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7

叶明

1977年是一个伟大的年份，足以与20世纪几个最宏大叙事相媲美的年份，可以称得上“时间开始了！”（胡风）。

它亲眼见证了我命运天翻地覆的两次人生转折：年初，我在自身的努力下，有多位贵人的相助下，成功通过招工进入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年末，我克服种种障碍，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参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冬季高考”。两次转折实现了由插队知青到研究所工人再到新时代的大学生,三个环节，两度否定，终点向起点复归，踏上了未来五十年的事业发展的起跳平台。那一年是我人生最好的奠基，最大的底气。

“上调”成功

1974年我高中毕业，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我只能被迫下乡插队。按照户口所在地街道的安排，到南京附近的江浦县大桥公社插队落户。当学生变成了田野的“漂泊者”，被剥夺了人生的理想，拖着迷茫的脚步深浅跋涉在偏僻的异乡，开始艰难而漫长的“修地球”生活。在插队两年多，我每年出勤都在280天左右，生产队的各项农活基本都干过，虽然并不一定干得很好，但在我们生产队里，比其他知青每年至少多出勤100天。

在1977年初，我忍痛放弃了争取当工农兵学员的机会。我在父亲的办公室里面，看过1976年工农兵学员的招生文件：下乡知青要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截止时间是1976年12月20日。我们这届南京学生基本是1974年12月20日后由街道安排插队的。

在同学帮助与县政府的干预下，有惊无险地顺利离开农村“上调”成功。“上调”现在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知青历史中的一个特定名词，主要指知青通过招工，脱离农村或农场，重新回到城镇或市区，并分配进入工厂、企事业单位或机关工作的过程。其核心含义是“由低处（农村）调到高处（城镇）”，与“下放”相对。

我的招工单位最初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二一四工厂，该厂曾经是华东军区政治部印刷厂，主要承印《人民前线》《东海民兵》以及《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它距离我家两个街口，步行只有15分钟路程，南京大学也在它隔壁。我曾想，进了人人羡慕的军工厂，还可能有机会利用业余时间到南京大学旁听一些课程，这个结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后来，不知道怎么我被以搬运工的名义招进了冶金部隶属的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每天上班，从家里出发，坐4路公交车，从起点的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到终点的南京城东南边陲光华门，全程大约要1个小时。我实际没有当过一天的搬运工，搬运工的名义是告诫我们这些“上调”的知青可能干较重的体力活。

后来，我分配到地球物理勘探研究室。一去就被告知，我们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用重磁重现的理论，发现了梅山铁矿。研究室主任是1952年长春地质学院的毕业生，让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经常为我详细介绍李四光提出的地质力学以及三个沉降带分布假设，黄汲清倡导的板块学说，中南矿冶学院陈国达提炼的地洼学说。我认真做笔记，并不时地提问、请教，讨论时还能提出一些独特的看法，给研究室的其他师傅感觉是一位勤奋好学的有为青年。例如，学习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基本原理，了解大庆油田发现的机理与过程，我发出疑问，第三沉降带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那里也有石油？后来，四川油气田的发现与汶川地震等都证明了李四光理论的预见性。

当时，研究所有到冶金部所属的学校---中南矿冶学院或桂林地质学校委培进修的机会，但是，我是否能获得进修的机会，或许比较困难，以往大多数是留给研究所的职工子弟。他们是子弟兵，我们是杂牌军。

          报名受阻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告高考重启，同时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标志着被废除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关于恢复高考的报道

文件中的招生总则“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彻底改变了必须由“群众推荐与领导批准”的枷锁，这在我们那个时代非常重要，所有人终于获得平等报名参加考试的资格，本质上就是扫除一切人为的障碍。

1977年的高考一共要过五关，报名，预考，复考，体检，政审、录取。这些环节，在今天看来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可是在当年，只要有一步受阻，那就前功尽弃。

