问题上面。中文文献通常被视为一种落后、不成熟而且信息芜杂的资料来源，就像早期西方著作一样，而不是一个有其自身历史和逻辑传统的产物。”[范发迪2011，页167]

当我们把周作人的夹杂着民俗、传统国学、西方博物学兴味的动植物小品文，置于今天的环境中重新品读，发现它们似乎能够引领我们接近“有其自身历史和逻辑传统”的中国博物学（于他自己而言，或许并没有这样的主观意图）；并且对民族、对社会、对普通人的生活，都有着深切的关照和思考，能够给予当代人启示。

（参考文献略）

注释：

[1]《日本管窥之三》收入《风雨谈》；《谈日本文化书》与《怀东京》收入《瓜豆集》；《日本的衣食住》收入《苦竹杂记》；《日本管窥之四》收入《知堂乙酉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