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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记者冲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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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对科学家—记者冲突的一些总结（之二）。
各方都对彼此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科学家和记者在各自领域都有一些无法突破的局限性。有时候，各方都对彼此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盼。无法满足这些期盼导致了误解的出现，并最终引发了冲突。科学家有时候可能希望记者把自己一夜之间变成巨星，而记者则有时候则希望从科学家那里获得现成的材料。双方的需求和期望都是不切实际的。
当一个记者希望把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Jayant V.Narlikar的一个口头报告写成书面材料而对他进行采访的时候，他陈述了自己的经历。他表示这份报告的文字版已经有了。让他意外的是，该记者的手上已经有了这份报告，并且希望Narlikar做一个100字左右的简述。Narlikar注意到虽然满足媒体的要求是有可能的，“但是填鸭式的方式是十分困难的。”
近期在中国举办了某个会议的组织者不得不在会上把科学家和记者安排在不同的分论坛中，因为他们无法继续平静地思考，也许这是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记者的镜头得以呈现的一个结果。另外一方面，在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一个科学传播会议期间，一个研究机构的新闻发言人很高兴地宣布报纸原封不动地刊载了她发布的新闻通稿。该研究机构，科学家和新闻发言人看到这些都会感到高兴，但是显然这份报纸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科学家希望记者定期地联系他们以获得更新的资料和信息，而记者则希望科学家要及时告诉他们最近的科学进展。二者在这方面都出现了错位，他们都需要前进一步并打破沉默的状况。
科学新闻中的信息来源是有争议的。科学家希望科学新闻真实且正确，还要以积极方式被报道，他们甚至希望文稿在付梓印刷之前能够亲自进行检查。但是记者如何解释科学家在这些文稿中毫无人文主义的味道？科学家当然不会赞同。对允许科学信息的源头提供者对记者撰写的文稿进行核查的争议已经如箭在弦。很多科学家忍耐不住要核对文稿的事实情况并决定这个新闻应该如何撰写—至少他们会表达自己的关切—但是记者则不希望科学家对自己如何写稿指手画脚。
在“媒体时代”，科学—媒体的结合对于有效的科学传播是重要的，但是科学家和记者在谁对文稿的科学内容拥有最终决定权方面持不同的意见。在印度这样的科学报道较少（大约3.4%）的国度，一个记者是否愿意把成稿拿给科学家审阅完全取决于记者同科学家的私人关系。
沉溺于不道德的且非法的实践是有害的。欺诈性言论，对研究的不实陈述，剽窃，数据造假，操纵标本以及对科学家的非正当的偏见引发了记者们激烈的探讨并且最终可能引发冲突。科学家记者的调查性方法很难给予支持，虽然科学方法也主张在研究中开展调查。记者们进行的游说，敲诈，哗众取宠以及桃色新闻使得科学家对记者们避而远之，并进一步损害了二者间的关系。一些分析认为在期刊中发表医学研究文章的众多作者都和药物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商业联系，这种利益冲突也会促使一些研究人员为了迎合药物公司的需求而伪造研究结果。
到底喜好这项工作？开展科普创作和科普活动的科学家并没有得到同行足够的认可，记者对此付出的努力也没有得到赏识，虽然他们的贡献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重要的。这个现象是科学传播事业的一个巨大阻碍。双方的挫折遭受了巨大损失，而科学则是纯粹的失败者。科学家认为科学传播是记者的工作，而很多记者也认为让他们撰写有关科学的文章是不公平的，因为大多数记者都没有科学背景。
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卡灵科普奖的法国天体物理学家Jean Audouze在一次采访中说他是在退休之后才进入到科学传播领域的，现在他不需要任何的职位晋升了。在德国林道举行的诺贝尔奖得主大会上，来自纽约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Gunter Blobel教授说向公众传播科学“不是我们的喜好的事情”，但是这项工作应该是记者的。
对冲突，危机，危险，临界议题以及科学政治学的报道是具有挑战性的。以前的“细线”使得从纯科学事实偏离出来的这种情况已经成熟，并且出现一种鼓励向强硬立场转移的情况。尝试着去清晰地理解气候变化争议的人发现他们陷入了涉及到既定利益和商业利润的政治导向性的科学泥潭之中。科普杂志《新科学家》近期拒绝了一个自由撰稿人提供的有关气候变化辩论的稿件，理由是其中一个研究人员是某勘探公司的顾问。
科学政治学是一个引起科学家—记者冲突的议题，同时有时候由于制造混乱而阻挠对真相的探索遭受到谴责。关注于飓风和全球变暖这些议题如何相关的科学记者在政治上则被误解为是某人的优势。信源和媒体都需要谨小慎微，并且在责备对方之前做到更加透明。记者和科学家应该协商来对政策问题进行提炼，而不是受到政治性信息的误导。
在宗教敏感性区域的大众媒体中处理科学是一项相当困难的工作。比如，在所谓的牛奶奇迹（推测人们看到了偶像们喝“牛奶”）出现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存在奇迹，只是表面张力这个规律是幻觉背后的原因。当一个文章的作者率先在电视上做科学探索节目的时候，他也受到了一些来自于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威胁。甚至有些科学家和记者对科学探索节目表示不满。类似的是，一个报道了克隆问题的巴基斯坦电视节目制片人需要额外注意以防止人们把这个节目看做是为克隆技术做宣传。
一些组织所持的不平等的立场。科普作家协会应该提供一个平台来为二者间彼此理解铺平道路。这种讨论会没有必要把科学家和科学记者区分开来。但是这些组织所采用的规章制度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有些科学新闻记者协会不允许科学家成为其会员，同时其他的协会也不能同等地对待其他会员。
有些欧洲的科学新闻记者协会的记者会员拒绝接受新闻发言人和科普作家成为其组织的会员。类似的是，世界科学记者联盟（WFSJ）也没有给科普作家协会提供会员资格，且其主管部门中的大多数人也都不是科学新闻记者。世界科学记者联盟的执行董事Jean-Marc Fleury赞同需要融入新闻的批判主义以便“保护”普通公众的“利益”。
科学背景重要吗？过去，非科学家的专家把从事科普创作或者采写科学新闻作为一个职业或者一项爱好。随着科学和技术专业化的快速发展以及跨学科方法的出现，在全球出现了有关科学新闻记者是否有必要拥有科学背景的辩论。在知识革命以及工作多元性不断增加的时代，人们可以探讨继续一种单一的专业模式是否十分重要或者是否应该发展一种多元的知识视角。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科学相关的学历不应该是成为科学新闻记者的前提条件，然而有些记者认为如果他们有科学背景会更好一些。
（译自Encyclopedi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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