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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之子----陈裕光

已有 718 次阅读 2024-6-5 07:51 |个人分类:科学家研究|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金陵之子----陈裕光

          叶明

很多年前,我南京十中的学姐,一位波士顿医疗机构工作的知青队友,在她居住的列克辛顿(Lexington)小镇请我们一家三口吃中饭。饭店女老板热情地推荐新菜,她走之后,学姐低声告诉我:“她是陈裕光家族的后人,原来也是美国化学的博士”。 陈裕光不是汇文书院最早的几位毕业生?我记得南京十中校史馆里赫然列出过这个名字。

不久,我儿子跟导师跳槽到哈佛医学院,继续完成博士论文研究,刚好孩子妈妈的大学同学也回到了哈佛医学院,就委托她去观察一下儿子的工作情况。后来,我才知道她是陈裕光的小女儿陈佩结的女儿。那个饭店女老板不知是陈佩结四叔、姑妈(1949年前赴美留学留在美国)的后人,还是陈佩结的大哥、大姐(1949年赴美留学留在美国)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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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裕光与家人合影,后排左二就是在哈佛医学院工作的陈裕光外孙女

拨开历史的迷雾,一个儒雅的绅士、金陵之子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的早期毕业生,金陵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也是全国第一位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中国人。陈裕光是金陵大学1952年前唯一的华人校长,也是任期最久的中国大学校长之一。

求学“汇文书院”10年

陈裕光(1893.3.8~1989.4.19),祖籍浙江鄞县,出生在南京朝天宫附近一个建筑工匠之家。其父陈烈明15岁由鄞县辗转来到南京从事建筑业,凭借自己木工手艺和吃苦能干的精神,艰难创业在南京开办了一家营造厂。

1897年由陈烈明开办的“陈明记”,是南京最早的新式营造厂,其厂址在莫愁路87号。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南京建筑市场的头号交椅,是民国建筑商“四大金刚” 的老大。虽然1927年民国政府项目的激增吸引来大量外地营造厂,加剧了南京营造业的竞争,此时的“陈明记”仍位列60多家甲等营造厂之前列。1933年后,“陈明记营造厂”由陈烈明之子陈裕华(金陵大学,学士,康奈尔大学硕士)、陈裕康经营。早期南京的学校、教堂、医院等建筑,大都出自“陈明记”之手,当时的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北大楼、东大楼、西大楼、图书馆、东北大楼、礼拜堂、学生宿舍等)、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金陵神学院、明德女子中学、中华女子中学的校舍,以及南京两座正式的基督教礼拜堂(今白下路圣保罗教堂)、汉中路礼拜堂(今基督教莫愁路堂)、马林医院(今鼓楼医院),此外还有宝兴、宝庆银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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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北大楼

一生信奉基督教的陈烈明育有8个子女,陈裕光是家中长子。陈烈明为了让儿子长大以后能够光宗耀祖、光大门庭,他从《三字经》中的“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中挑选出两个字,为儿子起名“裕光”。陈裕光天资聪颖,7岁时就已能够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儿童蒙书了。在蒙学时更是只用了4年时间就将别人7年的功课学完了。

1905年,12岁的陈裕光被陈烈明送进南京汇文书院附属中学接受现代新式教育。汇文书院( The Nanking  University)是美国教会1888在南京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中学部又称“成美馆”。 成美馆是汇文书院对学生进行军事化管理的场所,

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体育和音乐等除书本以外的知识依然得到很大重视。在这样的教育氛围里,陈裕光不断接受着新知识的滋

养,把读书学习当作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10年,汇文书院与南京另外两所教会学校基督书院、益智书院合并组建成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金陵大学是美国教会在华最早开办的大学之一,也是规模较大的一所。

1911年,陈裕光升入刚成立不久的金陵大学。此时正值辛亥革命成功,陈裕光认为这是时代的进步,以“景唐”为号,意为“景慕初唐盛世”,望我中华重回唐时盛景。

金陵大学有“钟山之英”的美称,推行“三育”教学----人格教育、科学教育及“民主"教育。1912年,金陵大学获纽约州教

育局暨纽约大学承认为完全大学,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直接升入美国有关大学研究生院,与欧美大学享受同等待遇。得益于此,陶行知(1891.10.18日—1946.7.25)、陈裕光等在大学毕业之后得到了留美深造的机会。

