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她

叶明

我和她都是在南京生，南京长，南京上学。我们都是1978年上大学，1982年大学毕业，不过我是77级，她是78级，相差半年。

她与我不同校，也不同专业，不是我的同学，而是一位偶然认识的学伴。我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分享彼此的生活；相互影响、相互激励，共同度过了我们美好的大学生活，深刻地影响了我未来的几十年。

            一次偶然的相遇

1978年底的寒假，我去傅佐路看望过去的邻居。20世纪60年代，我们两家居住在三山街附近的大砂珠巷13号（江苏省商业厅家属宿舍大院），我家是甲101，她家是甲102。我们两家的外婆，都是苏州人。我父亲是江苏省商业厅机关的干部，她妈妈是江苏省商业厅糖烟酒公司的干部。当年，我们两家公用一个厕所，厨房也是公用的，所以，日常生活接触的比较多。但是，那时我们虽然都是小学生，却有几岁的年龄差距。我热衷于的打牌、游泳、举重等活动几乎都没有注意过她。1970年以后，我们的父母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分配了新的工作。我们都搬离江苏省商业厅宿舍大院，每年还会串门见过一、二次。以后，我插队、工作，就很少往来了。

1977年“冬季高考”结束后，这位邻居乔羽芒（1960-1983年）在我们朋友、同学中第一个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她如愿考进了当年最好的学校---南京大学、最热门的专业---计算数学。她考得很好，数学成绩超过90分，应该是南京应届高中生中的前几名。而我是最后一个拿到南京航空学院电子工程系计算机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1978年底的寒假的一个下午，我去乔羽芒家拜访。乔羽芒的母亲告诉我，她还在学校学习。我十分感动，她高考考得那么好，现在还这么刻苦。我一定要去取经，学习学习。我按照她家里提供的地址，第一次来到南京大学女生宿舍---八舍204室，这个有“亚洲第一的女生宿舍”称号，敲门后等了一会，没人开门。不过，隔壁206室的门打开了，一个偏瘦、单薄、约1.66米的女生出来说，204的同学下楼打热水了，让我进去坐一会，等她回来。206室的女生自我介绍，她是计算机软件专业78级学生，现在计算机软件专业是刚从数学系分出来的，隶属新成立的计算机系，计算机软件专业77级学生入学时还是在数学系的。我也自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南京大学女生宿舍（八舍）

天已经暗下来了，204室的乔羽芒打热水一直没有回来，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后来知道，她回来过，看到我来找她，她回避了。她学习刻苦果然没错，只是被逼的。因为考试有几门课不及格，只好假期自行补课复习。她不好意见到熟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崇拜者。

          偕同聆听学术报告

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孙钟秀(1936年12月22日—2013年5月18日)做分布式操作系统的学术报告现场。

        孙钟秀

当国内尚不知网络为何物的时候，孙钟秀业已高瞻远瞩，独领风骚，创建了全国第一所分布式系统实验室，建立了实验室局域网，编写了通信软件及分布式程序设计语言，设计了多媒体界面，实现了国内第一个分布式系统，并且开始了从实验到应用的转化工作。孙钟秀深入浅出，删繁就简，将复杂的分布式操作系统讲得生动翔实，趣味盎然。孙钟秀的学术报告让我们大开眼见。徐涛向我介绍，孙老师是南京二中的毕业生，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孙老师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是微分几何与数理逻辑研究的先行者，陈省身、华罗庚、庄圻泰、许宝騄、柯召等均是他父亲的学生。

             徐家福

在一个寒冬的下午，我们在南京大学北平房的一间教室里，听完南京大学计算机系的徐家福（1924年12月24日-2018年1月16日）关于XCY编译系统研制的学术报告。当时，听报告的人很多，我来迟了，没有座位了，只能站在最后听完报告。徐家福主持研制了中国第一个ALGOL编译系统、系统程序设计语言XCY以及多种规约语言，率先在中国开展软件自动化研究。我向徐涛介绍，徐老师生于南京，长于南京，中学就读南京一中，大学就读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数学系；工作以后，除了去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进修2年之外，就一直生活工作在南京，所以，一口南普口音。作为同是生于南京、长于南京的我们，对于南普口音有一种莫名的情切感。

                     林德宏

学术报告结束后我们走出教室，同时被隔壁教室慷慨激昂的南普语音所吸引。怎么又是一个南普口音？我们一同走进隔壁教室，只见一位中年教师---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林德宏（1938年7月-），手里拿着几张卡片正在讲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范式，与刚才讲编译系统的规范有异曲同工之妙。库恩的范式理论（Paradigm Theory）旨在解释科学发展的过程及科学知识的演进方式，强调科学发展并非线性、渐进的过程，而是通过一系列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s）和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s）实现的。

