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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版2008年第三版)】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0月29日发布(第22858篇)
2019年1月6日-10月25日笔者通过博客先后发布,个人收藏图书的英文图书书目和个人在纸媒发表的论著、译、评、介学术资料等。完整保存这些学术资料,符合笔者践行学术报国的心愿和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资源共享的宗旨,也一个普通教育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探索历程。对于笔者和家乡主管单位达成全部无偿捐赠的承诺,也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目录检索。
自即日起,将陆续发布吕启祥在纸媒图书报刊上发表的论著等目录。这些也将无偿捐赠给我的家乡主管单位。
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上下册,上),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2月第一版,1996年第二版,2008年7月第三版,书名沈尹默题字,装帧设计李吉庆,责任印刷周小滨,新华书店发行,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1137万字,850X1168毫米开本,1/32 ,51印张,定价59.70元(共两册),ISBN7-02-000200-7
《红楼梦》校注本三版序言
本书初版于1982年,至今忽忽已历二十五周年,发行量已逾三百五十万套。1994年,当此书面世十二年的时候,我们曾修订过一次,改正了初版中的一些疏漏讹误,也吸收了红学研究上的新成果。现在距离上一次的修订,又已过了十三个年头。红学是一门最具群众性的学问,它拥有的研究队伍和读者,可能远比其他学科的人数要多得多。这十三年的过程,在红学的研究上,自然又有很多的收获,因此,我们决定再次进行修订。
记得1975年校订开始之初,我们曾为选用底本,进行过热烈的争论,最后决定采用乾隆二十五年的庚辰本(指底本的年代)为底本,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接受和认可这个本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对庚辰本的研究不断深入,而且1994年齐鲁书社又出版了同样以庚辰本为底本而又汇集脂评的校订本,到2006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一种庚辰本的校订本,这说明庚辰本的真正价值,日益为学术界所认识了。我们作为首次大胆采用庚辰本为底本来校订《红楼梦》的学人,当然是欢迎的。《诗经·小雅·伐木》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种学术上的求同之心,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我们注意到,新出的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校本,尤其是○六年的作家本,大量采用了我们的校订成果,这是值得欢迎的。当时我们遵国务院古籍整理组组长李一氓先生之嘱,校记要精,只有重要的改动才作校记。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避免烦琐;另方面,也是为了降低书的定价,有利于读者购买。所以我们大量校改的文字并未出校记。遗憾的是,作家本的校者,并不说明他的校本上的校文,基本上是用了前人的成果,他把这些校文用黑体字排出,还在《校勘说明》里明确说:“补改文字,一律用黑体,使之和原抄文字相区别,便于读者区分与比较。”这段话分明就是告诉读者,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文字,全是他新校出来的。而实际上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校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我们早就校出来的。这只要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校订本一对就明白了。
我们的校订本,距今已二十五年了,当时用了七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项任务。现在有的同志同样采用庚辰本作底本,大量采用我们的校文,这足以说明当时对底本的选择和校订文字的斟酌去取,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也为后来的校订者起了铺路的作用。
学无止境,学问是与时推移,日新月异的,红学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这次的校订,参阅了近十多年来的多种新校本和红学论著。自觉收获较大。这些收获,当然不是个人的,而是反映了红学研究的成果,应该看作是红学界的共同成果。
这次校订,计正文修订共428条,其中前80回407条;后40回21条;校记修订共62条,增加28条,修改34条,均在前80回;标点修订共87条,前80回52条,后40回35条。注释修订共203条,增加条目132条,前80回118条,后40回14条;修改条目71条,前80回64条,后40回7条;凡例修订共3条。
以上是这次修订的总情况。
这次校订,校和注两方面都有相当的进展,这些都已包含在书里,不再一一列举。
这次参加校订工作的人手较少,主要是冯其庸和胡文彬、吕启祥、林冠夫四个人。冯其庸同志负责正文的校订,吕启祥同志负责注释的修订和增补,胡文彬同志正文和注释两方面的工作都参加,并且由他来承担校和注两方面的合成工作,林冠夫同志,考虑到他的身体,主要是请他参加讨论和商量去取。胡文彬同志合成后,最后由冯其庸同志统一审阅和修改定稿。由于第一道工序校和注都做得很认真,所以校注两方面的修改面和难度虽然较大,但质量却比以往有所提高。胡文彬同志的合成工作,负担很重,文字量也大,但做得非常认真细致。尽管恰值酷暑,我们还是尽心尽力尽快地完成了预期的工作任务。