当时报名仍然需要单位同意并出具介绍信。整个流程：个人向单位申请→单位/街道出具政治鉴定→区县招生办审核→发放准考证。我找研究所人事科出具介绍信，人事干事是一位老大姐，也是我们所负责招工的同事，她好心劝阻我：“我们费了很大劲，争取到几个招工名额不容易，现在你要放弃，我们怎么办？估计陈书记不会同意。”在计划经济时代，招收一名工人，必须经过上级多层机关批准，列进正式的国家计划，还要通过人事部门的核准，手续复杂，环节众多，困难程度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当我去找我们研究所陈书记，他对我的报名更是一脸鄙夷，甚至讽刺挖苦：“你们插队知青在农村，整天不是偷鸡就是摸狗，哪有什么本事能够考大学？”

我拿出我们大队党支部给我办的中共预备党员的相关材料，证明我插队期间的表现很好；同时，我搬出《人民日报》刊登的招生文件与《人民日报》社论据理力争，强调参加高考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是最好的政治表现。研究所总不能与党的方针政策对抗，所以无法直接拒绝我报考。

我执意要考大学，失去事业编制，失去高额薪水包括住房也在所不惜。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大学毕业后可能分配到边远地区、离乡背井过艰苦的生活。我有位师傅，姓罗，自己没有上过大学，通过长期艰苦努力成为一名经验丰富优秀的地质工作者，只有他一人诚恳地鼓励我：“你一定要上大学！大学是一种人生经历，没有经历过将终身是一种遗憾。”

已经憋了十几年的愿望，怎么会临门一脚时轻易放弃呢？记得是1968年的盛夏，我读小学五年级，我和一些同学在树荫下热火朝天地玩打40分游戏时，有一个比我们大很多的男孩子，却正聚精会神地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读书。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二年级学生。他兴致勃勃地介绍大学的读书生活是如何美好，如何欢乐，实在令人神往。我就开始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够进大学。

插队以后，上大学的梦破灭了。1975年的秋天，我曾得到过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私淑”指点：“不动摇，不消沉，不抱怨，不负气，相信党、相信人民，现在这种情况总会过去，以后你们一定会有机会报效国家。无论你未来做什么，也无论你所处的环境如何，都要抓紧时间学一点工具性的东西，例如哲学、数学、外语等，将来总会有用处的”。

经过一番斗智斗勇，终于顺利交出去5角钱的报名费，正式迈开了通往大学的第一步，开始更接近实现人生理想目标。

         茫然复习

正式开始复习迎考，首先要有复习资料，其次是资料的内容应该大致学过，可这两项我都十分缺乏。在很多反映1977年高考的影视作品中，往往有一个常见的镜头，那就是父母千里迢迢给知青寄去复习资料，或者亲自给儿女们上课补习。我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资源，没有足够的书籍，没人帮着辅导，也无处请教，父母本就不理解，更别指望他们提供复习资料与补习机会。

在我单位这种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原本比较容易找到帮助复习的老师与中学数理化教材，可是，我一个刚从农村上来的工人，根本就无法向别人开口。况且，我报名之后不久，就被派往野外地质勘探队实习，这个安排既可以说是我在研究所工作需要熟悉野外基层实际情况，我也可以认为是对我坚持报考大学的一种变相惩罚。

我的复习迎考大部分时间就是在野外地质勘探队度过的。每天上午外出跑几十公里，做重力与磁力测量。由于我的方向感比较差，经常跑错路，几乎每天都要多跑几公里冤枉路。中午回来人困得很，只能用井水洗脸强打起精神，看一下午书。晚上因勘探队驻地没有电灯，只能在黑暗中背书。

             志愿选择

1977年江苏省高考是先填志愿后考试，在不知道能考多少分数的情况下，纯粹看考生的意愿填志愿，成绩出来后结果往往与所填志愿的要求不匹配。

当年，我根本就不知道大学的学科分类，几乎对工科、农科、医科、艺术到底是什么，学什么，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在中学各科成绩都比较平均，但文科相对比较有优势，而且在插队时，加强了哲学、数学的自学。如果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我应该选择考文科。但是，受文革以来的影响，文科基本都是“危险专业”，而且还没有什么用处。同时也受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观念，只有学习成绩较差的才会考文科。

 就我个人兴趣而言，我比较喜欢探究事物背后的逻辑，还有就是学自己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所以选考理科是没有异议的 。在中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物理老师，我认识的第一个大学生就是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的学生，唯一听过的复习课就是南京工学院物理教授讲的，我现在正在做地球物理勘探工作。所以，我坚定全部选择了物理专业，实际上我也不清楚物理专业的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别的专业我更一无所知。

