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如磐石  霭如春风

----希凡先生周年祭

受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0月28日发布（第22857篇）

为缅怀李希凡先生（1927-12-11—2018-10-29），现在受权发布吕启祥撰写的希凡先生周年祭文《坚如磐石  霭如春风》。

**************************

   希凡生前，研究院的人惯称李院长，外人或学界常称李先生，在我，则两者都叫不出来也从未如此称呼，李希凡同志又太正式，于是见面或通话就叫老李，偶尔也直呼其名。这并非是同他很熟，只缘积习难改。究其实我并未在一个小单位同他共过事，倒是他跌宕起伏的一生所历种种我并不陌生，加之晚年无所顾忌地任意而谈，使我加深了对他的了解。

希凡逝后，曽有所追思，言犹未尽，这里想就以下几个方面继续追说。

一，超乎左右的责任担当

二，仁厚长者的原则立场

三，深挚绵长的红楼情结

一，超乎左右的责任担当

人们往往习惯用“左”的标签或右的帽子衡人论事，这样的划分失之简单、流于表面，会遮蔽和掩盖真相。

李希凡终其一生，无论是早年的“第一枪”也好，晚年的“大通史”也罢，有一个贯穿其间的东西，那就是不计个人得失的冲刺，就是勇于担当。这种担当，无所谓“左”右，是那个历史时期所需要的；这个担当，无关名利，倒是要冒风险的。

记得几年前（2014年）在李希凡与当代红学的座谈会上，曾经分析过李、蓝当年写文章的历史背景，他们是有学术准备和理论准备的，历史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更为可贵的是他们的学术勇气来自对文学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坚强信心。这样的雄心和胆气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具备的，是一种历史担当。

希凡同志多次讲过，要重评四部古典小说的想法早就结存于心，起点就是要正确解释它们的社会历史意义和思想艺术价值。从学生时代第一篇得到山东大学老校长华岗、《文史哲》主编杨向奎、中文系主任吕荧赞赏的《典型人物的创造》（这是《文史哲》第一次发表学生文章）开始，就向名人挑战了，批评的还是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升曙梦的观点。而在1954年与蓝翎合作批评俞平伯两篇文章的同时，还发表了李希凡个人的三篇关于水浒的文章，即1954年4月号《文史哲》发表的《关于<水浒>评价问题》、《文艺学习》第5期的《谈豹子头林冲》、上海《文艺月报》第12期的《<水浒>的作者和<水浒>的长篇结构》。第一篇是同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商榷《水浒》评价问题的； 第二篇是同《水浒》研究专家讨论《水浒》人物创造有没有写出水浒英雄性格发展的，第三篇是同素所敬仰的茅盾同志讨论作家在短篇故事基础上再创作和《水浒》有无长篇结构的内含主题的。

可见，1954年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不是第一篇，也不是唯一一篇，商榷的学术前辈也非止俞平伯先生一位。写這些文章是出于同一动机。李希凡在回忆中还曽多次十分确切地讲到“真正激起我们‘批评’豪情的，是毛主席建国前的批判历史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那几篇名作，是我在上学时期就立下的重评四部古典小说的‘雄心’。所谓重评，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评价它们所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就，这就不能不触及前辈人的研究，而且我的研究，就是从同前辈人的研究有不同看法开始的。”（见《关于<红学：1954>一个‘推测’的辩正—兼答张胜利同志》，《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1辑）要说初衷或曰“初心”，这里讲得再清楚不过。

李、蓝二人是文艺青年，是普通人，不是官二代、红二代，没有任何背景或特别渠道，他们压根儿没有预料到后来的种种，比如说他们的文章被转载以至全国报刊铺天盖地的响应，比如说文化学术界的一系列会议领导和名流的郑重其事的发言，当然，更不知道毛泽东主席本人的信件和高层的震动。今天，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中共党史的学者，尽可以对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包括它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作全面深入的评论和研究，只就李、蓝个人而言，后续的发展和影响是他们始料不及、不能左右也难以负责的。当我们回顾希凡同志一生的时候，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他当初的雄心、胆略和作为，这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历史担当。“小人物”的一举成名不是运气、不是侥幸，更非迎合，是历史潮流和个人机遇的契合。它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个人品质中敢闯敢冲的担当精神正是内在的必然因素。

