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国不忘初心

——杨生茂先生与他的学术精神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9月27日发布

【按：现在发布《人民政协报》2017-09-25期12版刊登笔者撰写的《学术报国不忘初心——杨生茂先生与他的学术精神》一文，纪念杨生茂先生（1917.09.26—2010.05.04）的百年诞辰》。】

德高望重的杨生茂先生是我国世界史和美国史学科的拓荒者、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美国史研究重镇南开美国中心的创始人。杨生茂生于河北逐鹿县，字畅如，7岁入私塾，“九一八事变”入宣化初中，1934年进入北平高中，参加“一二九”救亡运动，1938-1941年就读于燕京大学，1944年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1946年获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1947年9月回国，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2010年去世。

32年前杨生茂先生在他的《自述》里说：“我们这辈人只能起个桥梁和铺路作用。假如美国史需要几代人梯才能攀上峰巅的话，恐怕我这辈人正是在人梯的最下层。能发挥好底层人梯的作用，亦于愿足矣。”杨生茂先生既是领航人，又是铺路者。杨生茂先生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无论在为学还是为人方面，他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1917年杨生茂出生时，美国正处历史转型的进步主义变革时代。而今在纪念杨生茂百年诞辰之际，中国也处在一个伟大的社会转型年代，然而不管社会怎么转型，历史研究怎样变化，杨生茂一生学术报国、不忘初心的精神却始终不变。

我跟杨生茂先生的交往，要从1961年参加全国文科教材会议谈起，他领衔主编世界近代史全国文科高校统编教材，全国文科教材会议期间，我负责为北京师范大学与会专家提供系统的资料保障，那时领衔接受统编教材任务的非全国一流专家莫属，杨生茂便是其中之一，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和杨生茂先生第一次见面是1979年4月在武汉大学举行的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有较多单独接触聊天的机会，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大学者的架子，对我的问题有问必答，使我感到十分亲切，一见如故。从那时到先生仙逝，我们之间的联系基本没有中断过。我没有研究生学历，多年来，一直把他看作自己的编外导师。

他反对称他为学术权威

《学术界》2001年第6期上发表我的《是“承认”还是“认识到”》一文，提到“我国美国史、美国外交史权威杨生茂老教授来信……”不久先生写信给我说：“用‘权威’二字来表达我的身份，实不适当。这不仅令我赧颜羞愧，也会影响大作应有的效应，不免引起以‘权威’压人的逆反心理。我向来不敢以‘权威’自居，这倒不是怕拔什么‘白旗’，而是分量过重，难以承受。学后然知不足。同样，‘老’也会知不足的。总觉得‘权威’二字近似溢美。过去我多次公开为文，检查缺陷，其意在于不使谬种流传，贻误他人。另外，今日过于轻言‘权威’，权威如过江之鲫了，其实真正名实相符者寥若晨星，少而又少。凡以‘权威’自诩者难脱沽名钓誉之嫌。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评论你的文章。大作我是表示赞同的。上述文字只是针对‘权威’二字而发的。”

杨生茂先生的信使我深受教育，以他的学术造诣，恭称权威合乎实际。但仔细品味，先生说得在理，在学术争议中人人平等，不因某人身份而影响学术评价。杨先生的信，字数不多，言简意赅，含意深长。当今权威如过江之鲫，名实相符者寥若晨星，杨先生教诲令我们深思。

他重视学术资料建设的奠基作用

杨生茂先生十分重视外国史研究的资料建设，认为这是研究程序的初始阶段，也是奠基工程。他不仅亲自动手组织编译基础资料，而且鼓励和赞赏研究者参与资料编译。杨生茂先生的倡导、呼吁和组织基础资料的编译，不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的初创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21世纪进一步开放交流、网络化发展的今天，依然是美国史研究向纵深和横广两方面发展的重要工程。1978年12月，他主编出版了《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1981年合编《美国西班牙战争资料选》，1982年领导编译了《美国史译丛》第2期，他在“编者的话”中说：“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资料、专题论文和专史，即先从搜集资料开始，进而撰写专题论文，最后归纳综合为专史。”杨生茂在《博与约的关系及其他》一文中又写道：“如果把通史喻为一座大厦，那么资料和专题研究就是大廈的基础了。没有坚实的基础，牢固的大厦就无从建立。占有丰富的资料，是研究工作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

