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学煜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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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中国科学报发表记者王剑回忆恩师侯学煜先生的文章《忆侯学煜院士》，该文作者应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被与环境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主办的“侯学煜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2012年10月11日，北京)邀请而作。

        作为侯先生的博士生，看到该文发表内心非常激动。当年，侯先生在三峡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向草原要粮、荒漠开垦等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上仗义执言，他早期的担忧今天陆续暴露出来，人们陶醉在战胜自然的胜利后也尝到了生态破坏造成的苦果。曾有人将马寅初、梁思成、黄万里、侯学煜称为上世纪的“悲剧预言家”，如果决策者当年多听听那些反对声音，今天就少走不少弯路。可惜，人们很快将他们遗忘了。我们不该过早忘记他们。

忆侯学煜院士

学术名片：

侯学煜（1912～1991），安徽和县历阳镇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生态学家、地植物学家，中国近代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

研究领域：地植物学、植被科学和环境科学。提出“大农业”思想，为中国农业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与植被图300余篇（册）。其著作《中国境内酸性土、钙质土和盐碱土的指示植物》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中国植被地理及优势植物化学成分》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中国自然环境及其地域分异的综合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中国植被》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生态学与大农业发展》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奖；《中国植被图（1：400万）》和《中国植被图（1：1400万）》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于1989年获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奖章。

        “听说纪念侯学煜，一早我就过来了。”84岁高龄的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研究员许冀泉辗转换乘了两次公交车，从双榆树的女儿家来到坐落在北京香山附近的中科院植物所，参加在仲秋十月举行的“纪念侯学煜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学术报告会”。

         虽然没有正式的邀请函，而且开会时间正是在北京交通的早高峰，但是许老先生还是如期而至。当天来开会的人当中，这样的老先生不在少数。

        许冀泉细数着与侯学煜的交集和过往：“我在上世纪50年代结识的侯先生，那时我在念大学。他平时穿着像个农民，个子不高。因为长时间在野外工作，真的是很苦，他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所以能够坚持。”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和土匪斗争、掩埋同事的遗体，那段经历真的是不容易。”说到这里，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眼圈也微微泛红，“我是很崇拜他的，大家都说他脾气倔，但是他很关心人……”

“对读写作下功夫，和书笔墨做朋友”

        侯学煜1912年出生在安徽和县历阳镇的一个小学教师家庭。那时的中国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生活的艰辛使他过早地成熟，在高小一年级作文时就写下了“由小学而中学，由中学而大学，由大学而留学”的志愿。

        求学期间，陶行知的“行以求知知更行”、“遍览已知求未知”、“敢探未发明的真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以及在英文教师王佐周影响下，侯学煜自编对联“对读写作下功夫，和书笔墨做朋友”自勉……大师的思想浸润和环境的影响，为他今后走上科学研究道路打下了基础。

        然而，侯学煜的父亲在1933年突然病逝，使他的经济难以维持，不得已辍学回乡。一年之后复学，转入农学院农业化学系土壤专业，从此真正踏上了土壤科学研究的道路。

        大学毕业后，侯学煜来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其间，他考察了贵州、四川、湖南等省的土壤。伴随着中华全民族抗战，侯学煜涉足土壤科学研究领域也有8年时间。野外工作期间，两次遭遇土匪，差点丢了性命。

        1945年，侯学煜考取了中华农学会主办的留美奖学金，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深造。途经印度在加尔各答候船期间，还曾到加尔各答大学地理系作学术报告和短期野外考察。1947年和1949年分别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新中国成立后，和老一代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一样，侯学煜怀揣报效祖国的热切心情，于1950年回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植物生态学研究几乎是空白，1953年，侯学煜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先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室并任主任，填补了新中国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学的空白，成为新中国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回国后，他曾多次代表国家或我国科学界到国外出席会议和实地考察，足迹遍及全世界。

        他先后当选为第三届中国科协委员，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土壤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林学会森林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生态学会副理事长、顾问，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土壤学会委员。1980年侯学煜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后被选为学部常委。

最早研究发现土壤指示植物

        20世纪30年代后期，侯学煜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就深入西南山地进行植物与土壤关系研究。在美期间，对植物化学元素成分进行了研究，发现一些酸性土指示植物富集锰和铝，土壤性质明显受母岩性质的影响。

        1950年回国后，侯学煜带着盐酸和pH值试纸，在贵州考察三年，研究了土壤和植物的关系，是最早研究和发现中国的土壤指示植物的科学家，并发现了若干富集某些元素的植物分布与土壤酸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在南方酸性土壤上分布有酸性土植物铁芒箕，在南方碱性土上就分布蜈蚣草；在海滨分布有碱地植物翅碱蓬；在含盐量较高的土壤中分布有盐生植物猪毛菜；在沙质土壤上分布有沙生植物油蒿。

        侯学煜很早就注意到植物分布会受土壤因素控制，认为植物群落不是单纯取决于气候，土壤因素具有同等重要性。后来，提出了土壤指示植物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单纯气候决定土性论的观点。美国植物生态学家Whittaker1951年发表的《评论植物组合和顶极概念》文章中，将侯学煜的观点归为了土壤顶极学派。

        侯学煜在《指示植物》一书中提出，有铁芒箕分布的土壤是酸性土，有蜈蚣草分布的土壤是钙质土的论断；1959年出版的《中国150种植物化学成分及其分析方法》一书，填补了国内植物元素地球化学研究的空白。晚年执笔编写《中国植被地理及优势植物化学成分》一书，成为国内植物化学成分和元素背景值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这（指示植物）是他早年的一项工作，开创了植物化学计量学的先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方精云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植物叶片的化学元素含量及其元素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生态化学计量学工作，侯先生早在五六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说明侯先生当时从事的工作是非常先进的，从科学上走在了前面，我本人和我的课题组也用了他的很多数据在作更深入的分析。”

