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张荫麟在《清华学报》发表长篇论文《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涉及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学、艺术、炮术等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在天文学方面：一是论及利玛窦（Ricci Matteo）传入之西方天文学，将李之藻受其法所撰的《浑盖通宪图说》视为“介绍西洋天文学之第一部著作”，亦论及庞迪我（Pantoja Diago de）、熊三拔(Ursis Sabatthinus de)的工作、邓玉函（Terenz Jean）、龙华民（Lonngobardi Nicolas）、汤若望（Schall von Bell）、罗雅谷（Rho Giacomo）、徐光启的工作和西洋历局之设；二是论及新旧之争及清初泰西畴人在我国之建设，包括崇祯修历之争、新法颁行之阻梗、清初新旧之争和历法大狱、旧派之末路、汤若望之成绩、南怀仁（Verbiest Ferdinand）之成绩、清圣祖之重视西学、戴进贤（Kogler Ignace）之成绩、蒋友仁（Benoist Michel）之来华、清钦天监用西人之沿革等。在此，张文还使用了89条注释，注明中国相应学术的起源、可进一步了解的中西参考文献、对第谷（Tycho Brahe）、开普勒（Kelper Johann）、哥白尼（Copernicus Nicolaus）、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等西方科学家的进一步介绍。

    在数学方面：一是认为利玛窦所著《乾坤体义》下卷（《四库总目提要》106卷）言数“以边线、面积、平圆、椭圆互相容较”，标志着“西方数学入中国之始”，最先翻译之书为《几何原本》6卷，亦为最完备的西学译著；二是由于天文历算所需，翻译的有关几何、测量的西书，包括《圆容较义》（专论圆之内接、外接形、椭圆）、《测量法义》（应用几何、圆柱、圆球、圆周率至21位）、《同文指算》（述比例、级数，为中土所未闻）、《割圆八线表》（平面三角）和《大测》（弧三角）；三是数术以《天步真原》代表、代数以《数理精蕴》为代表传入中国，然代数仅及二次方程，还有杜美德（Rerre Jortoux）输入的割圆九术等。

    在物理学方面：一是1626年汤若望的《远镜说》，标志着西方光学入中国之始，涉及望远镜之用法、制法及原理、光在水中之屈折、凹镜散光、凸镜聚光及凹凸镜相合以放大物像等;二是天启末，艾儒略（Aleni Jules）授王征所译的《远西奇器图说》，涉及重心、比重之理61款、杠杆滑车和轮轴斜面92款，以及力学原理应用于起重、引重、取水、水力器械等，万历四十年（1612年）李之藻从熊三拔亦译有《泰西水法》，涉取水、蓄水等力学机械，然偏言应用，而原理不详；三是王征提到的《自鸣钟》、南怀仁进呈的《穷理学》等，当与物理学相关，惜今已佚，这对我国学术之影响极少，惟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戴震因西人龙尾车法作《瀛旋车记》和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转车记》颇有受西说影响之处。

    在地学方面：一是利马窦在肇庆时，每以西方舆地全图示人，后将其译为中文，粤疆吏刊之，以印本分送各省朋好，“中国始闻地圆及五大洲之说”，利氏入京后，贡《万国舆图》；二是庞迪我奉命翻译《西刻地图》并著《图说》，书未上而遭逐，艾儒略复于天启初得其遗稿增补为《职方外纪》，以致时至清中叶尚有“五大洲之说，语涉诞狂”之说；三是清初利类思（Buglio Louis）、安文思（Magalhaes Gabriel de）与南怀仁合著之《西方要纪》、南怀仁之《坤舆全图》和《坤舆图志》，以及蒋友仁进呈之《增补坤舆全图》，“为此期输入地理学之最后著作”；四是清初之全国舆地图，皆为西人分赴各省实地测绘而成，始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五十八年（1719年）告成，包括全图和各省分图，帝命之为《皇舆全览图》，“现在我国之地图，无一不以此图为据，在我国地理学界之贡献可知也”；五是矿学之输入，始于崇祯元年（1628年）毕方济（Sambiaso Francesco）关于“辨矿脉以裕军需”，“宜往澳门招聘精于矿学之儒”的上疏，之后十六年（1643年），汤若望奉命赴蓟督军时，既授火器，并授采矿之法，惜不踵而明亡，成绩无见。