金陵大学在1909 年创办了《金陵光》(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gazine),从创立之初起一直只有英文版。陶行知、陈裕光等人认为此事实为不妥。因为金陵大学毕竟是中国的大学,不应该只有英文版,也应该发行中文版。而且,发行中文版也有利于学术交流。于是他们以此为由向学校提出建议,很快便得到包文校长的同意。这样一来,《金陵光》在1913 年2 月出版的时候就有了中文版。陶行知、陈裕光等人成为《金陵光》的主要撰稿人。

1914年,陶行知毕业,成为金陵大学的首批学生。陶行知在金陵大学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全篇文字热情宣扬民主共和,歌颂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可谓是陶行知迈入人生新境的标志之一。该文在《金陵光》上连载。

陈裕光在入读大学时,毅然选择了化学专业。相较于军事、法律、医学、经济来说,这是个极冷门的专业,尤其是在中国更是看不到任何的前途。那时的教会学校,必须读英国文学史、英文修辞学、英国古典文学等。当时金陵大学仅设文科,数理课程附设于文科,故毕业只授文学士,他的毕业论文题目为《秦始皇论》,也发表在《金陵光》上,展现了陈裕光深厚的国学造诣,尤其是对古今民族问题的见解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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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裕光金陵大学的毕业论文 《秦始皇论》

1915年6月,陈裕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并代表毕业生用英语发表毕业致辞。他的英语功底深厚,流畅的表达无懈可击,他的《毕业致辞》充分体现了远大的抱负和理想(《金陵光》,1915年6月第6期,第519-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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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裕光的英文毕业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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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大学1915届毕业生,前排中者为陈裕光

1916年9月,陈裕光赴美入读克司工业大学(Case School of Applied Science)化学工程专业。成立于1877年的凯斯应用科学学校与成立于1826年的西储学院,在1967年合并组成现在的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它是俄亥俄州的第一学府,也是一所在美国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型私立研究大学。

1915年,陶行知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攻读教育学博士。1917年,陈裕光转学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研究所。陈裕光与陶行知二度成为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从19l7 年到1922 年,陈裕光一共在哥伦比亚大学苦读了5 年。第一年,他修习有机化学专业以及申请硕士学位所需的各门

课程,在19l8 年以优异成绩被授予硕士学位。在此后的4 年中,他又选修了有机化学、工业化学、无机化学、营养化学等方向的各种化学课程。由于在读期间他对有机化学的系统、深入了解,并研究出很多创新成果,所以他还成为了美国化学会的会员,这对他来说是一份很高的荣誉

1922 陈裕光获哥伦比亚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并获得“金钥匙”特别荣誉WechatIMG2646.jpg

     1922年摄于哥伦比亚大学,右为陈裕光

拥有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头衔的陈裕光,人尚在美国之时,就被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范源濂(曾三次执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预聘为教授。陈裕光从美国归国之后,立即奔赴北京,到刚刚由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并先后出任化学系主任和教务长,还曾两度代理校长,同时兼任学校评议会主席。

服务金陵大学30年

1924 年10月陈裕光在南京跟鲍敏小姐结婚,1925 年8 月时,陈裕光的大儿子刚刚出生。是年,陈裕光应母校金陵大学盛情之邀,回到阔别10年的金陵大学出任化学系教授,陈裕光对六朝古都南京和金陵大学有着割舍不掉的情怀,听到母校的召唤,陈裕光毅然辞去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职,回到自己读书十年的母校任教,潜心授业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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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动呈报中国政府立案  

1927年7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10月,国民政府采用法国大学区制,设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和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公布了私立学校立案的具体办法,规定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始准立案。

美国教会方面,鉴于陈裕光出身金陵大学,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与金陵大学渊源较深,对教会情况比较了解,而且在北京师范大学又有过行政领导的经验,同年11月,金陵大学,理事会在上海开会作出决议,推选陈裕光为校长。陈裕光是金陵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也是全国第一位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中国人,他在金陵大学校长的职位上达23年之久。

教会学校在中国处于相当复杂的社会环境,要生存并得以发展相当不易。作为校长既要维护中国政府的政策,又要维持好与教会的关系,使办学经费不至于中断;既要取得政府的保护和经济的支持,又要保持办学的独立性,在中国党派政治的博弈中,不至于陷入太深,甚至搭上沉没的不归船。陈裕光的智慧和高超的协调能力算是私立大学中一位最杰出的校长。

