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争论的焦点

    关于中国最早的期刊，众说纷纭，并无定论。从报、刊同源的角度看，《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认为：“中国大约在宋代以后抄印出卖的邸报，可视为世界上期刊的雏形。亦有人将西方传教士分别于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和于1833年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视为在境外和境内出版的最早的中文期刊，而认为“《吴医汇讲》说尚待论证” 也有人将传教士创办的这两份刊物肯定为中国科技期刊的萌芽。医史界包括医学专家参与编写的《辞海》似乎对江苏吴县唐大烈编刊的《吴医汇讲》为最早的中医期刊并无异议，但并未认识到应为最早的中文期刊。

   《吴医汇讲》的编辑者唐大烈，字立三，号笠山，一号林嶝，江苏长州(吴县)庠生，选授苏州府医学正科，生年不可考，殁于清嘉庆六年(1801年)。著有《金匮上工治未病一节辩》等刊于《吴医汇讲》者15篇。他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所编辑的《吴医汇讲》，前后陆续出版11卷，发表论文128篇，执笔者达40余人。它是否为我国最早的期刊，从50年代至80年代并无异议，到90年代，江乃武，苏铁戈等先生对《吴医汇讲》是否为期刊提出质疑，并将确认其为期刊的最初人物指为俞慎初、金寿山其实，在这两位先生之前，祝荩梅已将《吴医汇讲》确认为最早的中医期刊。90年代初，仍有人著文予以肯定。看来，这主要是一场图书情报工作者与医史家之争，期刊工作者并未介入。

    在此，摆出各自的论据和疑点并做一些分析。

    否认《吴医汇讲》为期刊者的主要论据：一是以《吴医汇讲》只在第七卷末篇结尾最后一行题刻有“吴医汇讲卷七终”为据，认为第一次刊刻(指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始至乾隆五十八年二月止的7个月之间刻成)时已有前七卷的内容，第二次(嘉庆元年五月望日前后)又续刻了后四卷，即认为《吴医汇讲》全11卷的选刻是分别在3个年份中进行的；二是认为卷首的“凡例”不等于稿约，但同时也认为“真正符合或近似于现代连续出版物或期刊、杂志的早期样本肯定会存在”。

    肯定《吴医汇讲》为期刊者的主要论据为其卷首的凡例和几篇序、跋，不妨摘数则如下：

    “一、是集凡属医门佳话，发前人所未发，可以益人学问者，不拘内、外、女、幼各科，无不辑入。其有人云亦云者，旧籍已繁，兹不复赘。”

     “一、凡高论赐光，随到随镌，不分门类，不限卷数，不以年齿次先后，亦不以先后寓轩轾，以冀日增月益，可成大观。或尊居远隔，并不妨邮寄寒庐，并登梨枣。”

     “一、各人之趋向不同，集众说以成书，不免或有互异。若存此而失彼，窃恐印定人眼目，非所以云讲也。苟能各通一理，不妨两说并采。惟在阅者之取舍，亦扩充学问之一道也。”

     “一、凡新书一出，坊间每即翻刻，虽云必究，然而此弊久延矣。今余是集系就先见教者先为付梓，现在广以奉征，正无已时，即余拙撰，积稿颇繁，现因卷帙不匀，故亦先刻几条，俟诸同学陆续赐教，余亦渐次补镌，非止限此几卷，便为完书也。购阅者须认本堂原板，乃得卷以日增，若夫翻刻之本，焉能随补随翻，决非全集，愿诸公辨之。”

    祝荩梅认为，凡例中“所谓‘寒庐’，就是唐大烈的住所‘临顿路’”。金寿山则认为这“等于现在杂志上的稿约及广告”。另有几则序跋，亦为其据。第十一卷卷后有唐大烈之孙庆耆附识说：

   “旧存见闻篇杂及诸公送来佳作，先祖必反复细阅，再商之二三老友，考订尽善，方始付梓。是以采取者果多，存止者亦复不少。缘集行海内，同人之公论系焉。不苟采选，可见仆先祖慎且重也。”

    元和县知县蒋楩的序指出：

   “兹手辑《吴医汇讲》一编，请序于余。余披阅其书，乃广搜博采，抉择精详，真可谓医门之鼓吹矣!”

