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辈学长

               叶明

我有一个前辈学长，认识有几十年，他是一位国内知名的资深科学家，还是一位副部级的大学校长。尽管他是我所在学校的校长，但是，我们不是上下级，他从没有把我当一个下级对待，像处长、部长或者什么长那样发号施令；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独往独来，自觉、自律地做好教学与科研，偶然参加一点社会活动，似乎不需要也值得什么人来管我。

由于我长得少年老成，青年时期很少有人称呼我“小叶”。这位前辈学长则是少有的其中之一，从我二十几岁一直到年过半百。还有就是团结在南京大学资深教授林德宏周围的学科同仁，大多数老师称我“叶老师”， 尽管我比他们几乎要小十几岁到二十岁；只有个别老师在我四十岁之前称我“小叶”。

   顾冠群（19401.13—2007.5.26）

这位前辈学长是非常出名的顾冠群（19401.13—2007.5.26）院士，江苏省唯一的民选大学校长，在几十年里给予我这个后辈学弟很大的帮助与支持。当然，我也给予这位前辈学长力所能及的绵薄支持。

求教通信协议

   1982年秋天，我大学毕业后在常州电子计算机厂研究所工作，担任任助理工程师半年多，刚从军用产品----801无线数字终端通信设备的生产与改进的项目组，抽调到新组建的官方产品---有线数字通信设备研制项目组，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用于与各省市自治区办公厅机要局之间的文件传输研制通讯设备。我们厂从未做过有线通讯的设备，几乎没有人了解通信协议。我们研究所的书记华海清，哈尔滨工业大学1962届毕业生，推荐我去向他的常州第一中学的同学，南京工学院的顾冠群，正在做计算机网路，比较熟悉通信协议，求教有线网络的通讯协议的原理与使用。1976年起，顾冠群从事计算机网络与通信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成为我国最早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几位学者之一；1980年，编著了国内第一本《计算机网络》统编教材，获电子工业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华海清知道我是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对我说“顾老师当年考上的就是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专业，是你的前辈学长，你去求教他一定会倾力相助的”。

几天后，我来到南京工学院中心楼一楼，一间“脏、乱、差”的办公室，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接待了我。头发花白，身材瘦削，衣着简朴，不苟言笑，行色匆匆……这可能是顾冠群老师留给我第一印象。但是，与他交谈了一会儿，就会捕捉到他完全相反的另一面：严肃而不失幽默，儒雅中透出刚毅，追求恬淡但决非消极，富于理性却热情洋溢；会发现在他身上书生意气和大将风度交相辉映，长者之风和童稚之趣杂然共存。

不过，在我熟悉的南京计算机界，顾老师名气与地位相对比较低，他当是还只是助教；编译有徐家福，操作系统是孙忠秀，体系结构是张福炎，数据库属王能斌。因为当时计算机就十分罕见，只要是我们厂生产的中型机与江苏无线电厂生产的小型机，个人计算机还没有出现，计算机还不需要联网。研究计算机网络的顾冠群，相比之下并不为人关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关心这个领域。顾老师是一个孤勇者。

  我用南航毕业生的身份与顾老师套近乎，试图拉近我们的距离与信任链。顾老师回忆道，1956年，他考取南京航空学院解算装置（计算装置），学制5年。计算装置就是电子计算机专业的前身。一年后该专业下马，顾老师转入南京工学院动力工程系热力发电厂专业，后自动控制系计算技术专业。所以，顾校长“戏称”自己读了两个学校（南航与南工）、三个专业（计算装置、热力发电厂与计算技术专业）一共六年。1962年，顾老师毕业并留校任教，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顾老师是南航计算机专业第一届学生（尽管没有修完课程毕业），我是南航计算机专业第一届四年制本科毕业生，我们可以算做正宗的学长与学弟关系。从学术渊源上讲，钱钟韩精心栽培了陈景尧，陈景尧手把手地训练了王能斌，顾老师是王能斌手下有“四大金刚”之一，而我是钱钟韩的入门弟子。

当时正处于人生低谷的顾老师，自称他的课题组“只有一个半人”，一位青年教师，一个研究生；“在一个杂物间里做研究”，仍欣然热情地接待了我。对我这个后辈学弟关爱有加、提携有度，一口一个”小叶“的叫着，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帮助，让我初步弄懂了通信协议的原理与信息编码的规则，顺利地完了2400调制解调器的发射端的设计任务。顾老师在我人生第一项、也是最后一项产品设计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