1928年5月,受命于危难之时的陈裕光,在就任校长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南京国民政府呈请注册立案,是年9月20日,大学院以668号训令,批准金陵大学立案。金陵大学成为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最先呈请立案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是当时13所教会大学中第一个向政府请求立案并获得批准的教会大学,将金陵大学的教育权收归国有,陈裕光这一远见之举,对推动其他教会大学收归国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继金陵大学之后,其他教会大学也陆续向政府立案,金陵大学起了推动作用。

2. 全面推行教育管理改革

陈裕光接任校长后,以其渊博的学识,熟练的、有条不紊的领导技能,克己谦恭、和蔼真诚的道德情操,身教重于言教的治校作风,主持校政。他认为收回教育权是全国人民高兴的大事,然而仅换一位中国校长,挂一面中国国旗,还远未解决收回教育主权的实质问题,教会大学的出路,在于行政管理与教育的改革。 致力“教育救国”陈裕光在行政上争得教育主权后,便立足教育改革,以求实现他“教育救国”的伟大抱负。

在行政管理方面,他重视发扬“共和精神”,提倡民主办校、学术自由和学生自治,使民主精神得到发扬。尽管经济、人事权仍在教会手中,他虽为校长也难有大的作为,但对于事关民族尊严的事,他还是要力争的。

重视品格陶养,培育“金大精神”, 金陵大学灵魂之所在便是“诚、真、勤、仁。作为教会学校,金陵大学在育人中,尤重视人格的教化和仁爱精神的熏陶。

-----停办宗教系,使原来的金陵神学院与金陵大学脱钩,宗教课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宗教集体活动改为自由参加,尊重信仰自由。

-----扩充科系,将文理科改为文学院与理学院,改农林科为农学院。增设文科、理科、农科研究所。从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中,共增加10个科系,设备日臻完善,学校得到很大发展。

-----根据政府注册条件,改组校董会并将各院院长、系主任及各级行政主管逐步改由中国人担任,中国教职工人数也日益增加。

3.据理维护民族教育主权

陈裕光在维护民族教育主权方面一向毫不含糊,据理力争。1928年春解聘金陵大学外语系赛珍珠教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陈裕光常在他权限所及的范围内,与主管教会和美国传教士有理有节地折中斡旋,为金大的中国化做了不少切实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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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6.26-1973.3.6)

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6.26-1973.3.6)赛珍珠的英文名字为Pearl Sydenstricker Buck,中文名“赛珍珠”为英文名的音译加意译:“赛”来自她的家姓Sydenstricker(她父亲的中文名为赛兆祥),Pearl为“珍珠”,而Buck为她的夫姓。本科就读于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Randolf Macon Women’s College)(1910--1914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心理学系助教。

1919年,赛珍珠与丈夫约翰·洛辛·卜凯(John Lossing Buck)来到南京。她曾任金陵大学外文系教授,后又在东南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教育学、英文和神学等课程。

1924年,赛珍珠与卜凯返回美国,同在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主修英国文学,毕业论文《论西方对中国生活与文明的影响》,获文学硕士学位。

1925年回金陵大学执教。赛珍珠在金陵大学一方面致力于写作,另一方面协助卜凯进行学术调研,并在国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他们住在由金陵大学提供的位于平仓巷3号的一幢青砖楼房里(现赛珍珠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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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内的赛珍珠故居

赛珍珠最喜欢教的课是英文。她关注当时的中国时事,并且喜欢在课上和同学讨论。赛珍珠崇尚西方化课堂教学方式,这并完全适合“本土化”后的金陵大学。在陈裕光担任校长后,赛珍珠仍在金大外文系教授英文,她希望自己的学生思路开阔,并不按照课本来授课,她对电影兴趣浓厚,不仅上课时会经常讲到电影方面去,还把无声电影带到课堂放映。赛珍珠的教学方式使学生们认为学习不到实用的知识,引起了学生的不满,有同学向陈校长反映。陈裕光向赛珍珠转达了学生的意见,但她依然我行我素,并坚持认为学习英文就是要“海阔天空”、“信马由缰”,这与金陵大学严谨的学风格格不入。此事提到校务委员会讨论,经过议决解除了对赛珍珠的聘约。赛珍珠在金陵大学任教多年,却在中国人担任校长后而因学生投诉被“解聘”,这引起了部分美籍教师对陈裕光的不满,认为他不尊重赛珍珠。陈裕光“当时也深感不安,但又无可奈何”。   