唐大烈在朱克柔于乾隆壬子仲冬所书的后序之后也说：

    拙集不限卷数，以俟陆续赐教，随时增订。”

二、试为评判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意见：

   (一)《吴医汇讲》不是一部医论杂著的总集

    我国期刊的诞生直接相承于图书和报纸两种传媒形式。图书是一种古老的信息传媒方式，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其成套书出版、丛刊、丛书、总集、别集、多卷集、类书、选集、文集、续集、补编、集刊等出版形式都给期刊的诞生以很多启迪。给期刊诞生以启迪的另一传媒形式是在我国有着1 200余年历史的唐代开元杂报，以及宋代邸报、小报和元明清时代的邸钞、阁钞、朝报、京报等。崇祯十一年(1638年)以后，官报已普遍采用活字版印刷。明中叶以后，朝廷始默许民间自设报房，选印从内阁抄录的谕旨、奏疏和官吏任免消息，公开出售。清代，仅《京报》在北京一地就有10余家报房。最初的报纸和期刊几乎没有多少区别，皆系册页出版，之后才逐渐分化为册页和单页纸张两种形式。这种连续出版，既登官方消息，也偶尔刊登自己所采写的稿件，以及其广为发行、按册页装订等形式无疑成为期刊诞生的序曲或源头。

    因此，《吴医汇讲》这种肇始于民间的过渡性连续出版物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基础的。另外，当时长州(吴县)一带名医众多，讲学之风盛行，不乏学问之切磋和争鸣。我国最早的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已早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诞生于医界，学术交流切磋是其主旨之一，成员中有不少南方名医。此后，医界同人间的交流一直很活跃。因此，连续出版物应当有一定的作者基础和读者基础。采用“诸公送来佳作”，“随到随镌”，“渐次补镌”，“并登梨枣”，“陆续赐教”，“非止限此几卷”，“乃得卷以日增”的形式，显然要比过去的图书编纂出版形式要灵活得多，及时得多。苏铁戈先生认为《吴医汇讲》“应该是一部医论杂著的总集”，似为不妥。总集的定义为：汇集多人的作品而成的集子。如挚虞的《文章流别集》、萧统的《文选》等。《辞海》亦定义“总集”：“同‘别集’相对。即汇录多人的多体裁的著作成为一书。创始于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流传至今的，则以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为最古。”

    其中南朝梁文学家萧统(501-531年)的《文选》为著名的总集，世称《昭明文选》，选录自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而不选经子，史书也只略选“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论赞，共分为38类，700余首。由此可见，这同唐大烈“发前人所未发”，“其有人云亦云者，旧籍已繁，兹不复赘”，“凡高论赐光，随到随镌，不分门类，不限卷数”等纂辑方法大相径庭，故视《吴医汇讲》为一“总集”之说实不能苟同。

    (二)《吴医汇讲》也不是全集、多卷集、类书和选集

    不是“总集”，那么是不是“全集”、“多卷集”、“类书”、“选集”、“续集”或“补编”呢?让我们以《简明编辑出版词典》为主要依据一一列出，以便甄别。

    全集：收编一个作者(有时是两个关系密切的作者)一生的全部著作，按写作年代顺序或分类排列，编成若干卷，合为一套出版，是为全集。《吴医汇讲》为多作者论著杂陈，显然不是全集。

