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写完了“跋语”，回头再来写序。

本书内容虽不出“新诗与新诗学”范围，实际写作过程却并非从精密、严格的体系出发，而往往是机缘凑巧的结果。一九九九年我在《冷雨与热风——现代诗思问录》后记中曾谈到自己与新诗学接近的缘由，如今十年过去，又一些故事陆续发生，自然也就随手绘制出一些自己喜欢的新图案。新诗的家底尚不丰厚，新诗学也正年轻，想到自己竟然还能够与冰心、施蛰存这样的第一代、第二代新诗人直接对话，可以与另一些新诗界的前辈来来往往，就不能不陡然生出一份感慨：新诗的路，新诗学的路，都还长呢！

《1940年代：“新的抒情”或“新诗现代化”》原题《“新的抒情”——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论》，是我当年的硕士毕业论文，曾收入《冷雨与热风——现代诗思问录》，当年撰写时颇为认真，某些提法今天看来似乎可以调整一下了，某些提法却似乎还有意义，所以还是收进来了。与此情况相同的还有《新诗文体流变》部分，这是我从事新诗研究最早接受的“重大课题”，原为青岛大学冯光廉、刘增人先生“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项目中的“新诗体式”子项目，我与鲁原先生合作撰写，成书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负责撰写“初期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七月派”、“归来者诗人”和“第三代诗人”六章的内容，现在分别收入本书第三、四、五部分。

“吕剑”这个题目，我陆续写过一些文章，但较为正式的论文是来杭州后写的，即《归来者吕剑和他的抒情诗》一文，连同另外几篇文章和牛汉、吕剑的通信，一起发表于2004年《诗探索》“秋冬卷”的“吕剑研究”专栏（发表时题为《吕剑论》）。关于穆旦、戴望舒、蔡其矫、余光中、王伟明以及“中间代”的文章，均为在杭州新写，亦曾先后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山东师大学报》、《西南大学学报》、《香港文学》和香港《诗网络》，或由人大报刊资料复印中心转载。另外，《综合·转换·衍生：新诗修辞》一文，为诗友西果先生原作，经我略作调整共同署名发表于《诗探索》，这次收入本书，特作说明。

“新诗”之后，陆续有“现代诗”、“现代汉诗”等等新名称出现。比如2000年我在上海访问施蛰存先生时，在讲到他自己属于“第二代”新诗人之后，接着就当面提出“新诗这个说法应该换一换了”，我当时应答：“叫现代诗比较合适”，老人点头认可。余光中也曾认为“新诗”这个说法“内容驳杂，定义含糊”（《现代诗的名与实》），而在另一场合又认为：“从新月出发，我这一代开创了现代诗，正如新月诸贤从古典诗出发，而竟开创了新诗一样”（《天国的夜市》后记）。但近来我倒是反而更倾向于用“新诗”这个概念，以为这个概念可以涵盖“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汉语现代诗”所有这些不同的名叫法，应是一个本源性的概念，“现代诗”、“现代汉诗”则应该视为“新诗”发展史中的延展性概念。

故斟酌再三，书名还是定为《新诗与新诗学》。

 

                                      二零零九年十月八日，农历己丑年八月

二十日，寒露，子张于朝晖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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