尽管陈裕光(平仓巷5号)与赛珍珠(平仓巷3号)是邻居,笃信友情,学校讨论时他不顾私交,又能顶住教会的压力决定辞退。丝毫没有影响公私分明的陈校长辞退赛珍珠。在行使校长职权辞退了赛珍珠后,陈裕光又以“朋友”身份登门拜访,请赛珍珠和卜凯谅解,并乐意推荐她到其他的地方工作。赛珍珠表示理解,学校是以学生的学习为重的。1945 年陈裕光赴美讲学时还特地拜访赛珍珠,受到了她的热情款待,两位年过半百的老友相见异常开心,谈了很多金大的人和事。

被金陵大学解聘后,赛珍珠在家专事写作。1929年,她的著名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完稿。该书描写了中国农民王龙从一无所有到成为富户的故事,突出了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眷恋。1931 年春,《大地》在美国出版,广受好评, 1932 年赛珍珠凭《大地》获得普利策小说奖,1935年,赛珍珠荣获美国文学艺术学院为《大地》颁发的豪厄尔斯奖章。1938 年,在1938年以此获得美国历史上第三个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诺贝尔奖获得者。

陈裕光并非一个雄才大略的强势校长,而是一个敬业乐群默默耕耘的实干家。他在金陵大学之所以能够赢得众望并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金大没有如同司徒雷登那样的外国强人,陈裕光遂得在名分与实际两方面都能体现为一校之长。 校内绝大多数外籍教职员的支持与爱戴,使陈裕光即使在面临外国差会较大压力时也没有后顾之忧。

二是陈裕光在学术与品德上焕发的人格魅力。陈裕光本着革新的精神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及教学,进行了一些调整与改革,以适合我国国情。主要是贯彻科学精神,实行教学、研究、推广的‘三一制’(即三结合)。重视发扬‘共和精神’。这种共和精神,体现在学校的各个方面,包括学生自己选课方面的学分制。所以,裕光遂日益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衷心爱戴,同心协力渡过了许多严重的难关与转折。

陈裕光还尽己所能地保护被国民党当局打入“另册”的进步师生。东南大学萧焜焘教授,抗战期间就读于迁往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复原南京后在金陵大学哲学系担任助教,不便再公开参加学生团体,但仍然支持“五二〇”学生运动的大斗争,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1948年,萧焜焘以所谓“匪谍嫌疑”与爱人金陵大学外语系王月娥同时被捕,直到李宗仁宣布和谈,释放政治犯,才得以出狱。80年代中期,在南京工学院读研究生时,我曾听导师萧焜焘回忆这段历史时动情感恩道:“没有陈校长出面死保,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

陈裕光的人格力量,不仅体现在对学生的爱护,对教师的垂青,还表现在必要时敢于对当局说“不”。抗战期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为装点门面,先后两次致信给陈裕光,延聘他出任“教育部部长”,一向待人诚恳的陈裕光却未予理睬,均没有复信。正是在他刚正率直、淡泊名利的精神感召下,金陵大学教师不同于“他校教职员都在外面兼官兼职”,而是“不在上课室,就在公事房,不在图书馆,就在实验室”。

由于他对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先后于1929年和194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育奖章和美国加州大学名誉教育博士称号。

陈裕光在金陵大学校长任上一直工作至1951年3月,一直在中美教育的夹缝中生存。

1986年5月,陈裕光回宁定居。 1987—1989年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顾问,他携90岁老迈之身,积极组织金陵大学校友会,联通国内国外、海峡两岸的校友,游说他们为建设祖国贡献才智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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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陈裕光先生像

陈裕光在金陵大学服务的30年中,金陵大学经历了南京沦陷,举校西迁的动荡,也经历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举校商议退守台湾的风波。但任由风雨激荡,陈裕光始终审慎以待,终于,他驾驶着金陵大学这艘承载着中国科技星火的小船,趟过历史的风浪与炮火,安全地抵达了新中国的港湾,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金陵大学64 年发展过程里,有24 年都是陈裕光执掌,金陵大学的毕业生中一多半是陈裕光的学生,金陵大学校友将陈裕光视为他们永远的校长。

陈裕光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金陵大学,他为金陵大学建立了优良的校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使金陵大学成为20世纪上半叶享有国际声誉的高等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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