    多卷集：一部大型著作(或文集、资料汇编)由于字数过多、篇幅浩繁，通常分为若干卷(或册)连续出版，是为多卷集。多卷集有以年代为序排列，有以内容性质分类，有以著作形式分类，每卷内容自成一组系统或范围，上下卷互有联系前后呼应，若干卷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一部巨著。多卷集每在第一卷卷首有个总的说明，向读者交代这部书的写作或编纂意图，包含的全部内容，起讫年代，共分多少卷，每卷中心内容是什么等等。我国古代的类书可作为多卷集。《吴医汇讲》与“分为若干卷连续出版”，以及在卷首有说明这点有共同之处，但它每卷却并不“自成一组系统或范围”，既无时序，又无分类，显然不能归为多卷集，至于将其归入类书则更成问题。

    类书：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工具书，类如近代百科全书性质的资料汇编。它是从前人各种古籍中，根据需要，部分地、片段地辑录某一门类或多种门类的有关文献资料的原文字句，依照内容性质分门别类，或以字首、韵目排列等方法编排，汇集为多卷，以备查检和征引。这显然又与《吴医汇讲》“发前人所未发”，“随到随镌，不分门类，不限卷数”的编辑凡例相左。

    选集：选录某个作者在一生著作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或按某种体裁选收一个或若干个作者的优秀作品汇编而成的集子。从多作者这点来看，倒有共同之点，但从其各科杂处、及时付梓、并登梨枣等特点来看，也难以归为选集。

    至于续集、补编等形式，皆为以上形式之延伸，兹不赘述。

    三、真实性质

    (一)《吴医汇讲》是近似于丛刊而接近于期刊的一种过渡性连续出版物

    其实，如果要从各种已定型的和传统的图书样式中选出一种与《吴医汇讲》完全相同的样式来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如要从固有样式中选出一种与《吴医汇讲》近似的样式倒是可能的。这就是由丛书发展而来的丛刊。

   《辞海》定义：

   “丛书，或称‘丛刊’，‘丛刻’，‘汇刻书’。集多种单独的著作成为一套冠以总书名的出版物。有综合性与专门性之分。有的一次出齐，有的则逐册连续多年出版。中国的丛书，始于南宋，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悟》为今知最早的一部丛书。……近代把性质相近的文章汇辑成书，不定期，也不标明卷、期而编号出版的也称为‘丛书’或‘丛刊’。”

   《辞源》亦有：“宋宁宗时，俞鼎孙、俞经汇集《石林燕语辨》等书六种，刊印为《儒学警悟》，为丛书之始，以后凡汇刻各类书籍于一编，或集一人各类著作为一集的，都叫丛书，也叫丛刊，丛刻。明清刊刻丛书之风最盛，自元明至近代所刻不下两三千种。”

    《辞海》和《辞源》似尚未注意到丛书和丛刊的时代性分化，而将丛书和丛刊混为一谈。实际上，随着出版事业的发展，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的。《简明出版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即将“丛刊”一词与“丛书”分列。其中“丛刊”被定义为：

“丛刊，是杂志性的出版物。通常把性质相近的文章汇辑成刊，在统一的丛刊名下分辑出版，多不定期(也有以三月、半年或一年为一辑的，但都不标卷期次号)。也有的丛刊收入多位作者的若干篇文章，内容较为广泛、零散，另有以单独的刊名出版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则直接将“丛刊”英译为Serial magazine，即“连续的

杂志”。但同时又认为：

    “丛刊与期刊的区别，是丛刊不标明卷、期，一般不定期出版，通常在内容安排上比较集中。丛刊与丛书很难区别，丛刊在中国古代即指丛书，在西方，有时也把丛刊叫作‘连续出版物’，因此，这两个名词经常混用。主要区别是：丛刊所收的内容，常常不是一位作者所著的书，而是汇辑许多人的单篇文章；丛书所收的书常常是由一位或几位作者合写的专著。”

