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高治、任波、陆红江、张瑞迪（2024）一文的发表。

高治、任波、陆红江、张瑞迪（2024）我国“村BA”发展的影响因素与路径分析———以贵州台盘“村BA”为例，武汉体育学院学报，58（8）。

从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的立场出发，尤其值得我们庆祝和学习的是，高治、任波、陆红江、张瑞迪（2024）没有在文中声称该研究是一项采用了扎根理论的研究，尽管他们借鉴了所谓另一个版本、斯特劳斯/科宾的研究方式。这一决定当然是该文作者经过一番谨慎评估后做出的。这一做法，对于这个方法来说，意义重大。该文的其中一位作者在反思中提到，“[希望]能做一点对的事情，而不是做符合潮流的事情”（私下沟通，2024年8月7日）。 

我和这位作者在交流时指出、所谓另一个版本、斯特劳斯/科宾的研究方式不是真正意义上扎根理论的做法（私下沟通，2024年3月24日）。就连斯特劳斯本人（Strauss, 1987）都承认了，扎根理论的做法还得要参考格拉泽的。科宾（Corbin & Strauss, 2008）后来也承认了她的一系列变化，其中包括研究目的不再是理论建构、最初的扎根理论变成了不同的扎根于材料的理论建构方式。我在过去的讨论（ref.）中也指出了所谓另一个版本、斯特劳斯/科宾的研究方式中各种自相矛盾、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比如，何时看文献、到底有几种采样方式。除了格拉泽（Glaser, 1992）指出的、所谓另一个版本、斯特劳斯/科宾的研究方式之侵犯智慧财产这一事实之外，我的同事、Andy Lowe也分享了他与斯特劳斯至少两次见面的情形 （Fei & Lowe, work-in-progress）：

在90年代早期的某个时候，我通过征求他妻子的允许，让我在他们旧金山的家中见他，从而直接接触到安森·斯特劳斯。征求事先的允许是必要的，因为安森·斯特劳斯的老弱以及身体一点也不好这一状况。她不情愿地允许我只见他一小时。在我们对话的一开始我就问他，关于这本由安森·斯特劳斯和朱丽叶·科宾合著、Sage出版、书名为“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书的有关情况。安森·斯特劳斯告诉我，他对他的名字作为合著者和这本书关联在一起颇感尴尬，因为事实上他没有写这本书。他告诉我，朱丽叶·科宾是他的一位学生，为了给她一个面子，他同意写这本书的前言。后来朱丽叶·科宾劝安森·斯特劳斯用他的名字作为合著者，因为这样会对她的学术生涯有帮助。由于安森·斯特劳斯和朱丽叶·科宾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他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同意了（agreed under pressure）。当我询问他更多关于他作为该书合著者的角色，安森·斯特劳斯告诉我，他不仅没有合著该书，甚至没有从头到尾地读过这本书。

而如今，那些推销所谓另一个版本、斯特劳斯/科宾的研究方式的人不愿意承认上述这些令人难堪的事实，甚至一些包括来自中国的小人还尝试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阻拦真相的公开（ref.）。难道纸能包得住火？不知道斯特劳斯/科宾之间的师生恋/婚外情（Fei & Lowe, work-in-progress），我能够理解，因为这是最近才公开的。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那些推销所谓另一个版本、斯特劳斯/科宾的研究方式的人选择对该研究方式中自相矛盾、前后不一致的地方（ref.）以及斯特劳斯（Strauss, 1987）自己指出的、扎根理论的做法还得要参考格拉泽的这些事实闭口不谈呢？难道是那些人心里有鬼吗？

我和体育学领域的几位青年同事都提到了高治、任波、陆红江、张瑞迪（2024）一文，尤其是没有声称这是一项扎根理论研究这一重大变化，尽管该文借鉴了所谓另一个版本、斯特劳斯/科宾的研究方式。一位同事同样也在他正在返修的文章中做出了改变、不再声称自己采用的方法论是扎根理论（私下沟通，2024年7月21日）。另一位博士候选人在反馈中提到，高治、任波、陆红江、张瑞迪（2024）一文以及对该文的点评“也让我们更加坚定的写[我们]的那篇文章”（私下沟通，2024年8月13日）。还有一位同学和她的导师在了解了所谓另一个版本、斯特劳斯/科宾的研究方式后认为，感觉斯特劳斯/科宾在薅扎根理论的羊毛（私下沟通，2024年8月9日）。

群组里的几位同事也提到这一变化：

@Diane “我也看到了最近一篇发在核心期刊上没有用扎根理论，但用了三级编码的做法。费老师的工作很有成效👍🏻”（2024年7月22日）

@八月浮槎  “[强][强][强]是看到不少这样的了，用质性研究方法，不说扎根理论，然后同样用三级编码，基本程序和[所谓]扎根理论一样，但是绕开了争议”（2024年7月22日）

这些改变正是格拉泽（ref.）及其提出的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在坚持的，尽管此时此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地方、中文还是英文世界，扎根理论的误用/滥用/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形比比皆是，甚至还出现“有样学样”这种现象（Wang, Shi, Li & Fei, 2023）、洋人可以误用/滥用/甚至对这个方法论本身进行改造，所以中国人也可以这么做？在以往的讨论（ref.）中，我指出了大量这样的情形，这些中国人对洋人的、英文文献里的内容不假思索的全盘接受这一现象以及观点剽窃、假装读过英文原著、盗窃他人的研究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必须承认，即使是在英语世界里，要求初学者甄别英文方法论文献并发现其中与扎根理论有关的错误的确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对于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阵营而言，如果不提扎根理论，就和扎根理论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一旦提到扎根理论，那么我们肯定会较真并毫不犹豫地捍卫我们的方法论选择和立场，就像我们在“有样学样：为什么一些中国人选择改造扎根理论方法论？”这篇英文文章（Wang, Shi, Li & Fei, 2023）以及日常讨论中指出这些乱象那样、决不手软。

最后，再次祝贺高治、任波、陆红江、张瑞迪（2024）一文的发表，尽管这一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你们谨慎的学术态度以及对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的敬畏之心值得世界各地的所有（包括这个阵营的）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