我与徐涛共同服膺陈明远（1941年--2019年）提出的指标，计算机工作者应该具有哲学家的追根究底，数学家的严谨求实，工程师的脚踏实地。

此外，我们一同在南京大学的“文革楼”听过做学术报告的学者有：数学家华罗庚、杨乐，天文学家曲钦岳（她在计算中心帮他做过计算），数理逻辑学家莫绍揆（我中学同学的父亲），冯端（我中学同学的父亲），天体物理学家陆埮，高能物理学家钱致榕（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我们曾经连续完整听过一门《大学语文》，这是在南大礼堂开设的公共选修课，一周一次。因为听课的人很多，每次都是徐涛给我占座位，旁晚，我从南京航空学院赶过来，教室里几乎已经是人满为患了。1978年，刚刚复出的、我的“私淑老师” 匡亚明（1906年3月17日—1996年12月16日）校长率先在南京大学恢复大学语文课，并把它列为全校文理科各系学生的共同必修课。我既不要学分，也不要成绩，纯粹就是听课。讲课老师是侯镜昶（1934～1986），苏南口音。国学大师胡小石（1888年—1962年）关门弟子，在古汉语及古文字学等领域造诣颇深。他不仅课讲得好，而且写的一首好字，书法涩笔顿挫，古朴苍劲，熔汉魏碑刻之刚劲和法帖之韵趣于一炉，风貌别具。在侯镜昶讲课引导下，我有重点地学习了语言学、语法学、修辞学等知识，使我们这种纯工科的大学生初步奠定了语言文字的基础；有目的地重视对实际写作能力的培养，学会了用现代汉语规范地叙事、说理、表情、达意。徐涛的注意力在侯老师的书法，她后来给我的信里有模仿侯老师笔迹的影子。

一个学期的《大学语文》课程，给我枯燥单调的大学生活带来一些色彩，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利于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涵养性情。所读的文选对各色人物不同遭遇、社会百态和人性情感的描写，既有深刻思想内容又有艺术的魅力。《大学语文》弥补了我工科院通识教育的缺陷，为我的人生打下底色，致力于培养人格健全的人，为后来的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提供的最主要初步的帮助。

在1980年5月南京大校庆期间，我建议徐涛去听范存忠（我中学同学的父亲）关于英美词典的学术报告。范存忠（1903年12月22日--1987年12月21日）是东南大学外语系第一届本科毕业生，1931年获哈佛大学英语系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在报告中，范存忠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约翰逊以来至今的几部主要大词典作出评论，指出它们所属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以及描写主义的类型，各种类型的优缺点和现在的趋向等。在报告中，范存忠在阐明科学研究的困难艰巨时说的一句话：“教授不会写文章”，令我大为惊讶，困惑不解。直到我自己做教授30多年后，才慢慢体会范存忠论断的深明大义。

徐涛向我介绍了她的独特方法：将学过的教材内容，强迫自己熟记并能倒背如流，为此，记熟一页撕毁一页，她把整本讲义全部记在了脑子里。她说，这是模仿清华大学外文系穆旦（1918年4月5日-1977年2月26日）。穆旦和同学们一起徒步一千多公里，从长沙走到昆明的路上。他每天将背好的几页英文字典，撕下扔掉，强迫自己记熟，永不忘记。徐涛对读书有着近乎信仰一般的痴迷，

            超越友谊的学伴

我们从来不约定下一次何时见面，只是在南大校园里随机相遇，遇到就交流一下最近的学习心得。每次都有讲不完的话，但分手时从没有依依不舍。我与她相互激励，相互交流。

我和她在学科知识上互补性很强，在理论上她帮助我弄清楚操作系统与编译原理的基本原理，我从电路上帮助她理解如何实现它们的功能以及实际运作。每逢读她的课堂笔记，听她复述老师的讲课要点，特别是关于计算复杂性、能行性、NP完全性、连续统等知识内容，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是我有参照地学习计算机软件专业的课程，弄懂了很多我的南航老师所不懂或讲不出来的原理。学习上的事情，我遇到困难时，会向她求助；而她遇到人际交往或社会问题的困惑，就向我求教。她身上的刻苦、自律、认真、坚持，最终影响鼓励且改变了我，并成为我个性中的一部分。那些年深日久的浸润与影响，是与那个更好的自己，在跋涉与成长中相遇。