    看来，丛刊是与《吴医汇讲》最为近似的一种出版样式。但恰与丛刊不同的是，《吴医汇讲》却清楚地以卷标明次序号，也未在收入多作者文章时改用“单独的刊名出版”，而是从第1卷至第11卷一直沿用一个刊名。因此，只能说它近似于丛刊。既然丛刊由丛书发展而来，《吴医汇讲》就难免带有某种丛书的特点。诸如“集多种单独的著作成为一套冠以总书名”，“有的逐册连续多年出版”，“不定期”，专于医类等特点。然而，《吴医汇讲》又有不同于丛书之处。诸如：在综合性内容方面所收非为成书的专著，非为杂纂，非为举要，非为搜异，非为辑佚，非为影旧；在分类性内容方面所收非为专代，非为专地，非为专人。所以，我们说《吴医汇讲》是受中国传统的丛书出版形式影响，近似于丛刊而向近代期刊进化的一种过渡性连续出版物。

    (二)对连续性出版的不同理解

    这是关于最早的中文期刊之争的关键问题之一。苏铁戈先生认为《吴医汇讲》是分两次在3个年份内刊刻完成的，并非在11年间每年出1卷，因此否认其为连续出版物。平心而论，苏铁戈先生对各版本做了比前人更为仔细的校阅，也得出了不少正确的结论。但是，其中仍有一些可商榷之处。

    首先，刊刻的次数不能作为是否连续出版的唯一判据，还要看各卷的传播发行次数。因为即便现在，也有的期刊由于稿件积压过于集中，而有一次印刷分期发放的做法。有很多迹象表明，《吴医汇讲》是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将11卷合订成册的，苏铁戈先生也表明是“后来合订在一起的整部《汇讲》”。丛刊前所附的作于不同月份的四篇序、跋来看，表明《吴医汇讲》曾分卷传播发行过数次。以朱克柔的跋为例，在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朱克柔应唐大烈之请写成《书〈吴医汇讲〉后》的跋。苏铁戈先生推测朱克柔只看到了第一、二卷，并认为在朱克柔写跋的“壬子仲冬”，该书约只能刻完第一、二卷的内容。卷二目录页的尾行也特别注明有“余稿颇繁分卷续镌”这种未完待续的字样。这说明，刻完第一、二卷后曾先行传播发行过，朱克柔看到的并非“手稿”，而为成品书。又以蒋楩的序为例，在乾隆五十八年二月(距朱克柔跋之后4个月)，同在苏州城内的元和县知县蒋楩应约为《吴医汇讲》再次作序，其中有：

    “兹手辑《吴医汇讲》一编，请序于余。余披阅其书，乃广搜博采，抉择精详，真可谓医门之鼓吹矣。”

苏铁戈先生从蒋氏语气中推测：

    “约略可体会到，蒋氏所见到《汇讲》内容，既可能是全部前七卷，也可能仅是第三至七卷。如果文章篇数很少，他不会把它说成是‘兹手辑《吴医汇讲》一编’的”。

窃以为，无论蒋氏看到的是一卷，还是数卷，《吴医汇讲》再次分卷传播则属无疑。特别是蒋序中有“兹手辑《吴医汇讲》一编”和“余披阅其书”等句，表明蒋氏看到的是成品，而不是手稿。

    其次，即便是确认《吴医汇讲》全11卷是在乾隆五十七年农历八月始至次年的二月间第一次集中刊刻，嘉庆元年五月望日前后的补刻和续编中唐大烈之孙庆耆跋语时的补刻，前后至少已持续六七年时间，加之考虑其在刊刻中曾分卷出版成书，并加以传阅分送，被后人合订，所以其不定期连续出版的概念还是可以成立的。

    (三)凡例对表明身份的重要性

    通常把说明著作内容和编纂体例的文字称为凡例，亦称例言、发凡、编例，多置于书的正文之前。这一文体亦被《吴医汇讲》所采用，并分别表明了以下含意：

    (1)表明刊刻编选宗旨，确定了“医门”的专业性，强调文章的新颖性，即“发前人所未发”。“人云亦云者”、“旧籍已繁”者均不采用。其范围是只要“可以益人学问者，不拘内、外、女、幼各科，无不辑入”。这里，有关学术刊物内容的创造性、创新性和刊物的“杂”等特性，均已有所体现。

