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门胡家草场墓地出土西汉简牍，简编号四千六百三十六枚，牍六枚。《荆门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一书，选取岁纪、律令、历日、日书、医杂方、簿籍等共一百九十二枚简牍。该书《凡例》说：“简牍的选取，综合考虑了保存现状、内容、字数等因素”。从各方面来看，书中所收皆可称该批简牍中之精华。其中自《岁纪》（原题）一百六十余枚简中选取的九支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对于《岁纪》的史料意义，及对出土简帛文献的总体学术价值，辛德勇教授有不同看法。为了避免有断章取义之嫌，下面全文引录辛教授的文章。

               盡信簡牘不如無簡牘

               辛德勇 辛德勇自述 2022-10-11 06:55 发表于北京 

       《孟子·盡心下》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須知孟夫子所說的書，並不是劉向、歆父子整理校定之後的文本，正是現在學術界所豔稱的戰國竹書。同樣，司馬遷撰寫《太史公書》時所依據的史料，大多也都是這類帛書簡冊。孟子讀書而不盡信書，司馬遷著《太史公書》也是先行“整齊百家雜語”（《史記·太史公自序》），乃是緣於書中所記頗有值得斟酌取捨之處，即所謂不可盡信者需要讀者用自己的腦袋去分析辨別，不能聽風就是雨，拿啥都當真事兒。他們這樣的態度和做法，是很值得時下佞信出土文獻一派者加以思索的。

        所謂“還定三秦”之役，乃是韓信定計“明出隴西，暗度陳倉”，即實際兵出陳倉“故道”，亦即散關道，這也是漢中與關中兩地之間往來最爲平坦的一條道路。《史記》之《曹相國世家》、《樊酈滕灌列傳》等處對此都有非常具體的記載。惟元曲演繹此役，講出了一段“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生動故事，今世“學者”竟也有據爲典要者，固不值一駁。過去我寫過一篇題作《論劉邦進出漢中的地理意義及其行軍路線》的文章（收入拙著《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清楚復原了這一戰役的地理進程。對照《史記》相關記載，可知胡家草場漢簡《歲紀》上述記載荒唐殊甚，沒有一丁丁點兒可信的價值；再看一眼武關和漢中的地理位置以及相關山川形勢，即可知曉所謂由漢中經武關以入關中，乃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從而愈知這一紀事必有謬誤，信不得也。套用孟子講過的那句話，就是“盡信簡牘不如無簡牘”——這是明擺着的事兒，根本不需要做任何考證。                                                

                                          2022年9月19日下午記

       我们认为，辛德勇教授的上述看法是有较大缺陷的。 首先，文 章所引《孟子》的话不完整，造成了对其意义的误解。《孟子·尽心下》的相关原文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武成》，学者或以为《古文尚书》逸篇（见《毛诗正义》等），今人或以为即《逸周书》中之《世俘》篇。据《世俘》载，武王克商，灭国九十有九，斩杀“亿有七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即17，777人），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即310230人）。”（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由此可知，《武成》中所记“血之流杵”并非虚言。又据《世俘》篇记载，周人从殷人处缴得“旧玉”有十八万之多。周人伐殷之大肆斩杀，在《诗经》中也曾作为武功而加以歌颂。《周颂·武》：“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 胜殷遏刘，耆定尔功”句中，“遏”即杀灭，“刘”为斩杀之意。清代学者马瑞辰指出，该句“谓胜殷而灭杀之，犹《周语》云‘蔑杀其民人’也。”（《毛诗传笺通释》语）凡此，皆可为周人伐殷时大肆斩杀之证明。

        从《孟子》一书的全部来看，孟子本人对周人克殷时之杀伐深有所知。《孟子·滕文公下》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於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所言“灭国者五十”和《世俘》篇“灭国九十有九”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也就是说，孟子其实是承认武王克商是暴力“革命”（这里的“革命”是古人的用法，与今人含义不同）的。其所以言“至仁”与“至不仁”云云，并非重在史实的阐述，而主要是为了借以表明自己的政治正确。

    尽管武王克商在历史上总体是被肯定的，但对作为“革命对象”的商纣，春秋战国之际的政治评价并非那么一律。《论语·子张》记子贡之言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为孔门高第，孟子则为孔门后学。用孟子自己的话来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子贡之语实可为探讨孟子相关议论之时代背景。

        综上所述，孟子有关克殷之役的议论既与历史事实相龌龊，辛德勇教授援引之，据以说明“战国竹书”之“不可尽信”， 实难构成两者之间逻辑上的关系。辛教授对所引《岁纪》1539号简的批评，则似乎没有注意到古书的读法及古人“言”“意”之间的关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