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不意居清苦 编史何期享誉名

----追思李少白先生(之五)

推荐追思李少白先生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5年5月8日发布

（博主按：《当代电影》2015年第5期头条栏目推出《教书不意居清苦 编史何期享誉名----追思李少白先生》系列文章，这19篇追思文章从不同视角度怀念李少白先生的为人、为学，这些文章的作者分别是：戴光晰、吕启祥、郦苏元、沈及明、陈犀禾、钟大丰、贾磊磊、戴锦华、高小健、赵小青、陈墨、吴小丽、丁亚平、陆红实、孙绍谊、秦喜清、李道新、赵卫防、石川。博主将陆续全文转发这些追思文章，资源共享。现在发布的追思李少白先生(之五)，

《幽幽米兰香》,吴小丽；《徜徉在生命的太阳里》，丁亚平；《一棵大树》，陆红实

幽幽米兰香

吴小丽

那年，我由上海工厂被选派去北京参加全国文艺汇演，借调在当时文化部的“创办”。记得是在1975年，领导让我和文化部另一单位的李少白老师和王老师，一起去广州珠影厂参加一项调研。屈指算来，距今整整四十年了。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少白老师。我知李老师（那时不流行叫老师，我称其“老李”）是电影史学专家，著名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作者之一，言行举止便怯怯的，对两位学界长辈敬而远之。然仅几天便发现，李老师相当平易近人，他目光睿智亲切、言谈幽默风趣，犹擅提掖后进，对我放手使用、多有褒扬。我后来常想，我最终专事电影教学与研究，恐冥冥之中，少白老师便是命运派来的最初的召唤引领者？

调研结束后，我们一起去逛市场。早已忘却自己都买什么了，却至今记得李老师在一家偌大的花市，一眼相中了一盆米兰。我当时奇怪，在姹紫嫣红的花海，李老师怎么就独喜那“下里巴人”的米兰呢？牡丹的国色天香、玫瑰的奔放热烈、菊花的孤傲清高、甚至花中君子兰花的高洁典雅，似乎都不入李老师的法眼。细看这株米兰，它枝叶油绿茂盛，花蕾如淡绿色的小米，花朵又似金黄色的小苞谷，黄绿相杂，煞是悦目，尤其香气四溢，沁人心怀……李老师告诉我，米兰朴素无华、淡雅清新，它不以色形诱人，却因花香如兰而得名。米兰喜温忌寒，北方其实并不适合米兰的生长，但李老师还是小心翼翼地把米兰带回了北京。“其貌不扬，因香而贵”，超凡脱俗的幽香，是米兰的本质属性。我由此懂得，隐约之美，是为更高级高贵的美。

后来我回上海，经历了高考，毕业后又辗转多年，寻求所谓的专业对口，和李老师的联系也就慢慢疏淡了。再次相见，大约已是21世纪初了。那时我任教于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我的同事陈犀禾、石川老师，恰为少白先生的弟子，又适逢学院学科大发展，李老师便常被请来讲学布道、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我们也就常有机会晤面叙谈，每次都一如既往的如沐春风。

近日偶读少白老师住院期间赠师母孙大夫的七律，其最后两句为：“杯茶一饮文思就，三饭加餐目次诠。更喜亲人来探视，林荫海阔话云天。”

很后悔，在和李老师相处的有限时间内，没有好好地向他求教和切磋学问……

很后悔，在李老师2010年4月最后一次来上海时，只想着今后机会多多，没有随石川老师一起，陪同李老师去西湖，在春日美景映衬下，与李老师伉俪一起海阔天空地神聊……

很后悔，在李老师住院和病重期间，没有机会北上探视，亲手奉上一捧“馥馥吐幽香”的米兰……

幸好，天堂一定是温暖向阳的，那里一定会有米兰，一定弥散着盈盈不绝的米兰幽香。

（吴小丽，教授，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200072）

徜徉在生命的太阳里

丁亚平

2008年的4月，我与李少白先生有过一次难忘的香港之行。在一个洒满阳光的午后，李少白先生和我坐在香港电影学者黄爱玲女士家的客厅里，一边与黄爱玲聊天，一边向屋中边门外的大海看过去，一片波光。那时的他虽逾七旬，但腿脚矫健，视力亦无问题，对大海形状、颜色和光线的准确感受让他格外兴奋起来。李少白先生性情内敛，可我清楚记得，在香港数日，无论是在香港电影资料馆、在中文大学校园，还是坐在黄爱玲那屋前滨海的寓所、走在高楼林立的燠热的街道，抑或登太平山和大屿山，他如何热烈地讲述，笑着谈到许多轶事，他让他的想象力摆脱书斋书本知识，一任自己，徜徉在那一天的太阳里。

