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21岁

           叶明

1977年是一个伟大的年份，足以与20世纪几个宏大叙事相媲美的年份，可以称得上“时间开始了！”（胡风）。

那一年，我21岁。它亲眼见证了我命运天翻地覆的两次人生转折：年初，我在自身的努力下，有多位贵人的相助下，成功通过招工进入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年末，我克服种种障碍，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参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冬季高考”。两次转折实现了由插队知青到研究所工人再到新时代的大学生,三个环节，两度否定，终点向起点复归，踏上了未来五十年的事业发展的起跳平台。1977是我人生最好的奠基，最大的底气。

1977年元旦后，我从公社供销社办理棉花定金手续回生产队的路上，遇到一位老知青，她是五女中67届初中毕业生，几年前的冬天，洗衣服时不慎滑入水塘，被淤泥与杂草困住，在水塘里冻了几个小时，得了重病，回南京病养。如今，又要招工了，她才回到生产队，争取获得招工资格。她说自己出事前，本队一位盲人就对她她说，一周之内必有水灾。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跟她去见那位盲人。

经过简单的几句交流，那位盲人判断我不是他们生产队的，判断我的身高体重与性格爱好，以及家庭的状况，大体上都是对的。对我的未来做了一些预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人家骑马，你骑驴”；“将来，必定是有贵人相助，也一定有小人挡道。”

1977年，我的两次命运的转折，似乎准确地印证了这两句警世箴言。

           成功“上调”

1974年我高中毕业，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我只能被迫下乡插队。按照户口所在地街道的安排，到南京附近的江浦县大桥公社插队落户。当学生变成了田野的“漂泊者”，被剥夺了人生的理想，拖着迷茫的脚步深浅跋涉在偏僻的异乡，开始艰难而漫长的“修地球”生活。在插队两年多，我每年出勤都在280天左右，生产队的各项农活基本都干过，虽然并不一定干得很好，但在我们生产队里，比其他知青每年至少多出勤100天。

我的室友都是南京四中1973届高中毕业生，1973年下乡，家里都是“南京水利实验处“（现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的工人，一位是袁小明，已经在1976年夏天，招工进入南京面粉厂；另一位是吴忠，他当时已经选择报名参军，客观上避免了我们之间的竞争，为我招工顺利出线奠定了基础。至于，其他女知青，虽然是1973年、1974年下乡，都是基本不满足出勤180天的基本条件。此外，我父母在我招工名额出了公社之后，还是起了保驾护航的作用，没有被县里“刷掉”。当时，我父亲在省财政厅工作，因工作关系，与扬州地区财政局长比较熟悉，她的丈夫曾经当过江浦县委书记，求助他委托过去的部下帮助监督与保障我的招工名额不被别人顶替掉。

可是，当我的招工录取通知书到了生产大队，有一个农村干部因与我有点矛盾冲突，向大队恶意举报我，要求大队扣押我的通知书。这对于我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多年的努力即将毁于一旦。后来，在同学帮助与县政府的干预下，有惊无险地顺利离开农村“上调”成功。

“上调”现在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知青历史中的一个特定名词，主要指知青通过招工，脱离农村或农场，重新回到城镇或市区，并分配进入工厂、企事业单位或机关工作的过程。其核心含义是“由低处（农村）调到高处（城镇）”，与“下放”相对。1977年4月25日，我到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报到，开始梦寐以求的工人生活。

我招工是第二批才实现的，其中得到江浦县原县委书记的帮助与基层干部的阻扰，正好印证了“骑驴”的命运。同时遇到贵人与小人。

               顺利高考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告高考重启，同时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标志着被废除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文件中的招生总则“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彻底改变了必须由“群众推荐与领导批准”的枷锁，这在我们那个时代非常重要，所有人终于获得平等报名参加考试的资格，本质上就是扫除一切人为的障碍。