选学校的区域局限在“江浙沪”，其实，南京之外我仅仅去过苏州昆山，那还是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在外婆带领下去过一次。在认知层面，仅仅知道“天堂的苏杭”与有“大白兔奶糖”的上海，没有考虑北京或者北方、南方的大学，那些地方的大学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

当年，没有重点与非重点大学之分，也没有本一本二本录取批次；志愿只能填三个大学，三个专业，没有人告诉我高考填写志愿必须要有梯度，我填报的志愿是南京大学物理系、复旦大学物理系与浙江大学物理系，几乎是一个档次，第一志愿没有录取，后两个志愿就作废了。在“备注”栏还可填报中等专业学校。我没有填中专，因为考不上大学，我也不会去读中专。我也不知道本科与专科的区别，还以为本科就是本来就要学的，专科是专门要学的。

寒冬考试

1977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冬季高考”。中国的高考通常在比较炎热的夏天，无论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唯独1977年的高考却是在寒冷的冬天。

1977年12月23日，寒风料峭，阳光明媚，我怀着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走进了考场。南京市白下路上的南京第六中学，那时学校被破坏得很厉害，无力及时修复，窗上的玻璃不全，大门漏风不止，没有家人在校门外围观等候，考生在教室瑟瑟发抖。

第一天的上午考数学，没想到数学题还是有一定难度，我把第一道大题的7小题迅速做完了，花多的时间解决后面的题目，一道抛物线题，一道几何证明题，有难度但还可以做一做。第四道大题，怎么做也做不出来正确的结果，只好胡乱写上几笔，不知可以得到几分？第五道题是三角数列证明题，可以证明完成，但不能保证正确。最后一道求极大值与极小值，完全做不出来。附加题，我做了第一题求极限，可能会得几分；第二道题求不定积分，我只初步学习了微分还没有接触过积分，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当然，一点得分都不会有。

下午考语文，一道基础知识，包括成语解释、改正错别字、改正病句，这些几乎可以得到全部的分数；一道写出鲁迅一篇杂文的中心思想，这或许是我唯一复习到的内容。最后是作文，写一篇记叙文，题目是“苦战”。一看就知道，题目选材来自叶剑英元帅的著名诗句“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我运用在农村插队时自学的哲学，做了一番思辨，突出“苦战”的重点场景是“战”字，渲染“苦战”真情实感是“苦”字，调动我的知识积累和试前“储备”，以我所在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发现梅山铁矿为背景，在写了一位人到中年的地质工作者跋山涉水、餐风露宿在祖国大地上寻找铁矿，由此提炼的独创理论---“重磁”重现原理，发现高品位铁矿的“苦战”故事。

在几页考卷上，层次分明，情景交融，人物鲜明，一气呵成，自我感觉良好。缺点可能在我的作文就像一篇哲学论文，记叙文色彩不足，卷面涂改较多，书写比较潦草，还有点地质勘探专业知识，恐怕难以为那些阅卷的语文老师看懂、看出来，一般说来他们的科学素养与思辨能力都比较差。

接着就迎来了第二天的考试。第二天上午考的是政治，第一道题是名词解释，其中“剩余价值”，我在中学课堂上曾做过全面的阐释，得到我们南京十中政治课老师陈善卿（现晓庄学院教授）的表扬。除了名词解释，政治试卷上就全部是简答题，总共七题，例如，判析“第一世界”的题目，每道题的回答都是一篇短文。这对于在插队时，在自学哲学上认真下过一番功夫的我来说，正好派上用场，此外，政治经济学与中共党史方面的内容，几乎是小菜一碟。文科考得比较好，信心十足了。

第二天下午考的是物理化学，两个学科合在一份试卷上一起考10道大题，物理、化学各5道大题。物理试题有，交流电应用，电流电压的计算，力的分解与合成计算，万有引力问题、电磁之间关系等。

化学试题有，写出几个物质的分子式，物质的结构简式等，原子核的质子、中子、电子，以及化学键等，硫酸反应的离子方程式、氧化、还原与氧化剂、还原剂等，涉及有机化学的化学方程式，硫酸浓度问题。