这让我感受震动，至今印象鲜明。李少白先生学术上久为中国电影界共悉，而香港电影研究者也皆知其史学贡献。此前一年，我受香港康文署之邀赴香港电影资料馆讲“巴金和电影”，并和余慕云、罗卡、李焯桃、黄爱玲、黎锡诸电影学人就中国早期电影做座谈交流。那次在香港，黄爱玲提出请李少白先生和我转年到香港电影资料馆做学术讲座。回来之后，我向少白先生报告并陈词，他最初心意未定，但经不住我力劝，强以同行，并答应由我张罗孙阿姨一起赴港，终于促成此次格外难得的香港之旅。少白先生之前没有到过香港，彼时香港的一切亦与现在有异，和内地社会与学术文化形成比较强烈的对比。回京之后他还取笔作诗，以“同亚平赴港讲座抒怀”为题，写下记录他观察和感受清晰印迹的五律：春雨杏花天，香江设影谭。师生同赴会，业友各执言。美食熏风里，畅游山水间。岁高神不老，两上两名山。并嘱我交由《中国文化报》编辑刊发。港岛的自然景观、学术人文和城市风情，让他心意陶然，精神如虎，表现了人合物聚之喜。

事实上，我对少白老师这方面最初的记忆要更早、更多。他参写《中国电影发展史》，创建电影所，和邢祖文、郦苏元、黄式宪、王人殷诸位前辈老师同事多年，又曾培养陈犀禾、钟大丰、陆红实这样的杰出的学生，照理他位高德尊对我们后来的学生指摘疵病，该时时板起面孔，但其实却并非如此。他谈话睿智，让人觉得亲近得很。他曾为我和他合写的文章逐字逐句进行修改。他作文讲课，勤勉专注，夜尽一烛，然于书画、古玩、诗词，摩玩舒卷，不输学术，而全身心投入山水人文胜景，更让他有“甘心老是乡”之慨叹。和他一起专门到过杭州、绍兴旅游，也曾先后同赴京郊红螺寺、大觉寺、八大处等地走走，欢愉尽在其中。前年春日，他和我提出想去天坛，我们马上备好轮椅和他一起去了。再见天坛，静听风中的回声，怕他相向惋怅，几次跟他说等病好了要再陪他来。

少白先生离我们而去，已近一月，他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着我。3月16日之后，常常不能相信老师已在千山万山之外就这样杳无踪影不再存在。离开这个他热爱的世界，会否成为一缕烟尘渐渐消散？有有必有无，一切都被笼罩着一层神性的命定的迷梦！李少白先生离去，就像父亲离世一样让我尤感不舍，念及于此我的心里会响起苍厉的悲号。父亲前些年在家乡因病去世前，我在北京忙于工作，以为不久忙完不会耽误去陪重病中的他，岂料那天凌晨即接到了来自家乡姐姐和妹妹一起给我打来的紧急电话。虽然父亲还只是在病危抢救中，但是，我意识到不能赶上送他最后一程，心中至痛。我和我的姐姐、妹妹一齐在电话两头大哭。前一天我们一家原本已买好当天晚上回去的火车票，得悉此讯后的清晨立即改买了机票回去，在机场和乘坐的飞机上，我止不住双泪长流。我与父亲惶惶生离，在最后时间没能及时陪伴他，悲痛悔恨时现心头。然而这次在李老师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我却能有机会与他相守，感戴鸿恩，让省过知非的我在老师生命的尽头表达自己拳拳愚爱。

15日，重病中的少白先生让夫人给我打电话，说要见我。晚上我赶了过去之后，看到他仍然在经受病痛的煎熬，帮他催痰，虽满身大汗，但效果甚微。整个晚上，他仅能断续说几个字词，意思大体猜得出来，但他的完整交流已非常困难。在死亡的边上，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但他的眼神，能看出他不想走。他眼角的泪，或许就是饱含他对尘世与电影热爱的超越语言的一种交流。

他找我来，肯定想说什么，几次起首说出几个字词，都未能讲下去。他最终还是放弃了，不再做努力。卧室中就我们两个人时，反倒什么话都不去努力再讲了，就只静静地呆在一起，我不停地给他按摩僵硬的右臂和右手手指，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现在回想，这倒更像是履行一个仪式。他平静地看着我，未必想太多。这个时候，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与文章，如何创一个电影学术时代，怎样研究历史和人物，在脑海中已经逐渐模糊了。但我想象中这时的他心里会在燃着一堆篝火，灼热气体和星火在升腾，噼啪作响。他的最后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诗词集，是电影史学上的三两本书。当自己研究过的电影史上某些历史现象、人物变得面目不清时，缠绵病床多日的他偶或会翻看、回望、沉思；当很多重要的东西在有意无意间都丢了时，他愿意通过诗句来参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血缘亲情，比如爱。

李少白老师走了之后，四面青树吐绿，春光依然如昔，然自然之轮替若是，人之悲欢可知！忆及他生前在学术内外的提点关怀、给予的很多鼓励，和留给我的详细形象尤其是生活中那些发亮的微小点滴结合起来，心中稍感宽慰，却仍难抑对少白先生的无尽哀思。

