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大学报》创刊95周年庆典上的讲话

著名经济学家 何炼成

    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刚才咱们老校长谈的观点我很同意，而且非常赞同他的意见，因为我以前也给教育部写过一些材料，我认为近几年来教育改革有三大误区，其中一个就是搞新校区，把老校区给忘了，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啊。今年三月份我回到武汉大学去，武汉大学对这一条坚决抵制，绝不脱离珞珈山，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来他们做对了。一个老大学，当学生一来看到的都是些新的房子，张伯苓先生早就讲了嘛：“大学者，非大楼也，是有大学者也。”没有一批大学者，你成了什么样的老学校！所以北大呢，对这一点特别的重视。所以我希望咱们西大呢，也要考虑这个问题。你去到新校区，你想不到西大是个老校啊，有侯外庐先生的，还有鲁迅的等等铜像都在这里啊，到新区你见不到，学生连张学良在这里做报告的大礼堂也都不清楚，忘记了过去即使不能说是背叛，但至少是你把过去忘了，所以我认为刚才老校长提的意见我非常赞同，学校要考虑这个问题。百年老校你不能轻易地把这个老传统给丢了，这是第一点。下面我想谈一些感想吧。

    首先，我和咱们《学报》接触已经有五十多年了，（19）56年开始接触的，我（19）51年来到西大，开头几年因为到高级党校进修了3年，（19）56年上半年才回来，回来以后就接触了《学报》问题。（19）56年我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后来到60年代初又发表了几篇文章，再下来就到80年代以后，我数了一下大概是发表了39篇文章。半个世纪吧，我在《西大学报》发表了39篇文章，有些是跟学生共写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学报》的感情这么深的原因。因为我是它的老读者，一到西大来了以后，当时西大的《学报》我就是每期都读，但当时还没有给我单另一份，我是跑到资料室借着读，再有就是，后来凡是有文章总是在《西大学报》发表。因为当时我没有什么名气啊，小讲师嘛，你有了在《西大学报》发表的东西以后，你投稿就可以谈这个问题了，人家也就考虑这个问题了，所以为什么（19）62、（19）63年《经济研究》发表了我的3篇文章呢，就是因为我在西大已经发表了，类似的已经发表了，思想是一样的、观点是一样的。当时经济学的最高刊物就是《经济研究》，连接发表了我的2篇文章，就是关于生产问题的讨论，生产劳动的讨论，结果一下打响了，云集了多少文章来批判我，这样就使我的观点传播到了社会上，至少传播到了经济学界，所以我认为这是《西北大学学报》对我最大的支持。之后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关于价值规律的讨论，以及到新世纪以后关于西部大开发问题，我有很多初步的意见、初步的文章都在《西大学报》上发表，然后传播到了全国，所以我非常感谢《学报》，因为我既是个老读者，也是个作者，这个对我的提高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谈这么一点。