物理、化学一道大题里面，通常包含几个小问题，懂的直接写出答案，不懂得的怎么想也不行，不像数学还可以自己推演一番，有时间就可以。物理、化学可能失分较多。因为中学里学的一点可怜的物理、化学知识，隐藏在《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名目中，老师变相讲一些牛顿力学三定律与元素周期表；缺乏实验训练，中学学的时候大多是纸上谈兵，复习有没有可靠的教材。

当年冬季高考是不公布考试成绩。现在经常见到有当年考生自豪地回忆说，考到多少分，有多了不起。如果不是瞎吹，就是后来入学后，有机会看到自己档案里的记载。只有极个别人，通过特殊渠道帮他查到分数。当时，绝大多数考生都不知道自己的考分，糊里糊涂的考上大学，糊里糊涂地被刷掉落榜，一笔糊涂账。

贵人相助

考完之后，很快就拿到了体检通知。我从野外地质队换乘了几趟车，经过8小时才赶到体检医院，交了7角的体检费，拿到体检表。体检几乎粉碎了我上大学的梦想，幸运得到“贵人”的帮助，很快就脱离了险境。    我的体检在南京红十字医院进行，以前是江苏省商业职工医院。身高、体重没有什么悬念，测试听力也很顺利。我被要求侧身坐，坐位离测试医生保持着一定距离。测试的女医生低声细语地说：＂南京、上海、北京、天津、西安…… ＂等地名，我也能很快复述出来。我视力较差，看不清视力表上有几行，但我自认这或许不影响大学录取，没有特别在意。   体检结束，在交表的时候，有一位女医生或是护士，年龄应该与我差不多大，协助收体检表。她看见我的体检表上记录，知道不妙，立即问我是不是华冶地质研究所的。在我肯定后，她告诉我，她也是华冶的子弟，并在华冶医务室工作，现在在红十字医院培训。之前听说招了几个知青，只是因在外培训，没有见过。她把手上的关于体检录取要求的规定文件给我看，高血压、色盲等指标都是大学录取所忌讳的。她领着我，再去量血压与测色盲。    那天是体检的最后一天，我是从野外地质队赶来，坐车、徒步几乎大半天，直到在下午四点才赶到医院，中午也没有吃饭。她让我休息了半个小时，再量血压，虽然还是有点偏高，但下去不少，勉强过关。复测色盲，她发现我在看植物或动物的图案时，基本都是错的；但看数字与字母都是对的，所以判断我既不是色盲也不是色弱，只是不能正确地辨认动物或植物的图案，将原本被判定色盲或色弱的定性改正过来，基本取消了因体检不合格而上不了大学的制约。   当晚6点钟，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们走出红十字医院时，我向她深深鞠了一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尽管我至今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当她结束培训回单位时，我已经上大学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真的验证了我在离开离开农村时，一个盲人给我十分智慧的算命：“未来的路上，有小人挡道，也有贵人相助。”

“孙山”录取

我们参加考试时提倡的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挑选”。 1977年的高考，考生最后还需要过政审关。这年的“政审”依然严格，有不少考生因政治表现、家庭出身，包括亲属有政治和历史问题，被无情地刷掉了。我有个隔壁班的中学同学，也是邻居，谎称自己早已过继給了姨妈，逃避上山下乡。1977年参加了高考，就没有通过政审。1978年高考，他数学没有考好，总分依然超过400分（满分500分），考进了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多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所长、皮肤病医院院长。

从结束考试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在等待中备受煎熬。我太想通过那一纸录取通知来改变我的命运了。我要用高考来证明我自己，也要用高考来改变我的人生。等待是痛苦的，也是幸福的，因为等待中包含了希望。

春节过后，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发出来了。我的几个朋友，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首先是南京大学数学系的两位，都是我以前的邻居，一个是计算机软件，一个是计算数学；计算数学录取的乔羽芒是个应届生，她考得很好，数学成绩超过90分，应该是南京应届高中生中的前几名。

我的高中同班同学范家宁，南京大学副校长、哈佛大学英美文学博士范存忠的独子，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我的知青朋友李四南考上了南京邮电学院（现南京邮电大学）；我的同村知青、中学同学姜伟，和他弟弟一同考入南京师范学院……

