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与科普的关系通常被比作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而二者的最佳状态则是两翼齐飞，两轮齐动。当前我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进步、坚持创新驱动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抉择，而我们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也应该加强科学技术的普及。

近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有了很大的提升，特别是科普信息化工程带动了一大批有志于从事科普和科学传播的组织、机构和个人，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向广大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大大激发了全社会的科学热情。而在科普信息化实施的过程中，科研成果向科普转化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2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其中提到“建立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机制。继续落实在符合条件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增加科普任务，将科普工作作为国家科技创新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提高科普成果在科技考核指标中所占比重。”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武汉分院党组书记陈平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谈到要“做到每一篇科研论文后面，都有科普文章、书籍、视频。”可见高端科普资源，特别是科研成果的科普转化也日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科研成果的发表不应该成为终点，而应该是一个新的科学传播的起点，如果要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那么对科学进行传播就成为必然选择，因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科研论文发表后只有经过传播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悉了解，否则相当一部分成果都无法发挥实际作用。每年有近一百五十万篇学术文章被发表，平均每篇文章只被不到十个人阅读过，其中82%的人文类学科的文章甚至一次都没有被引用过。这些惊人的数据表明，很多伟大的思想和有可能改变世界的想法都没有真正进入公众视野。

从历史上来看，科研论文向科普的转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原因在于：科学研究与科普曾经出现过分野或者说“代沟”，而随着科学技术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成为现代公民的“必备”，而把科研论文向科普的转化则有助于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牵涉到科普能力的建设问题。

媒体是公众完成正规教育后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手段，而科学新闻出现在大众媒体中的历史和这些媒体渠道存在的历史一样悠久。同样科学普及活动至少和科学一样久远。美国报刊第一次刊载“科学报道”是在1690年，而早期的科学家（也许称为“自然史学家”更恰当，因为“科学家”的英文单词是1840年英国学者惠威尔(William Whewell)在他的《归纳科学哲学》一书中提出的新词）也在积极地将自己的成果向公众传播，比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伽利略的《关于托勒玫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以及始于1826年的皇家学院周五讲座等。

而在19世纪晚期，美国已经出现了几本科普杂志，其中比较优秀的包括《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和《大众科学月刊》（PopularScience Monthly）。科学家们认为作为科学家，科普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感到应该把自己拥有实用知识传播给公众，同时也意识到了科学研究需要公众支持，并且欣然地利用那个时代的媒体渠道和公众分享他们开展科学探索的故事，因为“倘若科学力图发挥其作用，科学至少需要从更加广泛的公众群体中获得理解。”同时科学普及还有精神上的作用，“将知识体系限定在小圈子里，会削弱哲学的精神，最终导致精神的贫瘠。”

但是，随着科学的专业化和科学家的职业化，科学共同体开始形成，相伴而来的是科学的制度化；科学成为了有特定参与者、协定的规则和实践的活动，科学家发展出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培养方案和自己的奖励制度，向“外人”进行科普就变得不受重视了；甚至有学界人士认为：面向普通人的写作有违他们肩上担负的“知识分子的使命”。

实际情况还不仅如此，主要的科学协会开始对冒险开展科普工作的科学家进行惩罚，排斥违反规定的科学家个体以及甚至是拒绝给予他们一定的奖励，比如成为某个受人尊敬的学会的会员。1928年，担心会影响其即将到来的皇家学会会员提名的朗塞洛得·霍格本让他的同事海曼·利维装作是他的著作《大众数学》的作者；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个研究美尼尔氏病—一种特发性内耳虚弱的疾病—的美国科学家被拒绝成为某个受人尊重的学会的会员，因为他在一份报纸中发表了他的研究的科普文章；该学会认为这篇文章是“不道德的广告”；1992年，美国科学院拒绝授予天文学家、无数公共场合的主角、被译成多种文字的20多本畅销书的作者、无数电视系列节目和好莱坞电影的主角卡尔·萨根院士头衔，太多的同事对他孜孜不倦地传播科学新闻的活动嗤之以鼻。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学术研究成果被不遗余力地推向一个孤立保守的方向。当然，科学家向科学共同体这个“小圈子”内的收缩也给科学记者留下了机遇。作为科学传播“二传手”的科学新闻记者开始承担起向公众普及科学的任务，他们衔接起了科学与公众（社会）。但是在二战以后，人们开始反思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果，20世纪70年代早期，公众对环境的担忧引起了对科学的质疑，科学记者的作用开始转向对科学技术的批评和评论，科学新闻也更多地着眼于伦理争议和专业知识的局限性。虽然一些新闻报道颂扬科学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但是讨论经济社会进步所带来的风险以及解决潜伏于科学家所知的或者应该知道的危险的报道变得更加普遍。1917年科学作家迪姆斯﹒泰勒说道报纸强调的是事件的争议性方面，比如科学会议，因为“没人对化学有强烈的兴趣，但是每个人都喜欢争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科学记者不再将自己看作是科学的传教士，而是同审视着其他领域的同事一样，成为评论员和解说员。

