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的常见误解之一》与《不走运的苏达山》是同一天的帖子，相差不过几个小时。从故事的完整性看，邢老师的为佳。但是读者较少。两篇中有个共同的话题就是对未发表的新想法要如何处理的事儿。邢老师的忠告是：如果你有了崭新的科学思想和学术成果，那么无论如何尽快发表它才是硬道理。 这也是国人要有自己的专业杂志的一个理由。

“中国学生的常见误解”的提法可以有几种解读。按饶老师的文脉，应该说是“国人常见的误解”、对中国（型）学生的特征的认识。饶老师对这类“误解”的解读、以及饶老师的理想，在这里都不是问题。镜某想说的是与这类误解不同的另一类型的误解。

一个正常的硬币，连出了9次正面，问下一次出正面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也算是个绕人的问题吧。“标准”答案是依然是50%。如果盯着一次投币看的话，这个结论不错。但是，放眼全局，连续出现9次正面的概率是0.2%，连续十次的可能性是0.1%。这时，人们怎样看这个问题？？？这时恐怕人的理性云云的说法是不起作用了，人们会以为，第十次出背面的可能性是99.9%，而不是50%。如果是押宝，多数人会如何行动呢？换个说法，如果把99.9%看成只是50%的两倍，人们押宝的行为又会是怎样呢？这是镜某想说的另一类型的误区。

理论强或实验强的说法，不应该离开对母体集团的考察。在镜某看来，人口的top1%的聪明程度应该是相差不多的，不论他们做什么。因为今天人们的所谓才能，基本上都是后天教育出来的东西，差别大多是来自这个教育的过程。田忌赛马是国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但是从赛事的精神上看，不是个费尔泼赖的做法。

同样是劳动，国人缝制衣料的劳动与瑞士工人装手表的劳动不一样。同理，同样是做科学实验，生命科学里面的多数实验与东莞中微子的实验也完全不一样。这里也有一个误区。

说到“动手能力”，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误区：教育阶段的和研究阶段的（指年龄）。应该说，国人在教育阶段接触动手的机会很少。当然可以归罪于“应试教育”，但镜某以为更多的是来自文化传统。而到了研究阶段，一方面国人受制于人，买来很多洋仪器，做一些“缝制衣料型的”科研，另一方面，在高端限制对国人的仪器、器件的销售，使国人在很多前沿领域的研究工作中，没有意义地重复前人已经做过的东西。这样的做法无疑消耗了国人的研究精力。洋人那里一个电话就搞定的事情，国人的研究生要花小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做出来。这种现象、事情，是个人听了都会生气。在这样的背景下，指责国人的研究生的工作档次低、没有创意，镜某以为有失公允。

如果说洋人有“敌意”、故意这样做的话，镜某以为结论下得早了些。控制资源、享受比中国人富贵的生活，也是一类“天经地义”的思考。

做同样的事情，地点、时间不同的话，评价也不相同。饶老师所嘲笑的“我们中国现在有时以投钱多到某些领域，买机器、造装置，来争取做些领先的工作”，很有些象当初劳动集中型产业投资的导入有些相似。对此，饶老师有意见了。镜某也很赞同这个批判。只是以饶老师所在的那个位置，这类批判的格调还应该更高些、更系统些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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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