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媒体的扩散，公众参与并信任科学受到工业领域参与科学研究的影响，一个跨学科的研讨会提供过来一些强化科学传播的建议。

科学传播受到政策制定者、研究机构、科学传播从业人员和学者的高度重视。科学传播是一个持续且复杂的话题，它涉及到一系列的议题，从科学研究事实的扩散到鼓励普通人参与科学辩论和科学政策制定的新模式。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制度、社会和技术的变革放大了科学传播的复杂性。在规模上，科学逐步成为跨学科的、官僚的且全球性的议题，并且科学是基于问题的以及依靠私人投资支持的。后面这种趋势提出了有关科学方面的信任问题，研究表明对科学的信任受到了和私人部门存在依附关系的研究人员和机构的贬损，特别是在生物医学领域。

技术还变革了媒体系统的本质，技术为向广大公众传播科学以及科学的社会启示而创造出了大量的有线电视，互联网和电子资源。在这些媒体“通道”的伴随下，积极性很高的个体就有强大的能力来学习科学并且参与到集体决定的制定中去。然而媒体的细分还意味着如果个体对科学缺乏兴趣，他们很容易就会忽视科学的媒体。还有一种担心就是一些媒体资源、主流电视和网络报道质量的下降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比如对不恰当的医疗服务需求的大肆宣传。

鉴于社会力量的融合以及新闻业的挑战，我们组织了一个有关科学传播本质变化的跨学科研讨会，特别聚焦于生物技术，生物医药和遗传问题。下面是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澳大利亚的专家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以及解决的一些议题。我们的目的是在科学传播的两个方面集中注意力，这两个方面是专家们达成一致意见的，即公众参与和科学新闻。这两个主题是互相关联的；知识的扩散是提高公众参与科学议题和政策制定的多层面方法的一部分。我们在结论部分提出了一些不断前进的具体建议。

指导科学传播的模型和假设

尽管对于公众参与的新方向的重视不断增加，但是在很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意识中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假设是：当有关科学的争议性话题出现的时候，公众的忽视起源于他们的反对。于是出现了有关教育状况和科学素养的关切。科学传播活动因而也被直接地指向填满人们知识的“缺失”，并且抱有这样一种期望，即只要社会成员理解了科学事实，他们就会更有可能像专家一样来对待这个(有争议的)科学议题。因而其策略也就是通过科普渠道，比如电视纪录片，科学杂志，报纸中的新闻报道和近期出现的科学网站和博客，来让公众熟悉科学。

当然，对于公众承担科学和技术发展风险和收益的公众来说，有关科学的一些知识—特别是科学在社会中的角色—的作用是基础性的。但是过于狭隘的缺失模型的方式并没有意识到知识只是影响个体如何做出判断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意识形态，社会身份和信任通常会有更强大的影响。缺失模型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鉴于大量的互相竞争的选择，传统的科学媒介渠道只触及到了很小部分的知识渊博的科学激进分子。另外，在确定的议题方面，比如克隆，公众倾向于利用电影和电视节目、科幻小说以及其他形式的流行文化里所描绘的内容。

十年前，一个新的“公众参与”模型，或者说是互动模型开始出现—这个模型强调这样一种情境，即各个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参与对话从而对研究的优先性和科学政策作出理性的决策。这种和公众开展双向对话的模式具有多种类型，比如审议的民意调查，公民陪审团，共识会议和科学咖啡馆。作为一个参与过程，每种形式都有可能给“拓展的同行评议”赋予不同的权重，受到科学产品影响的公众或者一群个体被邀请并成为评估者群体或者政策制定群体的一份子。在如何向参与者寻求反馈方面，在他们的反馈对最终的决定和咨询的时间安排上有多少影响方面，各种活动也是不一样的。

