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计划经济（科研）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有计划培植一些方向和人，表面上是好事，其实
计划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自于全民创造的财富，ZF给一小部分人太优惠的投资/政策，本身争议就多。
集中力量办大事，听上去大事办了，其实耽误了别的许多小事，说不定也是大事。说不定
说不定办的所谓大事全是错的，比如土法大炼钢铁。
所以集中人力物力并不能增加重量，反而使总量增长慢。
有人说财力不是全民创造的或者收税得来的，是印钞机印出来的，
那就危害更大了，印钞机一开，ZF体制内是有钱了，但对全民是隐蔽的掠夺。
二 计划者怎么知道该培植那些方向和人？
计划者也是道听途说和拍拍脑袋作计划，
而自由经济（科研）的计划由一线敏感的从业者做出并适时调整，
宏观计划的反应速度，准确性不能与其相比。
三 计划经济（科研）伤害了更多的积极性
计划经济（科研）扶持了一些方向和人，另外更多的人，比如体制外的人心理上经济上都受到伤害，
ZF制定偏心眼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没法玩，人们尽量出国，出不了就尽量不干实业，可以当公务员，可以运作虚拟金融，如果到了科教界，也是浮躁浮夸。
四 计划引发机构臃肿和寻租机会[2，3]
所谓的计划，就是权力。计划导致大政府，寻租可能从很高的层面就开始了，比如上海自由贸易影响新加坡的利益，大飞机影响欧美飞机公司的利益，高铁核心技术的进口，地方政府依靠卖地。
往下每一级都有可能。现在不断的减少计划/审批是对策之一。
五 计划经济（科研）应该大量退出
计划经济（科研）虽然丢了西瓜捡了芝麻，芝麻还是有的，如两弹一星（虽然谁也不怕[1]）。
计划要有，比如在战时，但全面长期的计划和大跃进一样有危害。
不是说计划一点都不能搞，而是在集权体制下太脱离实际。
[1]http://blog.163.com/vchen123@yeah/blog/static/1678413142011102682219377/馬英九表示，北京部署導彈基本上是和兩岸關係的發展衝突的，是一種矛盾的作法，一方面說改善兩岸關係，卻又「老拿著飛彈對著我，這叫對我好嗎？」主持人問及，對要求北京撤除飛彈有無可能成功？馬英九更以堅定口吻回應說，北京把飛彈部署在那裡，「他真的敢用嗎？」這樣的部署有什麼意義呢？這不需要談，大陸應該主動去做
[2]教授为申请课题向官员行贿http://news.ynet.com/1183/2014/02/16/503@518475.htm
[3]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17142669
据新华社电海南省人大代表邢诒川在海南“两会”上“晒”出了他制作的“行政审批长征图”。长达5页的A3纸张，详细记录着一个投资项目从获得土地到办完手续，需经过30多项审批，盖上百个章，全程最少需历经272个审批日。其中包括比如前期筹备阶段90个工作日，土地获取阶段154个工作日，方案审查阶段20个工作日，工程许可阶段10个工作日，联合图审阶段12个工作日，预售许可阶段45个工作日，房产证办理阶段103个工作日……邢诒川拿着“行政审批长征图”说：“一块地的命运太艰难了。”，海南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该企业有一块地从开始征地到落地，政府审批各种流程前后花了5年时间，其间经历了三届市长，五届区委书记。（京华时报2月16日）
关于一些政府行政审批流程需要盖几十个公章甚至上百个公章的故事，其实早已是老生常谈，不仅仅只是涉及到那些与政府打交道的企业，也包括一些老百姓个人的项目，只不过这次海南省人大代表邢诒川所例举的土地审批流程更为典型，也更能说明问题。
毫无疑问，盖公章，不仅仅只是公权力的象征，也是政府行使行政职能的一种方式，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只不过一个流程审批下来盖的公章数量之多少不同而已。之所以在中国盖公章能成为一个长久不衰的言论话题，是基于机构繁多、人浮于事的背景下，原本并不复杂的公权力被肢解瓜分，进而演绎成彰显权力并形成部门利益的工具，其背后是众所周知的权力寻租或推诿扯皮。尽管国务院不断出台关于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并逐年取消了众多审批项目和权限，但落实到地方基层，似乎并未见明显改善，甚至公章越盖越多。