当然,在这项工作起动以前,原校订组的副组长李希凡同志和我们四人,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管士光同志和古典部的周绚隆同志曾一起开会商量确定这项工程,之后还分别取得了散处在各地的原校订组成员的同意。这也是促使我们四个人加紧努力的因素。
这里特别要谢谢陈熙中教授,他应我们的邀请,为我们写了几十条修订意见,都十分可贵。还有老友黄能馥老先生,重新为我们审定修改了有关服饰方面的注释,还有安徽的老友周中明教授,也曾来信关注本书的校订。
在整个校订过程中,任晓辉同志协助我们做了许多诸如查阅资料,复印稿件,递送信息等等的工作,使得这项工作得以快速有效的运转。
本书自初版以来,不断收到各地热心的红学朋友的来信来稿,有的是热情鼓励,有的是指出错误,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最近,我们又收到河南新安县冯东先生的来信,他为我们细心地查出了错字、注码误差等等问题。还有河北的一位红友萧凤芝同志,他来信告诉我们《红楼梦》第四十七回庚辰本作“十月一”是对的。这是北方为已故亲人送寒衣的民俗节日,不能改作“十月初一”。我们请教了周围的老北京人和北方的朋友,都说至今仍有“十月一,送寒衣”的民俗,所以我们仍依庚辰原本作“十月一”。在此我们敬向以往所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谬商榷和来信来电的读者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凡此,都说明,《红楼梦》的研究和校订,既离不开红学研究者,也离不开广大读者。《红楼梦》的修订工作,不会到此结束。我们希望今后能继续走专家和群众结合的路线,实事求是地将这部名著整理得更为完善。
红楼梦校注组
2007年8月13日
冯其庸:《红楼梦》校注本再版序
本书初版于一九八二年三月,距今转瞬已十二年。本书初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欢迎,也得到了不少指正。
这十二年的岁月,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当时确定的几个原则是正确的:一是我们所选择的底本——庚辰本,确是一个学术价值很高、接近曹雪芹原稿的珍贵本子,我们以此为底本,就使这个校本有了很好的基础;二是我们确定的校勘原则(详见《校注凡例》)也是正确的,这样就使我们的校勘工作做到了审慎和准确,不至于随意改动底本文字,从而较好地保持了原本的历史面貌;三是我们确定的注释原则(见《校注凡例》)也是切合实际的,对象适中,繁简得宜,因而使得本书避免臃肿烦琐之病。
但是,学问是无止境的,“红学”更是日新月异,这十多年来“红学”研究已有了长足的进展,不少重要的专著相继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文陆续发表了,还连续发现了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文献和实物。在《红楼梦》的名物考订上,也有不少的进展。对照我们的校本,就感到有了历史的差距。为了对读者负责,对我们的“红学”事业负责,我们深深感到有对本书作一次全面修订的必要。于是趁此书再版之机,我们就着手这一新的繁重工作。
此书初版是由《红楼梦》校订组先作出初稿,然后由校订组和注释组反复修改定稿的,其详细情况见初版的《前言》。现在全面重新整理、重新校注时,不可能把原有的人都邀请回来了,幸好初版定稿时的三位同志:冯其庸、林冠夫、吕启祥都还在原工作岗位上,因此本次的校注,即由他们三位负责:由冯其庸总负其责,林、吕二位分别作校、注的具体修订工作。
关于注释的修改和增补,计新增注释八十七条,补充和修改原注一百六十五条,其馀所有注释,共二千四百零一条,从内容到文字也重新作了一次审核认定;在校勘和标点、分段方面,重校的文字为数亦不在少。特别是此次重校过程中,仍用各脂本仔细复核,所以费力较多;至于标点和分段,则改动更多,不能一一列举。最后,由我作校、注两方面的审核工作,修改核定校、注的条目和文字,以及有关此次重新校注的其它事宜。以上种种,无法一一详述,读者翻阅此再版校注本,当可了然。
尽管此书又作了较为详慎的重校和重注,但初版的创始之功自不可没,故初版的《前言》《校注凡例》等文字仍置于卷首,以示不忘,也正说明前后校注的原则是一贯的。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间,倡议对《红楼梦》作校注整理,是由袁水拍同志向上级提出的。一九七四年秋天,袁水拍同志到我住处看望我,并提到整理古籍的问题。当时我提及《红楼梦》的校注问题,水拍同志极为重视,不久就要我草拟一个报告。此事后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式批准,由水拍同志任校注组的组长,由我和李希凡任副组长。初期校勘的稿子(即内部用的大字本),水拍同志还认真看过,凡是他不理解的地方,他还都提出来认真地询问过。后来,他因事因病,不再过问此事,但在重病中,仍希望能看到此书的出版。所以《红楼梦》的新校注工作得以正式立项并由政府拨款,调集一批专家和研究人员来工作,水拍同志是起了倡导推动作用的。现在水拍同志已经作古十年,当着此书修订再版的时候,我有责任将此经过叙明,亦以慰逝者于地下。
时间虽然只过了十二年,但参加此书工作的同志,却已经作古了好多位,其中顾问有:叶圣陶、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先生。参加校注工作的有:沈彭年、陶建基、徐贻庭、朱彤、祝肇年、江辛眉、杨廷福诸先生。国务院古籍整理组组长李一氓先生,一直关心《红楼梦》的研究工作,此书出版后,他还亲自写过评论文章,热情地肯定了这个新校注本,但李一氓先生也已经不幸逝世了。对以上十二位已故的先生和朋友,我们只能寄以哀思,以志永怀!
此次修订再版,虽然由我们三人负责,但前人之功不可没,而“红学”方兴未艾,且无止境,故以后的校注工作,亦无有止境。故我们本次的修订,只是万里长途中的一站,瞻望前途,曷其有极!惟愿再奋馀勇,更求寸进,并望“红学”同人和专家读者进而教之,则《红》书幸甚!“红学”幸甚!
是为序。
1994年7月6日于京华宽堂
照片30张拍自人文版2008年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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