               恳请撰写词条

1997年年初，我应邀参加了吴锡军（1933年8月-2021年10月27日）副省长组织江苏省内70多位专家和教授编写《高科技知识辞典》（江苏科技出版社，1998年）工作，该书是融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和手册性为一体的大型工具书。其中主要撰稿人基本都是编写的《高科技知识丛书》（共9册）（江苏科技出版社，1992年）的主要作者。《高科技知识辞典》增加一个重要部分““高技术综合”，新近吸收了南京大学的林德宏教授和东南大学的叶明教授。我还是23名编委之一，可能是70多位撰稿人最年轻的，负责撰写高科技与社会的部分词条；有一些是我比较熟悉、而且擅长的内容，如科学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科学能力学、信息经济、人力资本理论、高技术产业、21世纪议程等；也有一些则是相对比较陌生的，如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软件产业、远程教育、智能公路运输系统、智能建筑、电子远程医疗与保健、家庭办公、电子银行、电子购物等词条。今天已经在省活动处处可见，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了，不过当时，确实鲜为人知、资料稀少，有的甚至难以想象。

不过，80年代初，我在读研究生时，就为导师撰写大百科词条提供过资料与初稿，比较熟悉词典的撰写过程与方式。以后，在学术研究与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些新的概念术语，我都会收集资料整理成一些词典醒的文稿，以备教学与研究使用。编写词典，我还有一些知识储备与学术训练。

             吴锡军副省长

吴副省长特别要求我去请顾副校长出山亲自撰写互联网以及相关词条。十五年后，我以东南大学教师的同事身份来到了自己学校的中心楼一楼，再一次找前辈学长帮忙。顾老师的办公室，似乎比十几年前好不了多少，只是多了几张办公桌，一个书架。此时，顾老师好像副校长已经被免去，正校长还没有被民主推选，而是计算机系主任。我向顾老师转达了吴省长的建议，顾老师婉言谢绝了亲自撰稿，诚恳地鼓励我说“小叶，你可以写好的”。 我只好根据顾老师提供的论文手稿与相关资料，花了很大气力撰写词条，力求将词条释文通熟易懂，便于读者理解。正是在前辈学长与自己以前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我比较顺利地完成了《高科技知识词典》“高技术综合---高技术与社会”的数十条词条的撰写。

            摘掉“校外户”帽子

1999年，江苏省计经委与统计局联合课题组完成了江苏省信息化的评估课题，在华东饭店举行评审会，邀请我出席做评委。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找到我，虽然，我家是省计经委的，我父亲在省计经委工作十几年，主要负责物价工作。解放后，我父亲长期在省商业厅物价处的工作。文革后，省商业厅长金逊在做副省长之前，是省计经委主任，所以将老部下再次纳入麾下。后来因机构改革转入新成立省物价局，但是几年前省计经委建造的宿舍，省物价局分到其中的三分之一的房子，我父亲补差分到一套小户型。我在读研究生时就住进去了。我和省计经委好几个处长同住在天津新村44幢。所以，与这些年轻的处长们比较熟悉，但从来不谈论工作上的事情。

等到看到出席会议的评委们名单，我才认定是国家科委的领导专家建议我出席的，在80年我参与国家科委发展研究中心主持的我国信息经济的测度课题研究，我据此成果还独立主持了江苏信息经济的测度及其对策研究。当时，我曾向省统计局求助，获取最近一次全社会社会四分之一人口抽样统计，顺利完成课题，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江苏，如果找信息化测度研究的专家，显然我算一个合适的人选。会议由当时的省长助理主持，顾老师、电子工业部信息化司长等专家学者出席。

中场休息时，我们南京航空学院的校友、省长助理关心地问我：“听说你想离开东大，要不就回母校吧”。我告诉他，南航经济管理学院我几乎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与河海大学与南京邮电学院这两所学校管理学院院长比较熟悉，我已联系这两所大学并见过他们分管的校长，他们都答应向给我龙江高层的房子。

顾校长刚好走过，听说此事十分诧异：“小叶，怎么回事？”我只好告诉他实情的原委。龙江房子的分配计划出来后，我去校分房委员会询问，得到都是我没有分房资格，并被斥责为“校外户”。我十分恼火，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十多年，从助教一直升到教授，讲师、副教授、教授都是破格晋升的，多年勤恳教书育人与科学研究，也是最早列入江苏省最重要的、最早的人才计划的青年教师，怎么就没有分房资格？