    (2)表明出版方式为“随到随镌，不分门类，不限卷数”。其中镌，即雕刻，雕版，亦即稿件随到随出版。凡例另一处表明“是集系就先见教者先为付梓，现在广以奉征，正无已时，即余拙撰，积稿颇繁，现因卷帙不匀，故亦先刻几条，俟诸同学陆续赐教，余亦先渐次补镌，非止限此几卷，便为完书也。”这表明唐大烈一开始就有先期出版数卷，再“广以奉征”，“陆续赐教”，“渐次补镌”和“卷以日增”的连续出版的考虑。这是在缩短出版周期和加快知识传播方面对传统的图书出版方式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改造，这也是向近代期刊出版方式进化所迈出的可喜的一步。无论以后唐大烈是否随到随镌，不定期连续出版方面是否做得很好，但这种思想肯定是有了。在采用稿件方面，“不以年齿次先后，亦不以先后寓轩轾(车子前高后低叫轩，前低后高叫轾，引伸为高低、轻重)”，即不以年龄大小取决先登还是后登，也不以早到还是晚到论轻重。对于家居较远的投稿者，“不妨邮寄寒庐(指唐大烈在苏州城临顿路的家)，并登梨枣(旧时刻书多用梨木和枣木，故为书版之代称)”。这种表述虽在其他丛书凡例中也常常使用，但相信在这里并非俗套，因为其孙庆耆在第十一卷附识中也提到有“诸公送来佳作”，足可印证。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以冀(希望)日增月益，可成大观”。

    (3)提倡学术争鸣，并视其为“扩充学问之一道”。由于“各人之趋向不同，集众说以成书，不免或有互异”，“苟能各通一理，不妨两说并采”。这无疑有益于学问的切磋和增进，也是近代期刊常用的手段。

    (4)敬告购阅者辨别和提防翻刻盗版。其凡例指出“凡新书一出，坊间每即翻刻，虽云必究，然而此弊久延矣”。这说明当时侵犯著作权的事情由来已久，而“虽云必究”可能表明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颁布《大清著作权律》之前，就已对侵犯著作权之事有所约束。

   (四)庆耆“附识”的意义

    唐大烈之孙庆耆在第十一卷的“附识”中表明：

    (1)所用稿件至少有“旧存见闻篇杂”，“诸公送来佳作”和唐大烈所撰稿三种类型。

    (2)审稿、编辑方式为“不苟采选，可见先祖慎切重也”，“反复细阅，再商之二三老友，考订尽善，方始付梓。”这显然表明不仅有编辑审稿，而且还有同行审稿。所载文章中亦表明唐大烈做过不少文字上的修改和加工。稿件采取和存止(不用)两者大致相当，即“以采取者果多，存止者亦复不少”，看来采用率大致是50%～60%。

    四、结   论

     综上所述，《吴医汇讲》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同于以往图书总集的出版物。这和西方传教士在此之后传入的近代期刊一起，标志着中国期刊的诞生有着两大源流：一为在传统的书籍出版和新闻报纸出版土壤中土生土长的传统产物；二为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经由传教士的“上帝”赐予。《吴医汇讲》的实际出版方式与近代期刊尚有一些距离，但它毕竟已不同于丛书的连续出版方式，在很多方面也具备了不少连续出版物的特征，并向期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此，我们说，《吴医汇讲》及其他尚待发掘的类似的其他丛刊出版物，应该视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期刊的萌芽。

    在中国这样的有着5 000年文明的国度， 发明纸张、 发明活字印刷术、 出版过数十万卷图书，出版过两三千种连续出版的丛书和在1 200多年以前就创办连续出版的新闻报纸的文明之邦里，如果说仅仅由“上帝”赐予“期刊”这种形式，而不会在传统文化背景中逐渐演化出“期刊”这种形式，那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扩展阅读请参考：姚远：《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