但是，实际上参加高考一共要过五关，报名，考试，体检，政审、录取。这些环节，在今天看来几乎没有太多悬念，可是在当年，只要有一步受阻，那就前功尽弃。

当时报名仍然需要单位同意并出具介绍信。整个流程：个人向单位申请→单位/街道出具政治鉴定→区县招生办审核→发放准考证。我找研究所人事科出具介绍信，人事干事是一位老大姐，也是我们所负责招工的同事，她好心劝阻我：“我们费了很大劲，争取到几个招工名额不容易，现在你要放弃，我们怎么办？估计陈书记不会同意。”在计划经济时代，招收一名工人，必须经过上级多层机关批准，列进正式的国家计划，还要通过人事部门的核准，手续复杂，环节众多，困难程度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当我去找我们研究所陈书记，他对我的报名更是一脸鄙夷，甚至讽刺挖苦：“你们插队知青在农村，整天不是偷鸡就是摸狗，哪有什么本事能够考大学？”

我拿出我们大队党支部给我办的中共预备党员的相关材料，证明我插队期间的表现很好；同时，我搬出《人民日报》刊登的招生文件与《人民日报》社论据理力争，强调参加高考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是最好的政治表现。研究所总不能与党的方针政策对抗，所以无法直接拒绝我报考。后来，陈书记还使出多种卑鄙的手段阻扰我考大学。

考试结束后，很快就拿到了体检通知。我从野外地质队换乘了几趟车，经过8小时才赶到体检医院，交了7角的体检费，拿到体检表。体检结束，在交表的时候，有一位年轻女医生或是护士，年龄应该与我差不多大，协助收体检表。她看见我的体检表上记录，知道不妙，立即问我是不是华冶地质研究所的。在我肯定后，她告诉我，她也是华冶的子弟，并在华冶医务室工作，现在在红十字医院培训。之前听说招了几个知青，只是因在外培训，没有见过。她把手上的关于体检录取要求的规定文件给我看，高血压、色盲等指标都是大学录取所忌讳的。她领着我，再去量血压与测色盲。    那天是体检的最后一天，我是从野外地质队赶来，坐车、徒步几乎大半天，直到在下午四点才赶到医院，中午也没有吃饭。她让我休息了半个小时，再量血压，虽然还是有点偏高，但下去不少，勉强过关。复测色盲，她发现我在看植物或动物的图案时，基本都是错的；但看数字与字母都是对的，所以判断我既不是色盲也不是色弱，只是不能正确地辨认动物或植物的图案，将原本被判定色盲或色弱的定性改正过来，基本取消了因体检不合格而上不了大学的制约。   当晚6点钟，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们走出红十字医院时，我向她深深鞠了一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尽管我至今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当她结束培训回单位时，我已经上大学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这位贵人。

春节过后，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发出来了。我的几个朋友，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首先是南京大学数学系的两位，都是我以前的邻居，一个是计算机软件，一个是计算数学。我的录取通知书却迟迟未来，心里憋得慌，特别是春节后有的大学已经开课。我几乎整夜整夜做噩梦，担心没考上被单位的陈书记处罚，或者刁难，以后的日子就很难过了，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报考。

 幸运之手再次向我招手。因为江苏电子工业发展需要，南京大学与南京航空学院补录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我幸运地作为扩招生之一，被南京航空学院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录取，成为一名77级大学生生。 “名落孙山”的我，终于还是上了榜。

 80年代中期，参加我在南京工学院研究生毕业答辩评委中一位南京工学院自动化系教授，闲聊中讲了一件往事后：他们系办公室张主任，1977年在南京市办了一个十分有名、极其成功的高考补习班，帮助了数百上千年轻人数千人顺利地通过1977年的高考，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可是，张主任自己的儿子连续五年参加高考，一次也没有能跨过高考的门槛。当时，我没有点破，张主任的丈夫就是前文所说的企图阻挡我参加高考的陈书记，他利用政策漏洞让儿子顺利逃避了上山下乡，并通过权利通过内招在我们单位工作。陈书记赤裸裸剥削几位研究所大学生的上班时间，为他儿子补习功课，也没有如愿混进大学。

永远记住这个日子！4月14日，我怀揣完整的调动手续与录取通知书，兴冲冲去南京航空学院报到，迈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我的班级编号是47741，南京航空学院4系，77级，第四专业即电子计算子专业，第1班。我的学号是477065。

1977年，21岁的我相信盲人“骑马骑驴”，“贵人小人”的处世哲学。如今年逾古稀，我终于认识到这不过是民间对人生际遇的一种浓缩表达，既有现实的洞察，也有心理的安慰。贵人小人都是外在的推动力，骑马骑驴不过是能力与位置的差异。真正重要的是看清路况，走好自己的路，走出自己的节奏。

支持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