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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硅谷的家进行了一项调查,在约2000个新起家的企业之中,约有四成是由印度人开办的。而当中一半是IIT培育出来的人才。
然而,只要对于当代印度的政治经济情况稍作探究,不难发现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远远大于相同之处,它决定了两国在未来的经济走向会有天渊之别。这种差距,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差距。
恩加迪奥在书中提及,中印两国之间有着极为不同的“商业文化”。在中国,生意人十分强调所谓“关系”,一个中国商人经营规模所能达到的高度,基本取决于他培植的“关系”所能达到的高度。
而在印度,培养政商两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固然不可忽视,但对于那些富有创见的技术研发者和企业管理者来说,他们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比他们中国的同行更大。在印度,“关系”并不是商业上成功的唯一因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次要的因素,相反,创新能力、研发能力、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才是印度商业文化中的主流。
商业文化上的差异,背后其实隐含着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政府推动,其中,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和银行占有绝对优势。在政府的强势干预下,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量非常大,能够通过行政手段被迅速“聚集”起来。因此,国有经济显得很“强势”,这也让中国经济呈现出了表象上的“繁荣”。
而印度的经济增长并不依靠国有企业和政府助推,因此表面上或许并不光鲜亮丽。相反,中小私营企业是印度经济的主流,而在这些私营企业中,很显著的一部分在从事软件研发、创新科技以及服务行业。这些企业不可能像中国的企业那样,依靠与政府的关系拿到低额贷款或者依靠政府力量挤掉竞争对手,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只可能建立在高质量的产品服务以及低廉的价格竞争力上。
有人如此总结印度企业在商业上成功的因素:low-cost,high-IQ。即低成本加高智商。我认为这个说法十分贴切。劳动力成本低,这原本是中印共同的优势。但中国仅仅在低劳动力成本上原地踏步,印度企业却在利用其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同时,想方设法让这个价格优势挤进了全球的“创新产业链”。
他们通过培养大量专业的研发人才,把单纯的价格优势转换成了研发和技术上的智力优势,而不是像他们的中国近邻那样,仅满足于制造业的“人海战术”,彻头彻尾的低成本加低智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印度的“IQ”相当高。
当然,中国的企业表面上也讲“创新”,可惜大部分是政绩工程。印度人讲创新,并不是为了做给任何人看,而是为了现实的原因:企业需要生存、壮大。实际上,直至上世纪90年代以前,印度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是比较严苛的,资本、技术的流通均受到严格的法规限制,因而传统的经营领域盈利比较困难。为追求利润,不少印度企业渐渐开始从事成本更为低廉的软件开发行业。
随着印度政府90年代以来对工商业的彻底“松绑”,印度的软件开发和创新产业这些年来更是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大量印度顶尖的IT人才去到美国硅谷工作,而很多印度本地的IT企业更是承包了美国大公司的软件工程业务。
印度软件工程师出色的业务水平和低价格优势,让美国的不少软件工程师面临失业窘境。2003年的时候,美国政府甚至迫于舆论压力强制取消了一项与印度之间价值上千万美元的IT外包合同。
这便是差距。当人们还在谈论中国沿海装配车间的民工令大量美国的制造业工人下岗时,印度的创新科技却实实在在造成了硅谷软件工程师们对自己饭碗的担忧。据说,十年前班加罗尔的软件工程师数量就已经超过了美国硅谷,并且质量也一点不输给对方。
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其实是在美国的计算机公司工作过的IT业界精英,而且,他们很多是毕业于印度国内的大学。这再一次和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的学生一旦在美国留学、工作,不论是软件工程还是其他专业,头等大事是拿绿卡,办移民。回国?是最不理想的选择。
然而,印度的商业人才相当一部分选择回到印度开展事业,并不是因为他们爱国主义教育做得好,而是因为,这些人在印度也看见了成功的机会。此外,由印度高校输送出的人才一旦取得成就,他们又将在经济上和智力上反哺他们毕业的印度院校——通过校友捐赠机制。
例如,培养了众多软件人才的印度工程学院(IIT),虽然它是由尼赫鲁时代的印度政府创办,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学校早就不依靠政府拨款,而是和欧美的学府一样,主要依靠校友捐赠。在印度,像是IIT这样优秀的高校还有不少。独立的办学理念和现代捐赠机制在这里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大学培养的优秀人才反哺地方经济和学校教育,而更好的经济景气与教学经费意味着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至此,总结一句,印度的成功源于其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到最小,私人企业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由是产生了鼓励创新的商业文化。更至关重要的是,高质量的大学教育为这一切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高质量的人才。
数据显示,到2020年,印度人口将超过14亿,其中有47%的人年龄在15至59岁,超过现在35%左右的比例。换句话说,八年后的印度,处于工作年龄人的会比现在更多,劳动力资源更丰富。并且,这当中不乏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在跨国公司工作的经验,深谙现代商业规则的优秀人才。反观中国,八年之后,我并不期待其经济增长模式会发生质的变化。
此外,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使得工作适龄人口大幅减少,过去引以为傲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而优秀人才的不断流失,会让本数量上就短缺的国内劳动力在素质上更加恶化。
印度的经济正处于厚积薄发的壮年,而中国经济已是未老先衰、暮气横秋。当印度把中国远远甩在身后时,你我又将变成什么模样?
