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中国社会科学报》王记者邀请,写一个关于美国所推行的“全球价值评议”的材料。经过一上午奋战,结果中心方面的官方意见是“不宜发表”。谨在此处登出与中心核心业务以及咨询项目无关的内容,供广大同仁批判。以下文字不代表中心以及项目组观点,特此声明!
二战后,虽然科学、技术和工程推动的创新正是经济增长、繁荣和社会富强的动力所在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共识。但由于战争等历史因素,美国在科学技术体制方面的实践一直领先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对于我国而言,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之间逐渐深化的关系,不仅体现在经济互补、技术转移和制度学习上。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话语和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一时间,“与国际接轨”、“和世界靠近”,不仅成为学术研究界的中心话语,也在包括政策界在内的其他社会领域中耳熟能详。与世界接轨、面对来自世界的挑战、参与世界竞争,成为不容质疑的目标,进而成为很多改革政策被合法化的基础。比如我国仿照美国的实践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继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之后推动了一系列的“金字工程”等等。
然而,这一切也正随着中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实力以及中国国力的增强而悄然发生着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再把中国当成是不具竞争力的追随者,而任由我们节约“试错成本”,发挥“后发优势”。比如早在2008北京奥运的正式“亮相”之前,美国人就开始通过号称“美国国会议员人手一本”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了解到来自于中国的“威胁”。书中用平实但充满震撼的话语指出,“几十年前,我的父母教育我们,快吃饭,因为中国印度孩子在挨饿(Starve);现在,我对自己的女儿说,要学习,因为中国印度人在抢夺(Starve for)你的饭碗”。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同年10月美国科学院发表的报告《迎击风暴:为了更辉煌的经济未来而激活并调动美国》的肯定。报告同样用震撼的口吻但却辅以更翔实的证据(涵盖了美国相对于其它国家较低的科学和工程专业毕业生比例、初等和中等教育学生素质低下,以及基础教育教师危机等一系列情况)点明了美国潜藏了近四十年的慢性“人才危机”,而中国、印度等新型工业化国家正是造成这个危机的根源。作为对报告的响应,美国国会终于在2007年8月通过了被喻为美国未来几年科学事业发展的路线图的《美国竞争法》。近来,美国为了应对中国、印度等国家大幅度增加在科学、技术和工程方面投资并注重其劳动力战略性发展的形势下,试图通过推动全球性机制评议准则来继续维系美国的全面领导地位。为此,美国还将于今年5月在华盛顿召开全球“价值评议峰会”(Merit Review Summit),以在承认“大跨度的社会视角和国家发展阶段造成的文化差异”的前提上,“建立共同准则以解决科学信息的公开性和建立在强大道德基础上的严格的价值评议之间的微妙平衡”。对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苏雷什(Subra Suresh)发表在去年8月12日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社论文章指出:世界密切相连,因此地区经济转变不仅依赖于每个国家科学研究的长期支撑,而且依靠创造性全球合作的支持。全球背景下的合作需要新想法和和平的环境以培育和稳固这一协同作用。2012峰会将为国际间的科学合作创造基础,同时也将对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价值评议标准发出声明。
这一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无疑也是深远的。海外民族志学者项飙博士曾指出,我国目前占主流地位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个对“普遍世界”和“特殊中国”之间的二分的基础之上的。世界在上,代表普遍,中国在下,属于特殊。也正是基于这种二分的视角,开放(对普遍规律的接纳)才可以成为改革(对特殊情况的调整)的驱动力和为改革措施正名。但是始终,中国是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西方世界把我们,我们也把自己归为特殊一样,中方和西方、中国和美国,一样都可以是相对的“别处”。今天的 “价值评议峰会”,正如在哥本哈根会谈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中国需要以一个更加积极的姿态,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去参与全球“普遍规律”的建构和制定,的确任重而道远!回想二十年前在艰苦的“入世”谈判时,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已经被西方建立好的普适规则。十年前试图将本土的技术标准推向世界舞台时,遭遇到了专业知识、斡旋能力,甚至外语水平的诸多掣肘……今天,美国已经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国际开发署联合推出“同行计划”(PEER),以强大的资源为后盾,针对美国所关心的全球性发展问题(即价值评估中相对于同行评议的“学术价值”准则所增加的“卓越影响”部分),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与美国科学家展开合作。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第三世界”的领导者,更应该为了我们所处的同一个“世界”,为了人类社会进步所必须的科学、技术和工程发展的共同梦想,我们必须为果敢的行走在“别处”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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