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位老师

最近偶然读到一篇关于“特别教育”的文章（《我的教育追求》），引起我的特别关注。一些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者们对所谓差生＂、“学习困难生”，或是＂后进生＂、＂问题学生＂等，作了新的评估和诠释，认为这些概念较为笼统，有很大的歧视性，在社会感观与认知上难于为大众和学者接受。他们提出，必须转变传统观念，扬弃错误概念，应该视这些学生是“特别学生”，相应的教育应该是“特别教育”。提出这些概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南京晓庄学院的退休教授陈善卿老师。陈善卿老师，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初中、高中都教过我的政治课，当年对我有“点而化之”的意义。 

第一次陈老师给我授课，记得应该是在初中。他中等个子，仪表堂堂，儒雅、沉静、微笑、睿智，可以用器宇轩昂来形容。陈老师是文革毕业的大学生，江苏师范学院的。在我的老师中，江苏师范学院毕业生有好几个，如语文的冯世森，数学的史济芬，物理的岳燕宁，外语的杨祖恒，几乎都是1963年前后陆续毕业来南京十中任教的。我的中学时期，在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短暂时期，真正可以冠以“学习”的时光并不多（叶明：苦难与酸楚岁月的涅槃重生 新三届  2022-07-06 ）。老师中 ，很多都是照本宣科，不是埋头念镐子，就是抬头背笔记。听这些老师演课，如同嚼蜡，寡味无趣。终于有一天，在沉闷无比的政治课堂上，撞进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陈老师在讲台上激情澎湃、大气磅礴，滔滔不绝，启人心智，稳居于雅和智的制高点上，让我们引颈聆听。

印象最深的是陈老师讲解计划经济的特征：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可以明显看出，他花了很大的心思备课，充分、丰富，不仅有翔实的数据，还有丰富的图表，更是以计划经济最高光的时期—-苏联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充分展现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鲜明的对比，一边是美国经济危机的大萧条时代，一边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迅速地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现实逻辑上，全方位论证了计划经济是一种最理想、最优越的经济形态。他的笑容富有感染力，让在堂的学生的思维进入他的逻辑圈子；他的语气不急不缓，不故意弄得抑扬顿挫，却又能抓住我们的心。听他上课是一场精神享受。几次课下来，大家都被吸引了，征服了，我们这些懵懂无知的青年学生倾服得五体投地，开始笃信计划经济是人类最好的经济体制，根本就没有丝毫地怀疑它有什么不真实的地方。

记得，高一的时候，陈老师又给我们上课。他在课堂上提问：革命根据地为什么在国民党重重围困下能够建立起来？陈老师环顾整个课堂，问了一圈无人回答，只好点名将我拎出来。我自以为经过多年修炼早已超越了一般中学生层次，整天思绪腾云驾雾胡乱飞翔。我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做了简单的拼凑与复述，讲了整整半节课，最后我还大段背出：“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然而，陈老师丝毫没有表现出赞许，而是进一步追问“如何哲学原理解释这种现象？我被猛击得当头一棒，无言以对，不知从何下手。陈老师这才缓缓地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性原理”给予来很合理的说明 ：“毛泽东同志把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首先获得胜利的理论， 创造性地运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创立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 为农村包围城市和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南京工学院读研究生时，参加过南京第一家由青年大学毕业生创办的星期日技术服务公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我的发言较多，引起了新华社驻江苏记者站牟维旭的兴趣。会后，他专程登门拜访到我家做实地采访，我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将谈话整理成一篇内参递交上去，获得了很好的的社会影响。后来，我自己讲瘩记者问的谈话要点，整理修改成一篇学术论文，以《民办智力开发公司为什么能够存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6年第11期，第39-40）为题公开发表，成为我研究生毕业后第一篇期刊论文，用的就是当年陈老师课堂上教授的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性原理”的方法来阐述的。后来插队时，在陈老师打下的基础上，开始有计划第自学，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收获（叶明：我在江浦当社员 《金陵回声》2022.11.14）。

四十多年后，我在回忆大学求学生涯的长篇文章中，曾对我们南航的政治课所有教师表示了极大的鄙视与蔑视，所用的参照对象，就是我们中学的陈老师（叶明：求学南航（五）：枯燥、凋零、僵化的社会科学课   民间口述史  2022-08-25）。以我自己狭窄的亲身体验，有陈老师的讲课垫底，大学的政治课几乎没什么可学的！

除了课堂的交流，我很少与陈老师有直接的接触，更无私下的交流。在高三学期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时，《“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公布，客观上是一把利剑刺破万马齐喑的迷信天下，客观上起到了揭开了文革的黑幕的启蒙作用，第一次激发了我们的怀疑意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作者义正词严，指出并强调了许多诸如“农民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等现象，极大地刺痛了我们气吞山河的情怀。有次在西课楼二楼的走廊上，作为五班的班主任，陈老师专门走到同楼的三班来找我，动员我积极投入到批林批孔运动，希望我以学生的身份控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尤其是几位解放前大学毕业的老师对我们的腐蚀拉拢。我当即表态，我会按要求撰写批林批孔的大字报，但揭发批判老教师的文章，我不知道怎么写，也写不出来。我没有说出，对于我这样在我外婆十多年的“党国文化”熏陶下，严格遵循师道尊严的“旧派人物”是不可能背叛与辱骂师门的，基本上完全没有古希腊文化的“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的气质。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我已经早已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冲动了，高中以来，我的中共预备党员的资格已经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因家庭原因被取消了；我也主动辞去学校学生会壁报的主编主笔的职位，退出了学校师生联合的批判写作组的工作，现在更不屑于做批斗老师的急先锋或曰跳梁小丑（叶明：“9·13”事件后，我差点误上“贼船”， 新三届 2023-03-27 ）。我知道，在他眼里，我可能是中学生最具写作批判才能，最适合做革命小将。没有想到我如此冥顽不灵、如此冷漠、麻木不仁，放弃出人头地的大好前程。陈老师表现出无比惋惜之情后茫然离开，随即诱导他自己班上的学生，将他树成一个敢于斗争的典型。该学生血气方刚，横扫千军，一时风头强劲，红得发紫，1974年中学没有毕业就高调去了江苏建设兵团，其实江苏建设兵团即将停办不再接受新的知识青年，1975年正式撤销。