这个预测是否会应验?只有八年,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5】印度高等教育的质量的确要好于中国http://blog.ifeng.com/article/35692485.html
同样一个印度,去过的人,有些看到了其基础教育的落后,有人则看到了其高等教育的先进。凡在印度留过学的学生,对印度大学生的印象都颇为深刻,更有甚者强调印度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的综合水平和综合素质可能要超过中国硕士毕业生。话虽刺耳,但他们拿出的论据却很难反驳:一是中国如今的教育对传统重视远不如印度;第二,印度近代以来的教育模式受英国影响甚大;第三,印度有极为开放的媒体,让学生自由独立的思考。
仔细想想,这三点的确是中国教育所欠缺的。比如说传统文化的因素,由于受婆罗门教的影响,印度的教育一直没有放弃宗教精神的培养,早期的学生主要是学习《吠陀》,后来教育内容又增加:语音学、韵律学、文法学、子源学、天文学、祭礼等六科,内容基本是以神学为核心的知识范畴,直到今天,印度的宗教经典仍然被推崇,还可以供新一代的人们去思考,系统地引领学生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进行全面的思考。相反,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温、良、恭、俭、让的内涵到外在结构,如书香门第、乡校私塾、各式书院都在数次运动中被反复践踏破坏,新一代的学生基本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土壤。
英国对印度教育的影响当然是全方位的,早在1835年,时任国民教育委员会主席的麦考利便主持起草了一个教育备忘录,称英国政府的教育政策是促使在印度人中间推广欧洲的学术和科学,目的在于造就这样一类人,他们具有印度的血统与肤色,但却具有英国人的道德、才智、见解和情趣,并且希望受过英国教育洗礼的人将其传递到一般平民百姓之中。英国当局随后承担其印度庞大的公用教育事业开支。1857年,印度以伦敦大学的模式建立大学,以前私人创建的各种学院隶属于这些大学,附属学院制产生。到19世纪末,由于补助金制度的实行,以及政府对高等教育推行“放任政策”鼓励个人、非政府或民间办学,私立学院发展很快,它们与公立学院在大学汇合成统一系统。独立后,印度政府依然鼓励民间办学,对高等教育采取“开放政策”,私立学院得到大力扩充。
印度大学进行彻底的英语教学更是中国大学无法比拟的,印度学生不必出国便可掌握一门流利的英语,他们继续进入欧美名校深造没有任何障碍,无论是科学技术各个层面看,还是从获取最新的知识信息看,印度教育都能让学生与全球无缝对接。而中国49年之后的教育受苏俄影响极大,基本上是仿照落后的工业化教育模式,绝大多数学生在语言上也不过关,跟世界接轨有困难。
印度新闻是高度自由,任何人都可以办报、办出版社、办电视台,任何人都可以在家装卫星电视。印度有5、600种以上的报纸,每天用100种以上的语言发行,其中有150种是大型报刊。许多报纸都有100多年的历史。譬如《印度时报》就是1838年创立的,一直出版到今天。报纸全部为私营,但电视台分为国营、私营和合资3种类型。没有真理部,没有一言堂,印度大学生们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观点,不同的思想能够让学生持续深入争论,而不是单向度的思考问题。这样的环境造就的学生无论是思想成熟度还是人格健全度,显然要远胜封闭的中国学生。
虽然印度教育存在发展不平衡,有过分重视高等教育而轻视初等教育的倾向,但是其高等教育的质量的确要好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对于历来看不起印度的中国来说,值得反思。
(文章原创于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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