笔者个人在年龄辈分和所处位置等方面都是够不着1954年那个历史事件的，尽管如此，还是能感受到某些时代历史的氛围。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初，我在新解放的广州（广州于1949年10月14日解放，已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大时代，在百废待兴的开国气象之中有立国未稳的忧患，敌机轰炸、特务潜伏。我虽就读于教会学校，同样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所激荡。作为中学生，我参加过老师辈思想改造的一些会议，了解他们欢迎新中国的真诚情感，也接触到他们积习旧弊形成的疑虑和迷茫。即便幼稚，也感觉到思想文化界的除旧布新是必然的。近时，有一位中年学者为考古学前辈名家作传，问我这位前辈在五十年代所说欢迎新中国的话是真的吗？我回答说当然是真的。心中也感慨时移世易，今人要返回那个历史情景已不容易了。同样的道理，俞平伯先生作为一位旧社会过来知识分子，爱国敬业，拥护中国共产党，但在学术思想上依旧沿袭历史唯心主义的老路，完全可以理解，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是不同层面的问题，也不仅是俞先生个人的问题。我那时当然不认识俞平伯先生，他的著作也未见过，但从我父师辈的状况可连类推想。至于李希凡，也不认识，但从年龄经历上更为切近，他一定是青年人钦佩服膺的对象。

要说历史的担当，对李希凡而言，并非“一生只有一次”（直接受毛主席表扬只一次），“一举成名”之后，人生的路还很长，这里不说他在《人民日报》期间作为文艺评论家的劳绩，只想强调他的后半生对中国艺术研究事业的奉献。这方面人们关注不够，评价很不充分。他自己说是闯入了艺术殿堂，实际上是一头扎了进去，不仅实现了专业上的转型和升华，而且提出了许多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意见，为我国艺术科学的建设奠基铺路，影响深远，《中华艺术通史》的编纂就是集中表现。

这是一部巨制，全书十四卷七百多万字，图文并茂，具有开拓性和集成性。面对种种困难和风险，尤其是学界的质疑和讥讽，李希凡义无反顾地举起了这面大旗，见出他的远见卓识和魄力。他丝毫不因年事日高而放弃担当，放松一个理论家和学者的历史责任，而是同团队一起投入了漫长艰辛的规划、撰写、修改的全过程。说是“十年辛苦”，实际上，从动工前的立项、论证、筹措经费到完稿出版、简编、翻译等，前后不下二十年，李希凡将他的晚年精力几乎全部倾注于此了。这里，要特别引述艺术通史副主编之一，十年间一直协助主编工作的孟繁树先生的回忆，他说自己深切感受到李希凡先生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李希凡是这部通史的唯一直接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也是这部通史学术上思想上的引领者，是史著的学术灵魂。他说：“《中华艺术通史》既是李希凡先生晚年的学术力作，也是他一生学术成果的集大成。换句话说在通史之前，李希凡先生主要是以著名文艺理论家和红学家享誉于世的，而《中华艺术通史》不仅使他跻身于学问大家的行列，也完成了他从文艺理论家到博通古今的大学问家的转身和升华。”

孟繁树作为大通史的学术骨干之一，风雨同舟，苦乐备尝，他的见证和言说值得我们认真体味。那些至今轻忽李希凡的学识或只顾讥嘲“小人物”的“高明”人士不觉得自己浅薄吗？

李希凡的担当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不计得失，超乎左右。一生历经风雨，即有错失，亦勇于改正，如日月之蚀，光明磊落。他终生信奉鲁迅，敢当闯将。埋头苦干是遵行鲁迅教导，遇到挫折、心情苦闷时也从鲁迅作品中寻找精神出路。鲁迅从来不相信口头革命派和空头文学家，以为倘不顾实际不尚实干，则“革命”之后就是“革革命”，“左翼”是很容易变成右翼的。可见“左”右的标签不足以衡定人的价值，表里如一、心口如一的李希凡，区别于那些借革命以营私的族类，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革命文艺家。