    张荫麟的结论认为：明清之际西学的输入始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利马窦的传教活动，迄于清乾隆二、三十年间（1755－1765）蒋友仁之来华，历时148载；参与西学东渐的西士可考者44人，计有葡萄牙10人，意大利9人，法兰西8人，日尔曼4人，西班牙2人，比利时1人，未详者10人，其中明末来华者共计19人，以意大利人居多，清初来华者25人，以法兰西人居多，其活动以北京为中心；撰译有关输入西学之图籍可考者90种，其中天文学43种（明末30种），数学8种，物理学5种，地学8种，炮术2种，艺术4种，语言3种，存疑7种，其他10种，共计明末62种，清初28种，近半数为天文学著作。论及西学对我国学术的影响，张荫麟认为：“惜乎此期输入之西学，其于我国学术界之重要影响，仅在研究范围之增加（仅天文学及数学）、古籍之整理及治学方法之改进，而终不能发展我国之科学思想，以与远西并驾也”。对于我国清代科学不振之原因，张文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学术未能尽量输入，实此期科学不盛之主要原因”，如不传地动而传日动、“所输入之天文学仍不能脱占星学之窠臼”、汤若望在钦天监占候择日为荣亲王安葬、穆尼阁撰《人命》释星命，是“抑知而故秘之耶”；二是“输学者”和“求学者”（中国政府、人民似尚在附属地位）之宗旨，根本不在学，教士只为传教，中国政府只为改历，“习西算及他种科学不过偶然附及之余事”，咸同以来“朝野仅以船坚炮利视西方科学”，或“仅知西方有天文学及其附带之数学，而他非所闻”，“结果西学虽输入，而我国科学终不发达”。作为梁启超的学生，此文不仅大大扩充了其师关于这一论题的史料，而且对西学输入的影响和清代并未因此改变“科学不盛”的原因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清华学报》对此也许早有清醒的认识，在创刊之初就将“融贯中西” ，“译述欧西有用之书报，传播学术”作为办刊宗旨之一，并以中英文两种版本间隔出版。其做法:一是发动学生作社会调查,在学报发表了诸如《中国盐产调查纪略》、《浙江杭县近日丝绸茶之状况》、《中国农业状况调查第一次报告》、《山西省之煤铁矿》、《四川富顺县自流井现行采盐法》、《广西地势及实业之近况》、《景德镇磁业之调查》、《中国实业发展之机会》，反映民初我国农业需要改良、民族工业需要采用新技术、国人亟需树立科学观念的社会现实，同时也积极研究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民众由明清时的被动接受西学变为主动接受西学；二是发挥清华留美预备的师资优势，舍弃清末间接由日本输入西学的途径，而直接从欧美引进西方最新科学技术，发表诸如《七十年来科学发达史》、《三年来科学界之进步》、《美孚石油公司小史》、《世界印刷术发达史》、《美国实业发达记》、《近世大医学家袁利溪传》、《泰西妇女医学纪略》、《世界两大数学家传》、《英国化学家罗斯柯传》等科学史文章，以及发表《用代数定化学方程式》等文章系统引进西方科学。仅从1915年至1919年所发译文、论文来看，其所涉内容要比传教士输入内容或清末期刊主要经由日本介绍的西学内容新颖、深入和系统得多。它传播的西方教育理念、西方民主制度、对十月革命的报道和对国内工人罢工的社会学研究，对酝酿五四前夕教育界、学术界的科学与民主气氛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在开拓中国科学史学科方面具有特殊意义。

参见：姚远：《清华学报》与中国数学史学科的奠基，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7（4）：680-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