    下面，总体上来我想讲三条看法或者意见。第一条，我认为我们作为《学报》也好，我们教学也好，我们学校也好，要坚持一面红旗不能倒。这面红旗从学习上来讲，就是马克思主义红旗嘛，现在讲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红旗嘛，所以我们作为《学报》办学来讲，必须旗帜明确。小平同志讲，马列这面旗帜不能倒，马列旗帜一倒就不得了。现在这种危险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近十年以来，我们学西方，特别是经济学学西方成风了，把马克思主义忘了，或者至少是把它边缘化了，这就是刘国光教授所讲的学校的普遍现象，搞经济学也好、搞哲学也好，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边缘化。现在学校可以不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来至少一开一年，现在经济学专业都只开四个学时，四学时能讲个什么！四学时能够讲完吗，学生四个学时能够学完吗？不可能嘛!可是这就是现在全国的一个风气，现在我们的主要学习对象就是西方经济学，完全西方化了，把马克思主义放到一边了，所以我认为，作为咱们《学报》来讲，恐怕这面旗帜不能倒，不能削弱，你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削弱了列宁主义，最后削弱毛泽东思想，又削弱邓小平理论，削弱了科学发展观，你的学怎么办呢，你的刊物怎么办呢！所以我认为当前来讲，首先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开始，因为这是一个国际思潮，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首先斯大林打到，然后是批列宁，列宁有什么错？列宁两大构造嘛，一个是帝国主义论嘛，帝国主义论错了没有？没有错嘛，时间已经证明了列宁讲的帝国主义论是完全正确。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有人说列宁的定义下错了，垂死还没有死啊。列宁当时从逻辑推理、从历史规律入手，认为它必然要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规律，我认为这样的信念我们不可动摇。至于列宁在具体某些方面有没有某些错误等等，那可以讨论，从总的方向来讲，总的旗帜来讲，他讲的好，不然就没有后来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没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这是我认为这是这面红旗不能倒。至于回到我们中国，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实践证明了你不这样不行，即使毛泽东思想中有很大错误，他的总体的思想，特别是民主革命的思想，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我认为，这面红旗，包括马列毛邓胡他们所总结出的一些基本的经验，对我们办报的同样适用，这是第一个看法。