二，仁厚长者的原则立场

远观李希凡，锋芒锐利；走近李希凡，温厚可亲；久而久之，会发现他有一种磐石般的定力。他的信仰和意志，从未动摇，老而弥坚。

平日里，希凡的仁厚是我们周边师友的一贯印象。在研究院追思会上，我发言的题目就是“仁厚长者李希凡”。上文提到的孟繁树先生的追忆文中，专门叙及李希凡善于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具有化解矛盾的高超艺术。大通史团队人才济济、个性鲜明，争论难免，但“在我的记忆里，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发过火，也没有批评过什么人。”作为领导的晚年如此，几十年前包括“文革”岁月也是如此。《人民日报》老同事蒋元明先生1975年初到报社，所接触的也是“希凡人厚道，性格也温和，从未见他急赤白眼的”。同一文中，蒋元明叙及“文革”之初江青找过李希凡谈《海瑞罢官》的问题，“他装糊涂，不接茬儿”，后来希凡说当时并非识破江青，只是与吴晗同志有不同意见，但上不了那个纲。“厚重多文”(蒋元明语)的李希凡是有底线的。这一点极其难能可贵，我在以前所写诸文中曽着重叙及。

希凡离世，家中悬挂着一副对联：“希世音容宛在，凡间父爱如山”，立即勾引起了我的回想，希凡对儿孙的成长、学业、就读、工作无不关切备至、甘为效力。在电话里，他曽絮絮叨叨地讲过许多家里的往事今情，慨叹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诉说这些琐事的老友了。他是慈父，是儿孙可亲的“阿爷”，慈爱之中，包含着理性和殷望。

仁厚又不失底线，这才是李希凡的全般。上举不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已是明证。近十多年来，又颇有一些事“刷新”或曰深化了我对李希凡的认识，见出了温厚之中的坚定。

比方说关于“两个小人物”，长久以来在李希凡和蓝翎这两个小人物之间好像总有某种迷雾，怎么就剩下了一个了呢？在我心中也存着这样一个结，从来不便询问，希凡也从不为此辩解，他的老同学似乎也不甚了了。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我去上海，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的魏同贤是他山东大学老同学，特地让我捎话给北京的李希凡，劝他不要和蓝翎争辩了，親痛仇快。我依嘱带了话，希凡没说什么。事实上，李希凡并不愿公开争论，蒋元明记得希凡在离开报社后曽给文艺部写过十分恳切的信，劝止蓝翎，没有奏效。直至蓝翎在报刊一再发文，便作了长篇辩正，题为《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是不得已的应答。

作为后学者，对于李、蓝二人，我们是一样敬佩的。早年学刊开编委会蓝翎来参加就见过，还曽送书给我们。记得我和林冠夫还曽请他给研究生讲课，他答应，但不来研究院，忘了在什么地方讲的。其中原委我们不解，想来总是“反右”伤害了兰翎，而希凡似有不便落纸的难言之隐。直到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李希凡的回忆录撰写前后，我才较为具体地得知当年“反右”的情况。对蓝翎，不必说李希凡从未提供“罪状”，就是文艺部主任袁鹰以至报社领导吴冷西都是想保的，可是保不住呀，北京市有更为重量级的人物定性啦（蓝翎的杂文发在北京市的刊物上）。此前，蓝翎在农村的结发妻子曽到报社大闹，等等。这一切实在同李希凡不相干，他成了“出气筒”。令人诧异的他长期不吭声，不向周围熟人辩白自己，任由误解和骂名存在。这需要怎样的承受力、坚韧性。不止于此，九十年代初还有别的更加耸人听闻的文章见诸报刊对李希凡“兴师问罪”，人们佩服他的承受力，更佩服他具备足够健全的理智和成熟的心态，去坦然面对那些颠倒事实栽赃陷害的明枪暗箭。

