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上看，和院士良性竞赛 共同提高中国科学水平的说法很是一本正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学术上看、尤其是着眼整个学术的世界，“和院士良性竞赛 共同提高中国科学水平”的说法基本上不能成立。

这个世界上有两类粒子：费米子和玻色子。费米子的特点就是一个位子上只能有一个粒子，不能有重样儿的，是个“和而不同”的世界（存在）。而玻色子则是一个位子上可以有很多个粒子，如果都竞争，则是个“同而不和”的世界。

竞争、哪怕是“良性”的，也不是能够提高研究水平的保证。这类问题，在经济学里已经被研究过N多次了，根本就轮不到理工科的来说事儿。饶老师们还是不能理解科学作为一个制度，在操作上应该如何办。也就是说，饶老师们还不能理解今天人的科研活动实际上是有两个侧面：探索自然的侧面和人类社会活动的侧面。饶老师们过多强调了科研活动里探索自然的侧面，以为这个侧面就是科研活动的全部。其实不然。

饶老师们所崇拜的美国式的科研文化的范式，不过是一种“偶然”——军事研究文化与科学研究文化的“天然一致”。这种文化值不值得模仿？能否模仿？这个问题不解决，就盲目的崇拜，应该说是缺少批判精神的表现。

科研的模式也受到资本运作的影响。比如说论文的数量，显然今天比才从前的数量多多了。因为今天的人比前辈们有更多的科学发现么？不论饶老师再怎么“牛”，恐怕也不会没有这个自知之明吧？因为如果不是另起锅灶，科学家与植物的种子一样——一代不如一代。

如何解释今天这么多的论文？镜某从前说过了，是因为计算机技术导致了排版印刷成本下降。为了维持科技出版的市场规模（货币尺度的），要么是提高印刷的档次——都用彩色套印，要么就是增加印刷的纸张数量。显然，人们选择了增加印数的模式。至于那些印出的东西有没有人看，对于科技出版界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

历史上有个“柏林墙”的事情。今天，饶老师们面临着与当年东德的领导们同样的问题：“劳动力”都跑到西德去了。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显然这个要比什么“良性竞赛”云云的更实在，更具体。当年东德的领袖们选择的是“修墙”，不知道今天饶老师们有什么比“修墙”更好的策略。如果饶老师们有思考院士的闲工夫的话，镜某很希望饶老师们们能思考一下如何“截流”的问题。因为科研的费用，只有用在最优秀的学生们的身上，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不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这一点，美国人看得很清楚，人家从还庚子赔款时就想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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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