上文说到我留校工作，应该是校内户，怎么变成校外户？1986年留校后，学校给了我集体宿舍住房，两个人一间。我搬进去住不久，室友得知我是南京人，家里又是省级机关的，一般住房比学校会好很多，就与我商量，他想把家属接来同住。我本着助人为乐、成人之美，的本心，主动搬回家住；同时，免得占用学校资源，把户口迁回家。由于我不懂中国高等学校的潜规则，这样，我活生生地将自己名正言顺的“校内户”变成臭名昭著的“校外户”。哪晓得，以后我就自动就失去了分房资格，被打入另册，永世不得翻身。

更悲催的是，我妻子也没有分房资格。他们单位规定夫妻双方哪方地位高在哪方分房，我在年龄、职称、工龄、单位地位（我们学校是副省级，她的单位是正处级）都略胜她一筹。所以，我们夫妻在哪里都是没有分房资格。陷于一个类似22条军规式的黑色幽默境地，真是天要绝我之路，见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全国最大的高教公寓

顾校长知道事情的原委，觉得像我这样不要做官、不拉山头搞的独立的普通教师，申请分房资格这样的合理要求都不能满足，几乎无法面对社会大众。如果这样就让我调离，对学校、对他本人（刚被民选校长不久）面子上是爱过不去。况且，省长助理也在关心此事，更觉得面上无光了。顾老师当即表示：“房子我给你解决。我手上还有直接控制的几套房，给你西大影壁70多平方的大套”。 可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断然拒绝了，不是面积问题，而是位置问题。我知道，当时我校一把手的校长、书记，都是副部级，也只是住在50多平的房子里。因为我已经住在我父亲名下的房子60平方，70平方对我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更重的是，西大影壁在珠江路上，号称“北有中关村、南有珠江路”的电子一条街。满大街路上到处可见，兜售黄色盗版碟子的“IT工作者”。我儿子每天放学回来，就要在他们中间穿行。如果沉迷于此，哪有心思读书，该如何是好？难道我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继承权？”后来，顾校长与分房委员会商量给予我这样的“校外户 ”（全校一共两位教师，另一位是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法国国家博士，我们都是江苏省最早、最重要的人才计划培养对象）允许进入分房队伍（但限制不允许拿A套型的房子）；并不参加排队，给予学校留给学术骨干或引进人才的特批房。后来，我不仅拿到了龙江新的住房，还拿到了购房补贴（校内户原有住房面积抵扣新购房面积的差价）。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被行政管理人员羞辱的血泪辛酸故事，在校党委书记直接干预下才得以具体落实。

           撰写主旨报告

2004年10月，我因个人原因申请调入学习科学研究中心。11月初，我去陕西西安参加以韦钰院士与赵忠贤组织的科学教育一个会议，其中还有李嘉诚基金会的周凯旋出席的一个捐赠仪式，资助陕西农村学校电话教学设备的活动。我做了“做中学的理念与平台”的主旨发言。刚回到台下座位上，就接到学校科技处的电话，希望我立即活到学校，学校科技处处长有事相求。

当时的科技处处长是沈炯，我们是83级的研究生同学，在我任校研究生会常委、外联部部长时，他是校研究生分团委书记。我们比较熟悉，他为人厚道、学术严谨，训练有素，令人敬佩。我当即就答应了，等会议结束立即飞回南京。

沈处长告知，省里组织召开、我们学校具体承办的“江苏省产学研发展高层论坛”，顾校长要做主旨发言。这对于学校与顾校长都十分重要，希望我帮助起草讲话稿。顾校长要求，与那些秘书或科技处、高教所等官僚机构撰写的公文式的发言稿完全不同。我满口答应：作为后辈学弟，又是主要做科技政策研究的学者，应该义不容辞，有义务与责任不辱使命。

其实，我还是有一定是把握的。在我读研究生即将毕业的1985年，我接受了国家科委研究中心胡平主任的面试，我曾在他撰写的以郭沫若名义发表的《科学的春天》上下过很深的功夫，体会到如何体现郭沫若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学部委员以及激情诗人的品格与风格，当然目的是给面试考官胡平主任留下一个好印象。