李希凡常处风口浪尖，人或谓他好辩，很大程度是逼出来、练出来的，即使离开报社转入学界亦不能免。读他九十年代所写那些绝地反击、滔滔雄辩的长文有一股刚正之气。我深佩李希凡是一个经得起风雨、受得起委屈、辨得明是非的人，他内心强大，底气充足。这股刚正之气在晚年李希凡身上同样鲜明。

他尝提醒我要提高对虚假宣传和各色谣言的识别力和警惕性，这是我从晚年李希凡那里得到的宝贵教益。面对信息泛滥媒体多元的舆论环境，常常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文化艺术领域的吹拍之风盛行。曽有某人被捧为楚辞大师、国学大师，在多家媒体包括电视台亮相，上主席台，主流报纸整版特写，为之画像，等等，其实此人早在“文革”前就经周总理过问处理，其卑行劣迹文教界不乏知晓者，希凡自然清楚，他说如今那些青年女记者哪里知道，又缺乏职业操守，不调查了解就吹捧。又如戏剧界某演员去世，溢美之辞离谱，希凡直言比乃父差远了。文艺评论的只说好话比比皆是。其实希凡并不保守更不闭塞，他远比我关心现状了解创作，他叫得出许多演员的名字，记得住许多细节，不时向我推荐他看好的即时开播的电视剧；但总体而言，他对创作尤其评论是很失望的，他说那些有才能的作家总写过去、写旧时代，敢于讲真话、揭时弊的评论少之又少。领导人对文艺界真是“苦口婆心”。希凡自身，只要有机会，不论在文联或作协，都会毫无保留地直陈己见。

对于谣传，希凡的敏感和提醒令人起敬。不必说那些围绕着1954的海外奇谈，作为当事人自然易于识破，许多所谓揭秘红墙的耸人听闻传说，水分很大或纯属虚构，希凡会以他的亲所闻见或常理逻辑判别其伪造，揭穿其用心。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政治上的成熟在这方面表现得至为明显。希凡获得信息的渠道也很多元，可贵的在于识断。我曽从他那里借得某些香港的出版物，撰者其人其观点不足取，但因曽生活工作在中南海，某些细节倒是可信的。我们还曽谈及共同认识的一个人，此人“文革”初期是原中宣部响当当的闻名全国的“左派”，以后跑到台湾成了陈水扁的高参（“国策”顾问），靠出卖机密走红（现在已无密可卖，利用价值大跌）。许多“内幕”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不止如此，希凡对国内外大势的关切，在纷纭复杂的世态中保持政治定力，永远给人以信心和鼓舞。

希凡的刚正之气，在他接近生命终点的高扬，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在此要重提他的最后一信，有些细节值得补说。

先说以书面形式回复而不以口头，这是希凡自己提出的，说明他很看重、很郑重。此举出乎我的意想，也超乎提问者的预期。

提问者张胜利，是河南新乡的红学研究者，自2010年起就关注王佩璋，搜集资料，研读文章，做得踏实细致。我因文彬兄之介认识张女士，很赞成她的这项研究。到了2014年11月间，胜利在电话中就询及1954年李、蓝是否受了王佩璋的影响激发而写了同俞平伯商榷的文章，此点对王佩璋生平至关重要，虽然张胜利并不相信，但白纸黑字，广泛流传，最可靠的是向当事人求证。为此，她希望和希凡先生直接通话，因希凡高龄息交，她并无奢望。

2016年10月6日，受胜利之托，我在电话中向希凡正式求证史实，他态度鲜明斩钉截铁地否定了那种臆测，说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史实清楚，不容曲解；他要书面答复，张胜利作为研究者可以来信提问。这是提问者预想不到的，也出乎我的意料，似乎受到某种震动。我在当晚的日记里记下了这种感受，如此高龄却无丝毫暮气，葆有一种永不褪色的革命激情，“小人物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当的”。