杨生茂先生的这一治学主张，不仅反映在他为不少学者和许多博士学位研究生所写的序言和评论中，而且大量散见于他与学生和同行的日常交谈中。他给我的几封信中也谈及了这一学术主张。如杨先生在给我的信中称赞我编的《译丛》，他说：“《美国史译丛》第三期内容十分充实，为研究美墨战争者开辟新的蹊径。”（1984年12月16日）“自《历史译丛》停刊以来，大家都感到无法交流外国史资料译文。今北京师范大学能继续出版此刊物，实为万幸之事，希望坚持下去，以利外国史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发表。”“回忆日本明治维新后，着重翻译工作，确可借鉴。”遗憾的是《史学选译》因经费拮据1992年停办了。

他一向严谨治学一丝不苟

杨先生历来以宽厚待人，但是在署名由他任主编之一的美国历史词典问题上，他对于词典的名称和译名的正确意见未被出版社采纳而十分气愤。2004年5月31日，杨生茂先生写信给我说：“我同责任编辑在书名上有分歧，我不主张在‘历史’学科下加‘百科’二字，这是画蛇添足。”杨生茂先生在《学术界》2004年第6期上发表短文《一个不忍目睹的荒唐的译名》，强调“可信性是工具书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今在封面上居然发生如此严重的硬伤，的确触犯了编辑工具书的大忌。毋庸讳言，读者无法在眼中揉下这粒沙子。”这体现了杨生茂先生严肃认真的负责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在原则问题上他绝不和稀泥。

他提携泽惠后学

1986年3月底，我应杨生茂先生的盛邀，来到南开大学历史所，参加他主持的美国外交史编写提纲讨论会。在此前，杨生茂先生给我写信，信中提出了一系列编辑主张，言简意赅，字字真切，使我受益匪浅。1991年底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一书中反映了这些编辑思路。令人感动的是，在该书1989年春所写的前言中，还写上了我参加本书写作提纲讨论会的名字。其实，我对于外交史的编写提纲的讨论可以说并无贡献可言，专门提起此事，说明杨生茂先生对于他人的劳动的高度尊重，从不掠人之美，却过誉有嘉。

为《美国历史杂志》（JAH）国际特邀编辑工作有效运转，杨生茂先生写信给我说：“邓蜀生同志（按：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来函称，他拟请你代替，可谓人选物色有方，因你过去对编选资料事经营多年，很有建树，老马识途，有利工作；另外，你担任学会秘书长，对于动员关心此事，也十分有利。”“我们几个人均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毕竟不如往年，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故需中年同志协助，玉成此事。”（1992年5月18日）他还动情地说：“不要过分客气，不然我们三人只得‘三缺一’了，你若概允，正好三人。”“绪贻和我年近八旬，已无精力和时间过多地过问此事了。若具体安排落实不下来只得打退堂鼓了！我是尽力说服你，动员你，欢迎你为此事分忧。总之，我们三人一齐担任contributing editors好吗？请考虑。希赐复。”（1992年6月19日）

由于邓蜀生先生的提议和推荐，杨生茂、刘绪贻两位老先生向美方力荐，美方接受了由我接替邓蜀生先生为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邀编辑一职。我们三人协力，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认真地向美方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宣传了中国学者的美国史研究成就，也维护了我国学者学术独立地位。

他不恋名位淡泊名利

在我提出的1990-1992年间出版的中国学者美国历史著作推荐目录草案中，有杨先生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这是我国学者自己编著的第一部系统阐述美国外交政策史并有独到见解的著作，但是先生在给我的回信中坚决要求删除这一推荐。信中说“《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应去掉。这不是谦虚，而是考虑后的抉择。希望你们（刘、黄）二位珍视我的想法。因为这是一本‘几个中国人为中国学生写的一本中文教科书’。”“这是我的心里话，多年知交，谅能体谅苦心。”根据推荐需三人一致的原则，我们的推荐书目中没有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史》。

杨先生还多次对我谈起他坚决辞去第一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的事，他说自己年龄大了，该让新人了，反映了他不恋名位、淡泊名利的一贯思想。上世纪末，杨先生多次给我的信中谈到要辞去JAH国际特邀编辑的职务，他说：“我早已感到年事已高，希望有年轻人继任。”并推荐年轻学者的名单，还说已写信给美方“为了工作的连续性得到保证，建议你留任。”我先后收到杨先生8封有关谈论辞职和推荐新人的信，反映了杨先生不恋名位、淡泊名利、提携后学，也体现了学术领域上中国学者的原则立场和独立精神。

今年9月23-24日，南开大学举行了“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暨纪念历史学家杨生茂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近百名老中青学者与会，同时还举行了杨生茂美国史最佳青年论著奖和首发杨生茂先生纪念文集。我以为无论社会怎样转型，历史学研究怎样变换，杨先生学术报国的初心从来没有变。

值此杨生茂先生诞辰百年之际，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中，坚守学术报国的初心，就是对杨先生的最好纪念。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