    第二个看法，我感到必须要坚决贯彻“三百方针”，这可以说是能不能办一个好刊物的关键问题。把这个思想作为办刊思想，北京大学的一个光荣传统就是提倡自由思想，没有自由思想就谈不上一个好教学，谈不上一所好大学，我认为办报也应当如此，而且特别应当强调。你没有“三百方针”，不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你的刊物就没有生气嘛。所以你看现在凡是刊物办得比较好的，包括我们《西大学报》特别是社科版，就是因为这个方面贯彻的比较好，就是因为允许不同的观点互相争鸣。这里我就举个例子，就是从（20）06年开始的，当时在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争论，就是挺郎和批郎之争。郎就是郎咸平，香港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当时批判张维迎，因为张维迎主张说MBO是国有资产流失的罪魁祸首，所以他发表了很多文章批判张维迎。接着这个批判一下扩展到了全国，当时有十大经济学家就提出一个“挺郎宣言”，支持郎咸平这个观点，同时大批张维迎，结果一下成为当时一个气候。张维迎作为咱们的一个学生，我也很关心他，我就把两边的一些看法都看了一下，我认为张维迎在某些观点方面是有些偏差，特别是在MBO，就是由管理者收购企业这种方式是很不好的，容易招致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是并不像郎咸平讲得那么厉害啊。因为张维迎的观点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嘛，所谓新自由主义，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讲，就是强调私有化，强调自由化，强调市场化。所以把张维迎打成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人，所以要进一步批他，后来又进一步批了他的老师，就是厉以宁，后有批了吴敬琏，后又批了高级党校的王珏，又批了人民大学的侯伟，还批判了中国经济科学的晓亮，最后把我也捎上了，因为我也是搞私有化的。我一看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后来我就考虑，一方面我就强调张维迎关于MBO这个提法是有些问题，但是决不能由此扩大他就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他代表不起，他也没有代表。再者，人家强调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有什么错，对不对？市场化我们可以搞市场经济嘛，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嘛，我们现在“化”的不够嘛，还要进一步“化”嘛，这有什么错误嘛！自由化，作为经济来讲，作为理论来讲，你不自由讨论，你怎么能够把问题搞清楚啊，你怎么不能让人家作为一家之言发表呢！他给张维迎加的一顶帽子是莫须有的，是错误的！作为现代的经济学家来讲，他没有自由思想，他没有强调市场经济的思想，那么他就不能够适应于当前的形式，也就不能够合乎于我们当前一面红旗的要求。所以我认为挺郎派和批郎派，从总体上来讲，应当说批郎派是正确的，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些问题，然而挺郎派方向错误，因为他实质上是反对市场化改革。他们（挺郎派）是什么观点呢？是现在之所以差距越来越大，关键就在于搞市场经济，也就是改革，改革就是市场化改革嘛，市场化改革改错了嘛，所以必须要停住嘛，不要再改了嘛，收起来嘛。我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根据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讲，现在市场不应收，市场化改革还会进一步深化。所以我认为从总体上来讲，应当是是挺郎派错了，因为郎咸平解读当前的问题都归结于搞市场化。因此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挺郎和批郎之争，这个到其他地方都不敢给我发表，当时全国杂志里一片挺郎，一片批张，所以我把文章写好以后，几个地方发人家都给退回来了，当时最困难时期，我们的《学报》给发表了。这个就是要使全国的理论界、经济学界探讨这个问题呀，因为当时从上海开始批张维迎，到北京后来给批开了，另外一直发展到我们陕西有些刊物也批张维迎，包括，很对不起，包括咱们《西安晚报》。张维迎看到《西安晚报》登了三篇文章批他的文章，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感到很伤心，其他人批他，他都可以有所忍嘛，“陕西是我老家嘛，西大是我母校嘛，这个同志批我干什么呢，他又没搞清楚啊，为什么他事先不跟我沟通沟通呢！”最后我就给《西安晚报》写了封信，后来他们才又妥善处理了。就是说当时，一片的批张维迎，以至于后来他也受到了炮轰和批判，包括他给北大提了个改革的问题，也受到了批判，所以本来他早就应该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因为他已经是校长助理了嘛。本来提了两个校长助理，那一个已经上去了，张维迎就是因为批了他以后，当时不知道什么单位，认为他有问题，所以张维迎一直就提不上去了。就是说，我认为假如说张维迎有问题，我们可以批他，但是你不能乱批啊，至少你对郎咸平支持，不一定你把张维迎批倒你才支持他。理论嘛，理论可以讨论嘛。你认为你有理，他认为他有理，可以争论嘛，所以我认为咱们《学报》在这个方面呢，是把握得比较好的。在别的报纸不敢登的时候，咱们学报敢于登出来，就说明有水平！实际证明了这一条，郎先生不是个好东西。不错，原来我以为他是支持一国两制的，现在看来他所支持的一制只是香港搞资本主义，大陆搞的社会主义他还是反对的。因为他后来写了个东西是《大陆人吃人的社会》呀，把现在的差距都叫做“人吃人”，城乡差距是城里人吃了乡下人，工农差距是工人吃了农民，体脑差距是脑力劳动者吃了体力劳动者，这岂有此理嘛！可见他的名堂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要求他是马克思主义，他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同时连一个学者起码的身份都不符，都够不上一个起码的学者。学者要实事求是嘛，而他不是实事求是，把大陆现在的差距都说成是人吃人，这样一来大陆成了什么的一个大陆啊？人吃人的社会嘛，用的是什么理论搞下去的嘛！这是第二个问题，是“双百方针”，是应该允许双方都能够讲话，不要听信一家之言，真理总是越辩越明。

    第三点我就想讲一讲，作为教学的“三不方针”，就是不唯上，不唯书，我加了一点就是不唯私。这一点呢，陈云讲“不唯上，不唯书”，我加的不唯私就是说，我们从搞学问来讲，不能抱着书本，光是抱着书本说马克思怎么讲怎么讲，我们认为应该理解书本的精神实质，所以呢就要允许学生，允许人民自由思考，看到一个问题就要想一想，不要盲目地跟风，我认为咱们《学报》在这一点还是做的很不错的。虽然咱们学报对有一些争论不可能全面展开，但是从总体来讲，是支持这个讨论的。支持这个讨论，就是不唯上，不唯书，不唯私。因为我几个学生写的文章也是批评我的，我完全欢迎，我们《学报》把它也登出来了，这就说明一个学报、报纸要办的好，假如不允许大家畅所欲言，而是光听一面之词，我看这个学报办不好。我感到咱们《学报》在这个方面是做的比较理想的。因此我就预祝咱们学报能够越办越好！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