由此也加深了我对李希凡的了解。平日里，他乐观豁达，永不气馁，即便是遇到劫难，也会坦然面对、从容处之。犹记2012年他老伴病危期间，对54年史实质疑揭秘的大块文章连篇而至，10月7日老伴病故，10月11日诘问之文再度升温。此时希凡真可谓内外交困心力交瘁，但他并不气馁不放弃，靠女儿帮助给以回应。随后能助他为文的大女儿又紧随其母病故，丧妻失女接踵而至。失女之厄，一直瞒着他，直到我2014年写《谛听历史当事人的声音》一文时，李家姐妹还要求我删去文中透露李萌的讯息。最终还是瞒不住的，2016年7月17日的一次电话中，老李专就李萌生前逝后种种加以追怀，后悔没有及早发现和成全她的文学才能，痛惜之情，难以遏制。

我深感李希凡是一个经历过风雨、禁得起挫折的人。任何艰难困厄、曲解猜忌、以至谣琢诽谤都不能击倒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坚定信仰和凛然正气支撑着他，在晚近赠我的一本书扉页上用他特有的“少儿体”一笔不苟地写着：“青春无悔，坚信主主义真”。他的答张胜利信写就后我曽试问如果发不出去呢，他脱口而出立即回道：“他敢！”真有一股凛然之气。我还从未见过希凡这样地动过真气，他似乎有一种压抑已久的话语和心绪，欲一吐为快。

希凡晚年老而弥坚的风骨，不禁使我想起鲁迅对论敌“不寛恕”的铮铮遗言。相比之下，周边广为流传的“心灵鸡汤”无底线的恕道，是多么矫情和俗气。

三，深挚绵长的红楼情结

李希凡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并非专注红学，前半期致力于几部古典小说的研究和鲁迅研究，写了大量文艺评论，后半期主持艺术研究，倾注全力攻下《中华艺术通史》这一大型学术工程。盘点成果的《李希凡文集》七卷，并未收入1954年历史性红学文章，晚年所编学术文库本也只是文艺评论的选集。

然而这一切并未掩盖“小人物”的光芒，恰恰说明了他学术成果的丰富和文化人生的多彩。“红学”局限不了他，他也不能忘情于红学。

事实上希凡的学术生涯始于红学、终于红学，我在另文中也郑重提出李希凡是新时期红学航船的压舱石，虽居幕后而不可或缺。

李希凡促成了红学大团结，人皆可见的那些大事兹不再赘，这里只想强调希凡要的是大团结，他不立门派，不收弟子。不搞圈子。曾经有人问起，李希凡为什么不招收研究生？怎么不收几个亲传弟子？有没有帮忙看稿打字的助手？（晚年他的视力极差，他的文集和回忆录中的错讹，如有助手完全可以避免。）

追溯起来，原因可能有多种，但可以肯定的是李希凡主观方面他从不汲汲于此，不热衷于收弟子、立门户，他从不干预研究生院的业务。本来，李希凡是艺术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任期不短，研究生院此时有大的发展，作为院长，本身是学者，招研究生顺理成章，谁也不会说什么，但李院长没有。他尊重前辈，谦恭自抑，承诺不干预研究生院工作，更不会利用职权取得那怕是并非过分的权利。在这点上冯其庸是副院长，亦与之同步同守。在红学界或古典小说领域，冯、李的学生或徒孙辈都在招生了，硕士博士，一茬一茬；他们则没有。此点，近年希凡也同我谈起过，他说《人民日报》在招新闻学博士了，导师是他的后任又后任。无论新闻学或红学，他都有足够的资历和学识带学生传下代，但没有，他不张罗不在意这些。

他在意的是红学界的大团结。团结不光是聚在一起照个相，在桌面上碰个杯，而是以诚相见，和而不同。李希凡自1954年对学术领域特别是红学领域里历史唯心主义的批评，始终不渝，今天有人想调和、打圆场，他是不认同的。但他很早就注意到俞平伯对自传说的反观和审视，觉得很有深度，比胡适之高明多了。老一辈学术上這些变化是很可喜的。当年他曾同吴恩裕先生一起去西山诸地考察，深佩吴先生的辛勤踏勘，而对种种遗迹遗物，则持审慎态度。比如《废艺斋集稿》，李希凡愿望其有，也认为作家应有此等才艺，但并无证据，不能坐实。李希凡秉持的就是一种平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新时期以来红学园地里多姿多彩多元多维的研究，李希凡以开放的态度博大的胸怀乐见其盛，对于年青人更爱护有加，毫无架子。