（丁亚平，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100029）

一棵大树

陆红实

没有想到李少白老师会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每念师恩，悲痛难抑！

我和李老师结缘，始于1985年初。1983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由于业务上没有联系，故与时任电影研究所副所长的李老师并不相识。1984初，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与中国电影资料馆合并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复一年，李老师从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又回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暂时落脚在当代文艺研究室，这才使我有机会结识了这位备受尊敬的学术前辈。但很快，我凭某股热情参加了中央国家机关讲师团，因此，直到为期一年的赴豫支教生活结束后才真正获亲炙教诲之幸。记得1986年暑期我回京不久的某一天，已经着手重新筹建影视艺术研究室的李老师问我，是否愿意转搞电影研究？我当然欣然答应了。影视室于1986年底成立（由于当时文化部碍于电影管理职能刚划转到广播电影电视部而未给中国艺术研究院增批副局级研究所建制，故暂以“室”名之）；半年后，我终于说服当代室主任艾克恩先生，正式调入了影视室。自此开始，我追随李老师，问学问道，深得惠泽。

李老师曾在纪念邢祖文先生的文章中称我为“学生辈同事”。从1987—1994年影视研究室与本院外国文艺研究所合并为影视研究所的八年时间里，我与李老师的工作关系更多是他的学术秘书。说到对于李老师一生的评价，世人谈论最多的是他对中国电影史论研究及教育的巨大贡献；而以我的了解，李老师不唯是电影学界的泰斗级学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影视学术机构的管理者与带头人。这里不提他参与创建中国艺术研究院原电影研究所的筚路蓝缕之功，即以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室的机构重建与发展而言，我甚至认为，他在退出领导岗位前的这八年时间里所付出的心血，要远大于他念兹在兹的个人科研的。这背后蕴含的使命感与担当，不也同样令人景仰吗？

由于不是副局级的研究所建制，而“室主任”的名头又与李老师的名望和资历太不相宜，因此，院里除了任命吴瑞庭先生为影视室主管行政事务的副主任外，权请李老师以“负责人”的身份主持工作。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人员、经费、办公用房、科研资料等等，在李老师的苦心谋划和争取下，一个正规的学术研究机构渐渐就有了模样。而他的“出成果与出人才并重”的学术管理思想，也在影视室的发展中再一次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影视研究室的整体业务工作，以科研和教学为中心。在组织架构上，开始的一两年间，成立了中国电影研究室、外国电影研究室、电视研究室、创作室、《影视文化》丛刊编辑部、办公室、资料室；同时，也重新成立了致力于研究生教学的电影系（电影系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统一管理，专业教学工作则全部由影视室承担）。此后，为缓解科研经费紧张的困难，李老师又集合影视室和社会力量，创建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创作中心（中心依托于影视室，无正式人员编制）。

回头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整个90年代，无论是学术机构还是学术个体，生存环境都是比较差的。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影视研究室在李老师的主持下，除了集中了邢祖文、俞虹等几位老专家和培养了一批中青年电影学术才俊、从而形成了国内电影学术的一支劲旅外，在业务开拓上建树多多。若举其大者，至少包括以下几项：

一、倾力搜集中国早期电影史料。这项前期由李老师亲身参加的工作，数年下来蔚为大观，从而使影视室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资料的一大重镇。

二、组织大型课题《中国电影艺术史》（李少白、邢祖文主编）、《世界电影艺术史》（俞虹主编）的研究和撰写。这两个当时备受学界关注的重头项目，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只完成了前者的第一卷，但其成型和不成型的成果（包括两个项目多次召开的专题座谈会），对国内以后的相关研究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

三、重新申办建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电影研究生硕士点，并于1994年开办了国内第一个电影学研究生博士点。还有必要提及的是，影视室（电影系）与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合办了研究生班，从而为上海大学影视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奠定了基础。

四、组织并与中国电影基金会等单位联合主办“中国40年代‘抗战电影’与‘进步电影’研讨会”和“史东山电影作品研讨会”。这两个研讨会召开于1995年11月28日－12月3日（会期首尾相接），是国内电影学术界继1983年“中国20—40年代电影回顾展”及研讨会之后的又一次大型影史学术活动。虽然会议名称背后有着诸多无奈的“讲究”，但这并未影响其成为20世纪中国电影史研究水平和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五、创办《影视文化》丛刊。刊名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原电影所的《电影文化》有一定的相关性，由于《电影文化》的刊号已转至《当代电影》，故以丛刊的形式出版发行（用文化艺术出版社的书号）。在影视室时期，丛刊先后共出版过六期，几乎每期都有一般学术期刊难以容纳的超长论文（如马德波、戴光晰著的《评水华的创作曲线》），不仅独具特色，而且足显分量。

六、组织拍摄了大型电视片《中国电影》（共52集，每集30分钟，夏衍题写片名）。此片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而特别制作，是国内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时长最长的叙述中国电影历史发展（含大陆、香港、台湾）的学术性电视片。以其体例和对电影史学术成果的吸收而言，此片亦或可看作是一部电视版的中国电影史。

以上所列，是我印象中的影视室的大事。而细思之，这些又何止是影视室的大事？作为主事者，从亲自策划到全力推动，无一不倾注着李老师的深恳心力。

李少白老师是一棵大树。如今，斯人已逝，但大树并未倒下。他所开创的中国电影学术教育及电影史研究的“前海学派”，花会继续开，果会继续结。

（陆红实，副主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10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