研究表明普通的参与者不仅直接了解了这些主题的技术方面的知识，比如食品生物科技或者生物医学研究，还学到了科学对社会，伦理和经济的启示。参与者还感到在参与科学决策方面更加自信且有效，他们认为科学家和科学家所在的组织对他们的关切更加敏感；事后他们还坦言如果未来可以提供更多的机会参与科学决策，他们会在这些议题上更加积极。

拓展公众参与活动的主张认为咨询活动通常是“马后炮”（通常是一个科学产品被引入到市场之后开展的，比如纳米技术），所以外部的输入在决策过程中没有给予足够的权重，基于这种情况，咨询过程只具有公共关系的功能。他们认为参与需要转向“自下而上”的方式，也就是当科学或者技术在成型阶段就应该开展这项活动，以便相关的公众可以在所有权、规定、使用、风险和收益的问题上有更多且有意义的话语权。鉴于此，媒体在科学政策辩论的早期阶段以及公众参与的途径方面—特别是引起他们的意识并促进参与，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有时候，公众参与的一个独特作用会是某些公众可能形成与科学家的利己主义相反的集体决定。比如，近期举办了一个有关纳米技术的咨询论坛，其最终结果是形成一个咨询小组来监督他们共同体内部的研究。

拟定信息

缺失模型批判科学传播在媒体报道的不准确性方面以及公众的不理性信仰方面的失误，但是它忽视了有关受众方面的一些事实，以及受众如何利用媒体来了解科学的意义。首先，个体天生就是“认知方面的吝啬鬼”：如果他们缺乏密切关注科学辩论的动机，他们将过度地依赖心理捷径，价值和情感来理解某个议题，通常是在缺乏知识的情况下。第二，作为吝啬本性的一部分，个体之获取那些确证或者强化自己已有信仰的信息。当然，这种趋势也受到了媒体细分以及意识形态歪曲的媒体渠道的促进。第三，意见领袖而非科学家，比如宗教领袖，非政府组织或者政客，成功地把他们对科学相关的信息以同核心利益相关者以及公众关联的方式阐述出来，但是有时候这些信息会直接地与科学共识产生冲突或者与完善的科学的利益相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观众会更加注意科学辩论的特定维度，不过这取决于一个议题在新闻报道中是如何“拟定的”。信息框架是一个阐释性的组合和故事情节，这有助于传播为什么某个议题会成为问题，谁以及什么应该对此负责，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公众会把这个框架当做是阐释性的纲要来理解和讨论某个议题；科学记者则利用这个框架来把复杂的问题浓缩成为有趣且有吸引力的新闻报道；政策制定者也通过框架来界定政策选择并形成决定；而科学家则通过框架来传播他们的研究与该议题的相关性。在每个情境下，通过给特定的考虑因素及理由赋予较大权重，框架可以把复杂的议题简化。设立框架是科学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实际情况。

科学组织中有一种不断增加的意识，即如果他们想在利用媒体向各种受众传播科学方面更加有效，他们需要改变这种他们用来传播科学议题的框架—或者说阐述性方法，比如进化论，干细胞研究或者纳米技术。并非依赖于个人经验或者坊间观察，有必要对受众开展一些细致的研究，从而来决定哪种框架在目标受众中行得通。传播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门科学。比如，美国国立研究院利用焦点小组和民意测验来告诉公众生物进化教育的书面报告的结构以及策划其公关活动。他们的研究表明对学生进行进化论教育的有效方式是强调其与现代医学的先进关联起来。与他们的期望相反，该研究的结论是一个强调近期法院裁决的替代性框架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有效信息。

然而转向公众的研究需要科学组织方面达到微妙的均衡。任何议题的框架再设定都需要恪守其暗含的科学的状况。比如，在在对“灵丹妙药”的人体干细胞移植研究方面，有些主张则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即治愈疾病的方法将在不久的将来出现，这种阐释把公众置于了危险的边缘。类似的是，有些工业方面的鼓吹者也把食品的生物技术重新设计成为改善全球食品安全的一种道德追求，但是他们 “结束全球饥饿”的承诺严重地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