               顾校长的执政理念

我知道该演讲稿，应当充分体现顾校长的一贯的思想与风格，以及匹配工程院院士与大学校长的地位与身份，还有一定学术性与政策性。我在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以有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并有两本学术专著面世，在国内也算是最早的几位学者之一。我对顾校长基于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方面的研究，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集成”工作理念与管理思路；他依据“支部建在连上”的科研基层组织构建，依据“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几把钢刀、几把钳子”的学科布局，我有比常人更胜一筹的学术理解与政策解读。

次日，我就拟定了“大学的使命与产学研合作的集成创新”。的提纲：

引言：

大学的使命

产学研的集成创新

主体（技术—产品—产业）：

创新平台与技术的集成创新

战略联盟与产品的集成创新

特色基地与产业的集成创新

结尾：

我们深知其难

我们奋力去做

很快得到了科技处、沈处长、顾校长的首肯，我立即花大力气深化提纲，写作全文，很快就交出如下的文稿。

自1997年成为民选校长已是第八个年头，我上任伊始，就一直在思考“大学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一百年前，当“东亚睡狮”刚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东南大学的先贤们就励精图治，筚路蓝缕，在一片贫瘠荒芜的土地上，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先河。从此，中国现代化逐步有了一种独立的、系统的、强大的社会建制。今天，作为全球化时代的研究型大学，东南大学的后辈们又将如何履行大学的使命，拓展高等教育的新天地，与产业界、科学界的同仁们携手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在当代社会，大学担负着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正确引导社会文明的进步。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与其他高等院校的区别主要在于她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贡献程度。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看其科研成果有多少，质量如何？二是看其培养的优秀人才有多少，质量如何？这是国家在高等学校开展“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的主旨。大学必须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切忌浮躁，力戒空谈。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从而完成"引导"的使命。在这个过程中，也提升了大学自身的学术水平，造就了人才。

为此，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至少应当具备四个基本要素:独具特色的学科优势,持续不断的创新精神,广泛密切的合作能力与国际水准的优秀师生。衡量一所大学办的是否成功首先看该大学是否有独具特色的学科竞争力，而有竞争力的学科是通过几代人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与积累而成的。因此，持续不断的创新精神就是构成学科竞争优势的灵魂。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卓越师生，通过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项目，促进教师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接纳一定数量的外国留学生，鼓励国内学生在学习期间获取海外经验，参与境外研究和实习等。在当代，没有国际经历的学生不能被认为是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同时，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应当在区域经济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先驱者”与“杠鼎者”的作用，还应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东南大学因其规模实力、办学质量和所做出的贡献，已成为对政府、公司和其他大学非常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若不具备很强的学科竞争优势，持续不断的创新精神，高质量的教育资源，获得国内外资源的机会就会非常有限。 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不应重蹈别人之路，而是开创新路去领导社会文明进步的潮流。

21世纪，随着世界科技革命大潮的涌动，科技成果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的速度不断加快，创新成为了全球化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创新能力建设正成为一个国家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和民族兴衰的根本所在。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目标，需要我们必须在一些关键领域采取超常规的发展思路，以实现我国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集成创新就是一种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创新模式，特别是产学研的集成创新使我们能够将不断出现的新技术与瞬息万变的市场结合在一起，促进科技成果向先进生产力的转化。以提高战略性产业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加强相关技术的配套集成创新，由此确立企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意义远远超过单项技术的突破。加强产学研的集成创新，提高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创新能力，提高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是当前一项重要的课题。

政府最关心的是什么？企业最感兴趣的是什么？老百姓最欢迎的是什么？这三个“最”是东南大学的教育工作和科技创新紧紧围绕的目标。响应江苏省委、省政府“两个率先”的发展战略，东南大学将发挥“智力库”和“动力源”的作用，为国家与区域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发展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为国家和区域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争取全社会的更大支持。大学通过正确引导社会文明的进步，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结合我校近几年的实践，将大学的使命转变为引领社会文明进步的实际行动， 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构筑产学研集成创新的微观基础。

第一，通过创新平台的建设推动技术的集成创新

深度专业化与团队协同作战是当前科学研究发展的两大趋势。当代各领域、各学科纵横交错，相互渗透，多种技术的融合己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尤其在一些高科技领域，综合化、集成化的趋势更为明显。集成创新的特征在于把不同领域的知识、属于不同学科背景的人的经验、智慧和才能以及属于不同组织的资源、信息有机地整合起来，优势互补，综合交叉，打破空间和层次的界限，开放式地解决复杂的创新问题。