编制中国植被图的先驱

        在研究植被地理分布的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和山地垂直地带性方面，侯学煜为中国植被分区建立了理论基础，方精云介绍：“侯先生根据植被地带性的原理，把中国的植被划分为八个大区域，即‘八大块’，后来不仅成为植被划分，也成为气候划分、自然地理划分的重要基础。”侯学煜本人也成为编制中国植被图的先驱，并开创了编制农业植被图的世界先例。

        上世纪50年代以来，侯学煜领导了由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有关部委和各省区有关部门、高等院校等53个单位250多位专家，历时30多年对全国的植被分布状况进行了“家底”清查。该成果就是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的《中国植被》和《1：100万中国植被图》。

        作为编制中国植被图的领军人物，侯学煜同时开创了农业植被制图的世界先例。1959年，出版了《中国的植被》，其中包括1：800万中国植被图和中国植被分区图。

        上世纪90年代初，他领导主编的《1：100万中国植被图集》“完成了早期的开创性工作”。1991年，侯学煜因病辞世，带着未竟事业的深深遗憾离开了。后来“由时任植物所所长的张新时院士接替这项工作，带领大家完成了《1：100万中国植被图集》”，并于2001年和2007年正式出版，于2011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告慰了先生的在天之灵。这部植被图集是侯学煜一生最后的重大成就，也得到国内外专家的好评。

        “我于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念书的时候，侯先生主编的另一比例尺的植被图——《1：400万中国植被图》在国外也是蛮有影响的。”方精云说，“那时候经常有日本教授或者在美国工作的教授托我买该植被图给他们。”

“大农业”观点的提出与发展

         侯学煜最著名的学术贡献之一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他和姜恕、陈昌笃、胡式之提出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综合规划，提高农业收入，解决粮食问题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领导的重视。他们合写的《以发展农林牧副渔为目的的中国自然区划概要》一文，是侯学煜提倡“大农业”思想的开始。主要内容是呼吁国家要充分利用15亿亩耕地以外的大农业自然资源。毛主席、周总理看后指示加印4000册分发给各省领导参考学习。

        1979年初，侯学煜受中国科学院学部邀请作报告，他用在全国各地拍摄的彩色幻灯片说明中国农业自然条件的复杂性，并指出中国山多虽有不利的一面，但可以发展立体大农业，搞多种经营，按生态规律合理利用南方的丘陵和有计划地营造西北防护林体系。这篇报告以《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意见》为题，发表在1979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这也是《人民日报》开展“农业思想讨论”的第一篇理论文章。

        侯学煜提出的大农业生态原理，不仅为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提出了指导思想和实施方案，对农业生产的稳定、持续发展和环境改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他主张凡食物都应该称作粮食，玉米、小麦、花生、豆类、水果、蔬菜以及蛋、奶、鱼、肉、虾等都是“食物”（即“大粮食”观点）。因此，农业经营不能仅限于“种植业”的禾本科粮食作物，而应包括农、林、牧、副、渔（即“大农业”）。因此，那些毁林开荒、滥垦草原、围湖围海造田、填塘造田的做法应当立即禁止。这些观点发表在侯学煜的《怎样解决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的报告中。

        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听取了侯学煜关于维护生态平衡、发展大农业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等人亲自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侯学煜的办公室就生态保护等重大问题向他咨询。1984年，侯学煜出版专著《生态学与大农业发展》，全面阐述了他的“大农业”、“大粮食”观点，为国民经济和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可以说“大农业”观点使当时的中央领导指导思想上有了很大转变——不能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是不行的，对中国农业发展、扭转“以粮为纲”的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不该过早忘记的科学家

        现在的年轻学者，尤其是学生们（甚至生态学的研究生）早就不知道侯学煜了。“每年我在研究生院讲授‘生态学’，在200多人的课堂上问‘谁知道侯学煜’，竟无一人举手，偶尔有两三个知道名字的，但对侯学煜是何许人也，也是不清楚。”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不无悲哀地说。

         “人们对侯先生淡忘得太快了”，只有短短十几年……这并不奇怪——学生们的老师对侯先生的记忆也已经模糊了。“不该过早忘记侯先生”，如果过早地忘记了他为挽救中国生态环境作出的努力，忘记了他铮铮有声的言论，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

        “大自然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天书”，这是侯学煜勉励同事和弟子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至理名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就教导大家要到艰苦的一线去，收集第一手资料。他坚决反对抄过来抄过去的所谓研究方法，强调“到野外去，到大自然中去，去读大自然这本‘无字天书’”。

        侯学煜领导的植物生态室，在每年夏季除极少数确有必要留下的人外，几乎全部都开赴野外。植物所生态研究室的夏天是找不到一个人的……

        他提出“遵循大自然的规律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的任务是去认识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而不是破坏它，改造自然只能按自然规律办事”。

        把大自然比作天书，“这是他接触自然、经常跑野外得出的感悟，也是对大自然的高度凝练”，方精云对侯学煜的这个主张非常认同，他说，在国外，生态学也被叫做野外生物学，因为不到大自然中去就得不到生态本质的东西。

        和侯学煜共处并接受他教诲的学生很多，他也被许多人所不理解。但是在今天看来，他的工作和为人，以及他所倡导的理念——亲临实践、勤奋工作、为国为民、坦诚正直、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确是值得永远记住的。

        当今的科学发展观更体现了先生的科学事业。

中国科学报 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