我在她宿舍里见过她的双胞胎姐姐。那是1979年的暑假，我在文革楼遇到她，她立即邀我去她的宿舍。其实，我不知道，女生宿舍是不应该进的，尤其是夏天，我还是跟她去了。她姐姐原本是淮阴地区篮球队队员。1975年，她们面临中学毕业时，由母亲决定，她留城在南京，到南京大学计算中心工作；姐姐到淮阴下乡插队，不久徐涛的姐姐去了淮阴地区篮球队。她姐姐告诉我，现在是西南政法学院78级学生。我和徐涛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学法律专业，在中国学法律有什么用，结果是我们都大错特错。当西南政法学院的毕业生成为中国高级法院与高级检察院半壁江山时，才真正认识到我们这E系E理工科学生的无知。

在她宿舍里，她的室友向我告状，如何只顾自己放录音或高声背书学习，不顾别人休息与读书。我批评了她，她也注意收敛一些。至于上课抢座位与人打架，她就比我更过分了。我告诉她，我也与雷达班的女生抢座位，后来我们达成协议，谁先到就给对方占一个座位。以后，我们和平相处。我把这个经验告诉她，她如何处理我不知道，反正以后没有同学再向我告状。

我们的关系可以用穆旦的语言“more than friendship,less than love（超过一般朋友，未达恋人水平）”来表达。我也是这么觉得，我们仅仅是学伴。我们除了价值观的共振，还有年深日久的浸润与影响，是与那个更好的自己，在跋涉与成长中相遇。

我见过她交往的两位男友，我曾给过一点看法。第一位是南京大学哲学系78级学生，出身贫寒，禀赋很好，学习努力，属于“苦大仇深”的一类人。最容易感动一些出身条件好的女生，引发她们的同情心与母性，企图拯救他、帮助他走出困境。她请我与他见面，交谈了半天，我们在一起吃过唯一的一顿饭。事后，我告诉她，你们虽然符合互补原则，但不符合匹配原则；匹配原则是前置条件，城市与农村出身与成长环境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还有就是他们对政治的关注不同造成的价值追求差异。没有多久，他们还是分手了。那位学生毕业后到上海某高校任教，炒股收益颇丰，已经不再关注政治，也无心学业。

第二位是南京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家庭出身太好，人长得玉树临风。我没有与之直接打过交道，只是在校园里远远对视过几次；都是他们在一起交流时，她发现我路过，就赶忙上来与我打招呼。她问过我的看法，我觉得他太年轻，其实应该小几岁，不仅不符合匹配原则，也不符合同步原则。几年后，我替她取回用外汇购买的原版《理智与情感》，在南京地质学校附近大石桥的物探大队见过他，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证明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也消除了他把我当作情敌的误解。他们的分手是价值观的差异，不是谁的对错。或许，分手对他们都好。

我曾将这些经验，在媒体上参加一个讨论（后来发表在江苏、湖南的报刊杂志上，引起强烈反响）中，依据《电路、信号与系统》课程的基本精神归纳成“三个原则”：匹配原则----这是获得最大功率的基本条件。不仅是“门当户对”，各自的家庭、生活背景的大致类似，而且是各自的生活经历、习惯，特别是价值观的类同，否则很容易发生矛盾与冲突。互补原则----在现实而非理想状态下，尽可能在性格、事业、生活上能够互相弥补、相互支持，在整体上实现和谐。同步原则----并不一定要求同相位、同频率，而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保持共同发展的态势。匹配原则是基础，互补原则与同步原则是两翼，共同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主义交友观，或许已经不合时宜，但体现了工科院校给我的教育渗透到骨髓里了。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去常州计算机厂工作，半年后她去武汉的西南财经学院工作。我常常将自己读书的心得与一些想法写成信寄给她，这些信里萌发的思想火花后来陆续成为我学术论文的初创构思。直到80年代末，她在美国追随我一位老师的得意门生，越走越远。她让我给他们刊物写文章，我胆小怕事，礼貌的回绝了，也避免之后的秋后算账。我因为刻意远离政治，才不再给她写信了。可惜，这些“奇异的书简”，没有保存下来。我们不是价值观的高低，而是价值观的分歧；我们不是人生观的对错，而是人生观的差异。

1983年秋天，我到南京工学院读研究生，她即将出国了；她从武汉专程来南京我家，取回她珍藏的原版《理智与情感》。我知道，我们已经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我们的分离是维纳的“反馈”，从中获得调整人生方向的信号；我们的分离是申农的“负熵”，从中获得生命系统重建的动力。分离即成长，是成长的必经阶段，人生中无可取代的经验；分离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青春走向成熟的过渡环节。　

但是，人生幸福的“积淀成本”；社会历练的“递延收益”，都留在我们心中。她消失在大洋彼岸，留下永远的遗憾。余生，我们难以继续彼此关照，相互指教，只能相忘于江湖，遥远地祝福。   

很多年以后，听到刘若英的《后来》，感慨万千，如梦初醒。

后来

　　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永远不会再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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