与其说政府部门之间盖公章成瘾，不如说这些人浮于事的部门早已养成了靠公章管理并以设立关卡来彰显公权力、并以此攫取既得利益的惯性。毋庸置疑原本盖公章并不奇怪，市场有准入和监督要求，合理审批是必要的。但硬把审批环节搞得像迷宫一样，处处设卡，层层扯皮，有利都管，无利都闪，不熟不办，人为拖延，甚至以各种名目增设更多审批，连已经取消的审批也改头换面重新出炉，那就不是为了正常监管，而是权力本位下官僚主义的孳生和繁衍。以至于盖公章在人为推高社会成本的同时，更扭曲成了权力寻租的温床。30多项审批，盖上百个公章，这不是笑话，也不是政府部门真有那么好的耐心，每个公章后面，都可能演绎出权钱交易。如果没有利益，恐怕那些部门会将公章用绳子挂在门口任由你盖了。
事实上公章背后的利益是看得见的，既有显性隐性的，比如公开的盖章收费，少则几十，多则数十万元，隐性的当然涉及权力寻租的腐败利益，这就更多了，毕竟盖公章本身就是彰显公权力，章盖得多，不仅仅行政效率低下、企业和个人的成本增高，关卡一多，吃拿卡要、敲诈勒索则成为常态。邢诒川说，比如规划报建必须经过8个政府部门，每个部门都派人到现场查看。相关部门各自为政，分批分次到现场查看，企业仅接待报建和验收的人员就达10多次。“审批流程多了，庙就多了，烧香的也就多了，不正之风肯定就多了。”；这些机构大多为政府指定机构，有些机构将专业服务变成变相审批，与政府部门利益挂钩，人为形成“关卡”，工作效率和收费情况让企业感到头疼。而海南现代科技集团副总裁谢滔举例说，比如防雷报告每平方米收费2元，一个项目动不动就收费数十万元，还需要排队，中介机构高兴就出快一点，不高兴就拖一阵。“白蚂蚁检测给一包药撒一下，收几万元，否则不给办预售许可证。”。中部某省会城市一位企业家吐槽，他推进的工程被列为市重点项目，市长亲自带队考察表示支持，但实际运行并不顺利。“我以为市长都认可了，办手续应该很快，没想到哪个部门都得疏通打点，否则一放就是十天半个月没下文。有些领导直接跟我说，我们这儿你也要来汇报汇报吧。”他的项目已盖了上百个公章，还没盖完，因为“部门实在太多了，而且一个都不能少”。“你要当守法户，就只能这么耗着，一点一点往前推。所以有些有背景、赶工期的企业干脆不管你批不批，直接就开工，等你来罚，罚的时候再说。”。这种几乎司空见惯的恶性循环，其中腐败的阴影可谓无处不在，绝非表面上看到的行政效率低下那么简单。
类似现象可谓不胜枚举，企业如此，经常一些个人需要政府部门办理的项目亦然，有人为办个计划生育证明，在两地间往来奔波，疲于奔命，为的就是能盖完那几十个该死的公章。为了获利政府审批动辄盖上百个公章，岂止是笑话，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既然政府主要职能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四项，则审批经济中的权力之手就应该被约束；现在政府官员其实谁都知道，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的职能就应该着力于宏观管理，就应该缩回那两只习惯乱伸向市场的手，那么很简单，就是简政放权，就包括尽量简化行政审批手续，降低社会成本、又可减少权力寻租的腐败机会。而政府乱伸乱抓的审批之手，恰恰是政府改革过程中不断要精简裁撤的对象。遗憾的是喊了那么多年，基层政府热衷于盖公章的热情仍然持续高涨，仍然盖得不亦乐乎，何也？利益驱使，恶习难改。
一个项目盖上百公章，这不是笑话，也不好笑，当我们嚷嚷着要求西方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时，仅凭公权力手上依依不舍的一大堆公章就足以彰显自欺欺人了。一个项目、花几年时间、盖上百个公章，只可能是人浮于事下的行政低效与潜规则并行的腐败接力。
[4]顾雏军一案在中国有着巨大的标志性意义。相当部分的专家表示，自顾案之后，一系列的民营企业遭到了整肃，事实上开启了所谓“国进民退”的大门。国有企业从此拥有了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官方资本的支持下，得以不断扩张。而相当部分中国的民营企业则噤若寒蝉，不再敢于公开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从此所谓行事要“低调”的作风开始盛行于民企。同时，由于对政策的不信任，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与民营资本开始向外转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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