中学毕业后，我没有再见过陈老师，也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不过，因为千丝万缕的学术联系，间获得到关于他的一些信息。我的一位女同事在读教育学博士前，曾在南京师范专科学校工作一段时间，陈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中学多年在南京师专任教；我的学妹朱小蔓（中央教科所所长、党委书记，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给他的著作写过序；我的一位男同事的妹妹研究生毕业后在求职，曾希望我与时任南京晓庄学院政教系系主任的陈老师打个的招呼，被我以多年没有联系婉拒了。

最近一次见到陈老师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最后一年。江苏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学科组委会上，有一位晓庄学院人文学院的姚老师晋升的申请，在学科组内部有较大的争议。我仔细研究了他的申报材料，结合资历、学历与科研教学成果，特别是姚老师从民国报刊的角度，对红军长征的报道的深湛研究（《一部珍贵的关于红军长征和苏区革命早期报道文集》，《党的文献》2005年第2期，《红军长征早期报道述论》，《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救国时报>报道红军长征的背景及其意义》，《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3 期）），综合考虑与评估觉得应该支持他的晋升申请。姚老师研究的对象与斯诺的《西行漫步》共同构成红军长征的传播史，充分揭示了长征是播种机的英明论断。尽管他还是博士在读，尚未取得的博士学位（有规定一般需要博士学位），但考虑到在职教师的具体情况（1986年苏州大学历史学学士，1993年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不能一味教条地要求一定要有博士学位，可以认定他的资历与成果已经达到教授的要求。姚老师的论文《试论二三十年代南京高校教授的选聘及其特点——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为中心的考察》（《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也是比较吸引我关注的。作为金陵中学毕业生的我，1971年底有机会亲眼见到《西行漫步》的作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年7月19日—1972年2月15日），姚老师的的研究显然有很强的吸引力（叶明：1977年，侥幸成为“黄埔一期”  凤凰台上  2022-12-09）。此外，我对晓庄学院老师的革命史研究一直有好感，曾有位研究苏联对华援助（分别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各自的份额，就是在我一人强烈的推荐与说服下获得通过。所以，经过反复讨论与激烈争辩，支持杨老师晋升的意见终于获得了大多数评委的认同，最后经过投票顺利通过。

评审结果公布后，不知姚老师怎么知道了评审过程。为了感谢的鼎力相助与仗义执言，专门邀请我到他们学校参观一下。我以我们并不认识为由婉言拒绝了。结果，姚老师坚持力邀，并说可以见到我的中学老师，我只好应允，终于在阔别30多年再次见到陈老师。见面后，陈老师滔滔不绝介绍他近年来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他研究的比较深入，有很多收获，也比较全面。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不能理解，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者不敢正视杜威的影响与主要作用。或许他们缺乏从西方哲学尤其是实用主义的角度，溯源于分析陶行知教育思想，未能抓住思想根源与底层逻辑；特别是工业革命时代，技术意识与能动的改变世界观念的兴起，未能发掘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时代意义。类似地，“做中学”科学教育实验的倡导者们也是根本否定“做中学”的思想来源于杜威，千方百计企图划清与之界限。我的这些观点，曾在多次的学术会议上公开发表过，只不过没有写进正式的学术论文。懂得就自然懂，不懂的人就不必懂了。

我发现，我与陈老师已经很难有共同语言沟通交流了，我在现代科学的熏陶下，经过科学理性的严格训练，选择的是疑的道路,陈老师则是信的道路。疑,就不轻易被情感的冲动所裹挟,在静静地思考里看人看事;信,就卷入时代的大潮里,去殉道于自己的理想世界。我们的分歧渐渐沉淀下来后,是一种文化性格与时代的痕迹。因为“道不同,只能不相为谋了”,也就是说与他们分手了。不过，我没有当面说出来，尊师还是必须的。

又过了十多年，看到陈老师以八十多岁高龄，还在积极从事特别教育的研究与推广，奔波在城乡将心血写在祖国大地上，还是很受感动的。相比之下，比他小十多岁的我，早已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金盆洗手，安度晚年，难免羞愧难当、悔恨不已。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过这样一位老师。我们之间基本没有冲突，也没有默契，更不是对立统一。我们是相互学习、相互创造。但终究只是一段时间的向相平行，以后就渐行渐远了。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快的流变中，我经常庆幸在人生路上曾经遇到了像陈老师这样的老师。他是时代思想潮流的“标志物”，我们远离了，走远了，失散了，回望一下他们，可以重新校正自己的坐标方位，调整我们自己的演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