为集成创新要素提供支撑和运行基础的软硬环境叫做是集成平台，是进行集成运作的载体。“985工程”二期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就是一种通过对人才、学科、管理等方面的集成进行创新的形式。创新平台是一种矩阵式、网络化、柔性化的结构，通过整合资源迅速形成有竞争力的科技团队。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是针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要办的大事，解决需要科技发挥先导作用的关键问题。它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行业、学科领域和区域发展的科学进步、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有着重要意义。搭建大平台，培育大团队，承接大项目，创造大成果，作出大贡献。

第二、通过战略联盟的组建推动产品的集成创新

进入21世纪，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更新换代加快，社会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消费者追求个性化，促进了范围经济的发展，以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品种。在范围经济条件下，要求产品集成能力的提高。当前产学研集成创新的新趋势，就是从零散的、小型的、短期合项目式的合作，转向系统的、有规模的、中长期的机构性的战略联盟。战略联盟(Strategy Alliance) 是提高产品集成能力的在组织结构意义上的集成创新，它使产学研之间在广度和深度上扩大了联系，使得集成创新模式得以发展。

相互信任与相互支撑对产学研战略联盟的集成创新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关系的形成需要较长时间的培养，同时与文化背景有关。在一个提倡创新文化的氛围内，各个主体间愿意相互交流，有利于形成一个网络。本次产学研发展高层论坛就是建立相互交流与沟通的一个平台。

第三、通过特色基地的巩固推动产业的集成创新

很多发达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都出现了产业集群的现象，如美国的微电子和生物科技产业主要集中在加州的硅谷和圣地亚哥，而我国也出现了如江苏环太湖地区的纺织业、武汉的光谷等的产业集群趋势。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ing)指相同的产业高度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一种产业成长现象，是以区域为中心的、地理意义上的集成创新。产业集群的出现，为产学研集成创新在构建其核心能力基础上，提供了一个获得互补性资源和学习空间的平台。江苏省优先发展的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四大高新技术重点领域，建设了19个国家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已成为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载体，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特色产业的快速形成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一个地区能否较快发展，关键往往不在于它是否拥有资源优势而在于是否能形成集聚资源的环境和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因此，在基地建设过程中，注重引导产业基地致力于做大产品群，拉长产业链，大大增强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结合度。要进一步凝聚各类科技资源，加快产业基地创新能力平台和专业孵化器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基地创新创业的能力和水平，培育更多的全国一流的产业基地。

政府对创新的介入己经是世界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集成创新中政府角色的定位十分重要。具体来讲政府在创新中的角色定位有两类，其一是直接参与，成为集成创新的组织者、控制者，本身成为系统集成中的一个核，如政府主导下的创新计划、大型攻关项目等。其二是间接参与，应当通过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维护市场机制的活力，以注重对企业竞争能力培育的间接支持来促进创新。政府要发挥引导和协调的作用，通过公共事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来促进技术能力的深化，充分扩大整体社会的创新基础。对于一些有很强的产业关联性的技术领域，需要通过政府出面进行协调从而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可以在政府战略主导下，以计划或项目的形式，推动一批创新主体、创新要素的集成，重点解决一大批共性和关键问题。也可以通过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环境建设，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产学研合作，推动整个创新能力的提高。

促进不同层次的集成创新均是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使命，会对国家与地区竞争力的提高，从而在整体上引导社会文明的进步的产生重要影响。将大学的使命与产学研的集成创新有机结合，把现代文明的理念融进我们现代化建设之中，去开发亿万座蕴藏丰富的矿山。

有什么比这更富有魅力、更震撼人心的呢?

有什么比这更为急迫紧要、更为艰苦繁重的呢?

我们深知其难，我们奋力去做！

最后，定稿可能是校长秘书做的，塞进去一大堆文不对题的东南大学的宣传资料，删去了体现激情、个性、鼓动的文字，几乎变成四平八稳的公文体工作报告，尽管保留的我拟稿的主要框架与基本观点，但在风格、语言、个性等方面，扭曲过多，我的心血都有一部分付诸东流了。

我的“前辈学长”——顾冠群校长已经离开了我们整整十七年了。顾老师是我心中的忠厚智者，是我由衷敬佩的前辈学长！。

斯人已逝，芳泽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