上述种种原因，最终使得科研论文和科普之间出现了区分。

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认为：每个人都需要理解科学……某些情况下，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将有助于其做出更好的专业决策。科学研究的成果最终要惠及社会与公众，同时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和支持是科学研究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为了确保来自于公共部门和私人基金会的科研经费，向公众开展科学传播越来越成为趋势和任务。

目前，一些科技先行国家都有相关的政策趋势，确保科研成果能够及时地向公众进行交代。如今科研机构本身，比如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以及美国科促会，都要求其成员（同公众）探讨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些机构还出台了传播之南，还有一些成立了新闻办公室或者聘用了从事传播的工作人员，提升各种类型的活动，包括具有教育功能的网站，纪录片，科学表演和研究中的志愿服务，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英国研究理事会等。还有一些,甚至组建了专业团队来致力于帮助科学家同普通公众进行交流，比如美国神经科学学会。此外，欧盟框架计划也通过两种途径来增进基础研究与科学传播的结合:设置独立的科学传播板块和在 非科学传播项目中嵌入科学传播内容。

从国内来说，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机制也一直在探索和推进当中。几年前中国科协等机构就设立了相关的课题，专题研究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国外趋势，机制以及相关建议等。同时有些地方也在试点在科研项目中纳入科普的内容。特别是新近发布的《纲要》也明确提出相关的要求。

同时，我们也开展了一些促进科研论文向科普转化的活动和努力，2007年至2012年间中国科协学术部主办的“科技期刊与媒体见面会”活动，就搭建了科技期刊与媒体互动的平台，让一批优秀科研成果得以传播。通过对该活动实际效果的梳理发现，促进科研论文的科普化可以“一举三得”。首先，从事科学报道的媒体和记者获得了科学、可靠的新闻素材，弥补了有时候难以找到科学新闻或者科学家的尴尬；其次，能够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最新的科研进展，特别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科研成果，如若没有这一过程，相信绝大多数人是不会主动去阅读科研论文的；第三，对于被媒体报道的科研成果和科研人员来说，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科研成果的引用率，又能引起科研成果在同行内的传播和扩散，更好地发挥科研成果的作用。

从国外来看，相关的机构也把科研论文的科普转化作为科学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比如美国科促会的EurkAlert会向注册的科学记者发送优秀科研论文的“限时禁发”信息，以便科学记者能提前做一些功课，更好地做好科研成果的传播，此外各国科学媒介中心（特别是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专门针对顶级科学期刊上发表的科研论文开展科普转化的工作。

上述各种政策、措施和实际行动都说明科研论文的科普转化正在引起更大的重视，同时也通过实践推动了科研与科普的结合，促进科学传播的顺畅发展。

学术研究实际上可以、也应该去帮助大众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包括气候变化和食品安全在内的各种社会议题。然而，即使有小部分学者想与大众分享学术成果，他们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而，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促进科研成果的科普化需要专业化的科学传播人才，因为科学传播也是一门“技术活”。因此我们不仅需要能够“上得厅堂、入得厨房”的优秀科学家，同时也需要能够将科学家和公众衔接起来的科学传播“二传手”，他们可能是科学记者，科普期刊的编辑等等。

既然科普是一门“技术活”，那么必然要求一些具备这门技艺的专业人才，鉴于当前科普人才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问题，有必要对专门科普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比如，如何找到科研论文与社会日常生活的相关性，如何用讲故事的方法传播科学等等。

当然，在将科研论文转化为科普文章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在更广泛的背景下来看待科学传播，即重新审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往这种关系往往被看作是“水火不容”、“障碍”、“藩篱”、“隔阂”或者“两种文化”，实际上理解科学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也许就是把这种关系看作是一个婚姻，二者彼此需要，并且根据一个不成文的协议组合到一起。社会需要科学，并把它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成功的驱动力，而科学赖以存在的资源、人才和自由则是由社会提供的。所以我们要改变科学与社会之间不融洽的关系，打通障碍，促进科学与社会的顺畅沟通，进而让科研论文的科普化能够落地生根，促进科普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更好地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注：本文发表在《今日科苑》2016第4期，估计已出刊。刊出文章较此处贴出的内容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