我的录取通知书却迟迟未来，心里憋得慌，特别是春节后有的大学已经开课。我几乎整夜整夜做噩梦，担心没考上被单位领导处罚，或者刁难，以后的日子就很难过了，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报考。我的父母肯定又会说我好高骛远，不安心工作。我自己也感到脸上无光，当年在学校也算个人物，如今大学都考不上，有何脸面见人？    因为江苏电子工业发展需要，南京大学与南京航空学院补录了一百多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我幸运地作为扩招生之一，被南京航空学院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录取，成为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填志愿时，我不仅没有填报南京航空学院，更没有填计算机专业，我那时孤陋寡闻，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个专业。如果我体检被定性为色盲、高血压，就不适合电子工程的所有专业。但是，奇迹出现了，“名落孙山”的我，终于还是上了榜。“人家骑马，你骑驴，比老母猪还是快一点”。我插队村子里的算命先生给我算命时曾这样对我说。    

4月12日，得到录取通知书的瞬间，我脑袋一片空白。在以前的中学语文课本里，读《范进中举》一篇时认为他疯得可笑。此刻才真实体会到，那种苦尽甘来的情绪冲击，真能让人神志恍惚。

我匆匆忙忙办完离职手续与组织关系，还清了因工作需要而暂借的计算尺、图书等文具，以及作为福利领取的登山皮鞋、包与防护雨衣，准备离开千幸万苦才迈进的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我严格按照要求，办理了离职手续。

我们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本文作者的大学同学提供）

永远记住这个日子！4月14日，我怀揣完整的调动手续与录取通知书，吟诵着“时间开始了！”（胡风），兴冲冲去御道街29号的南京航空学院报到，迈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我的班级编号是47741，南京航空学院4系，77级，第四专业即电子计算子专业，第1班。我的学号是477065。

                 七七情结

1977年的高考，是国家给每个奋斗者打开的“前门”，无数个“我”的命运转折，是我们幸福人生的起点，也是我们辉煌人生的开端，汇聚成国家崛起的洪流。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感到无比的骄傲，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如此的息息相关。

“七七级”是世界高等教育历史上入学级别与毕业届别“名不副实”的大学生：名为77级大学生，实则1978年春季入学；算作81届大学毕业生，实则1982年1月毕业。同时，也是空前绝后的大学生：集中了13届中学毕业生一同走入考场，从66届到77届共12个年级的中学生一起竞争，再加上当时允许部分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参加高考，师生、父子、夫妻、兄弟姐妹同台竞技，决一高下，一时多少英雄豪杰，壮怀激烈。

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有意义，荡涤了“读书无用论”、“唯成份论”的浊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吹来了第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历史的转折，民族的觉醒，个人的重生也许成为恢复高考真正的意义所在。世界上没有一项公共政策，像我们恢复高考那样竟会发生如此之大的社会价值。

1977年，那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梦想的年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精神领域的思想解放、教育领域的正本清源，都为这个年代烙上了深刻的印记。我们清楚，自己无非是同辈中的幸运儿。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一路走来，跌跌撞撞，踩上了大时代的“鼓点”。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时代的机遇更为重要。

我们中很多都曾上山下乡，在工厂、在基层，接触了中国的底层，类似于上过高尔基所说的“社会大学”。这可能是特有的强项，尽管也仅在一些特定的领域里才是明显的强项。

1977年是值得珍藏的历史，是我们历久弥新的记忆，是一个永载史册的传奇，也是我们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七七级”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性符号和缩影，一个新时代的象征、一种隐喻，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开端，定格在“七七级”的我们，永远贴上了特殊的标签，成为新时代、新教育、新文化、新文明的倡导者、建设者、见证者，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了5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我们正在书写历史，

我们就是历史！

作者简介

叶明，1956年在南京出生，1974年南京十中高中毕业，插过队，当过搬运工人。1982年1月，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获工学学士学位；1986年6月，毕业于南京工学院，获哲学硕士学位。1986年起，在南京工学院哲学与科学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2004年起，任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著有《科技政策分析》等个人著作6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等奖多项。现为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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