最能体现李希凡对红学深情厚意的是他的封笔之作《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这里主要不是指该书2006年的初版，而是指2017年的修订版。固然是因为此书凝集了他已故长女生命最后几年的精诚心血，成为永久纪念；就李希凡本人而言，则是他经历了艺术研究的长途跋涉、艰难苦厄，几如凤凰涅槃般地重生再造，终于又回到了《红楼梦》家园的一个句号。他自己说，学术生命终止于艺术通史，不就《红楼梦》发声，总像是亏欠了曹雪芹。这是夙愿，也是宿命。修订本面世后，社会上特别是青年是很欢迎的，从销数就可以明显看出。但是也有一种声音，说老套的陈旧的典型论又“卷土重来”了。如果不是存有偏见，那就是对李希凡很不了解，对《红楼梦》也难说了解。《红楼梦》是一部经得起终生阅读的作品， 不同人生经历、不同学识背景、不同社会职业、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和滋养。八十多岁的李希凡较之二十多岁的李希凡，从作品得到的体悟将是何等丰富，其分析阐发难道不值得我们珍惜、学习吗？

这里，我想引用著名学者田本相先生对李老的评价，他特别称道李希凡的学术精神，他认为，文艺评论家、红学家不足以概括，李希凡是优秀的学者，探索真理、追求真理，他具有独立的学术立场，耿直的学术人格，坚韧的学术操守。田本相引前贤诤言观照，“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章学诚），不立门户前已叙及，所谓“宗主”关乎学术根基、学术理想、治学精神。马克思主义和鲁迅著述是“宗主”，历史和美学的结合是基本的方法。那些以社会批评派的标签来定义李希凡并不确切。无论个人为文还是领衔著述他均有独到之处和大家风范。本相先生笃学知人，所论至洽。我还十分赞同研究院中年骨干李新风、丁亚平诸君的见解，他们极其精到地指出李希凡曽提出许多对艺术科学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设想规划，并身体力行，尤其佩服希凡先生的虚心好学，向行家学，向青年学，几乎无所不学。他们多是希凡先生在任期间成长起来的研究院的中流砥柱，在他们眼里，李老是学识丰富、卓有远见的学术领导人和学问大家。

值得庆幸的是作为学者学问家的李希凡回到红学家园并没有故作高深、更不会标新立异，而是以他一贯平实朴素的学风做起了老话题“人物论”。他诚实地把自己的心得写进书里，诚恳地同青年朋友对话。这本书对学界的意义不止于其内容本身，还在于著书者的学风、学术态度和学术精神。踏实做事、老实做人是李希凡恪守的准则。他退下来之后，我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不要干扰现领导的工作。他曽为领导，对现状未始没有建言，但他是组织性很强的人，现领导如何行事、如何用人，不宜干预。当然，在适宜的场合他会直言。到了生命的最后，出于忧患和责任他想到写一封信给领导，但不是用老院长的名义，而是以《红楼梦学刊》名誉主编和《红楼梦大辞典》主编的名义，他不越位不邀名，守本分，甘淡泊，心中埋藏着永不熄灭的理想和信念的火种。

李希凡这部封笔之作的意义更在于遥遥地呼应了六十多年前“小人物”的初衷，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法来评价中国古典小说，显现它应有的社会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阐发中华的美学精髓和文化风采。李希凡一生的诸多成就都掩盖不了“小人物”的光芒，是其延展和深化。李希凡这个名字，时代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此刻，想起了作家王蒙追思时所说的一句话：“多么盼望今天再出现一个李希凡！”（大意）这是在呼唤有担当敢言直言的人，呼唤有独立见解能说出新鲜话语的人。

此言深深触动了我，新时代的李希凡在哪里呢？

            写于2919己亥农历春节，修订于清明前，九月再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