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原名叫胡洪骍。在他的《我的信仰》和《四十自述》中，他都提到怎么改的名字。胡适改名字，也是追求一时的时尚，在当时来说，就是举国上下对进化论的热捧。一天早上，胡洪骍请他二哥替他起个学名。他二哥只想了一刻，就说：“‘适者生存’中的‘适’字怎么样？” 胡洪骍马上同意了，先用胡适之来做笔名，最后在1910年去美国时就改为胡适作自己的名字，用了一辈子。胡适曾说他有两个同学，名为杨天择和孙竞存，也是当时时尚的结果。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过：他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后者是他在哥大的老师，而且是当时西方很有名气的哲学家，也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写过一本《达尔文对哲学的冲击》的集子。但胡适提到赫胥黎而不是达尔文，这大概跟当初他首先接触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有关。胡适说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而杜威教他怎样思想。

 

      胡适一生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但到了晚年，也有些变化。唐德刚在他的《胡适杂忆》的“三分洋货，七分传统”中说起一个故事。一个原来学历史和神学的女学生对胡适说她不学神学、历史而要改学化学了。胡适说，好姑娘，应该学自然科学。又说：“你看我们学人文科学的，我学了一辈子，现在还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呢？”唐德刚当时在场，听了这话后心里的立刻反应是：非改行不可！胡氏搞了一辈子还未搞出啥名堂来，况余小子乎！可是，当初胡适到美国去学的是农科，但他偏偏改了行。

 

      再看鲁迅，也是一生著作等身。很多人都知道当初鲁迅在日本留学学医，后来搞文学了，因为想医国人的脑子而不是人的身体。但更多的人并不知道，鲁迅其实是学地矿出生的。鲁迅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曾说过："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他1903年写的《中国地质略论》，是中国人写的第一篇系统介绍中国地质的论文。这是我对鲁迅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方面。鲁迅的影响，不用我来多说，从中学语文课本上就可以看出来。韩石山《在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提到，一个少年人从初一到高三六年中，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学得最多的就数鲁迅了，达十七篇。认为这个多，不是相对的多，可说是绝对的多。其他作家，能选这个数字的零头，都可说是很多了。

      但和胡适一样， 鲁迅的晚年很难说是愉快的。人固有一死，这个理鲁迅也晓得。他没有留下正式的遗嘱，只在《死》这篇短文中写下了几条不是遗嘱的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按《 鲁迅传》作者王晓明的说法，其中的“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和“空头”这几个字，是鲁迅听了别人的建议再添补上的。那个凉意，在字句之间。

 

      韩石山《在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这样总结：“把鲁迅与胡适作一比较，看的就更为清楚了。鲁迅是个旧文人，他的用语与文风，都是旧的；胡适是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他的用语与文风，都是新的，文是全新的文，人是全新的人。尤其是他对中国社会改造的理念，是向上的，是建设性的。没有偏狭，没有仇恨，只有诚恳的劝导，切实的擘划。鲁迅则不然，气愤，怨恨，诅咒，嘲讽，无所不用其极，偶尔也会说些“光明”一类的词儿，不是言不及义，就是大而无当。在他那里，是看不到什么建设性的改造社会的建言的。

      中国若不打算走向现代化则罢，若打算走向现代化，又要在文化上选择一个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传承式的人物，只能是胡适而不能是鲁迅。”

 

      这样的论断，有偏袒胡适的感觉。但这也许是因为鲁迅已经得到了很高的地位，而作者希望能提醒大家胡适的存在，再现中国二、三十年代鲁迅与胡适从共同推动新文化运动，到分别代表两大文学阵营之间发生的冲突。后来的故事，一个跟了共产党，一个跟了国民党，都走上自己的不归路。如今国共再次握手言欢，胡适与鲁迅是否也可以重归于好？对于历史，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两位当初学理科的人，最后都成了人文学家。历尽波澜壮阔的人生，最终都表现出了一种悲凉的心态，留给了我们这个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也留给了我们不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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