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胡哥”

              叶明

我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也不沾亲带故。我们都是77级大学生，而且都是计算机专业的。不过，他是老大哥学校—-南京工学院的，我是小弟弟学校---南京航空学院的。我们都是50年代生人，他52年出生，我56年出生，他比我大四岁；我们都插过队，他做过工、农、兵，我只做过工、农，报过“小兵”，因年龄太小，没有被录取。他在上大学前在江苏省计算机研究所工作一年，我在上大学前在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工作一年，在南京炮兵工程学院穿过几次纸带。在涉猎计算机专业知识与社会经验方面，我把他当作老大哥基本没有什么悬念。

他的是重庆人，我是江苏人；他是江苏省委书记的儿子，我是江苏省级机关普通干部的儿子。他父亲是党委系统，我父亲是政府系列，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交集。唯一有直接联系的是文革结束后，在“揭、批运动”中，他父亲带队去南通地区改组当地的党政机关，他父亲是南通地区工作组负责人，我父亲是如皋县工作组的成员。

     因为他弟弟、弟媳妇是我曾经工作过常州计算机厂的同事，他弟媳妇还是我的大学同学。所以，我把他当作大哥哥一样看待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当然，他并不是我的“老大”，我们又不是什么团伙，没有老大与小弟之分。不过，他确实是我工作的985大学的“老大”----学校的一把手（副部级），而由于我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属于闲云野鹤，只顾自己读点书，写点小文章，没有成名成家的理想，也没有财富自由的奢望。即使他是“君临全校”的“老大”，我们之间的联系链中间隔了好多个层级。以我知识分子的“风骨”，也不至于攀龙附凤。

事实上，我对于党团干部，基本上秉承当年中国政府接待美国总统首次访华所定下的基调：“有理、有礼、有节，不卑不亢”。当然，兄弟之间是例外的。插队时，我们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是我中学的学长，那当然无话不说，亲密无间；我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知青。

              偶然的相识

我与“胡哥”初识在80年代中期。那时，我住在天津新村的省级机关宿舍，他住在琅琊路上的一座花园洋房。我研究生刚毕业留校任教，他的弟弟、弟媳也从常州计算机厂调回南京工作。可能是在买菜或送儿子上幼儿园的路上，遇到他的弟媳，她邀请我去她们家做客，他弟弟也在家。我们兴致勃勃、漫无边际地回忆工厂的往事。“胡哥”在走廊上抱着几个月的儿子，熟练，怜爱，充满父性的柔情与光坏。他弟弟向我引荐了他，介绍他现在是南京工学院计算机系党总支副书记。虽然，我不怎么追求进步，一向远离党团干部，可是对“胡歌”却又一种亲切感。或许是知青情结，或许是同为“黄埔一期”学生，有独特的身份认同(identity)。

    现在还有很深印象的是在他家吃的一顿便饭，从扬州带来的保姆，能做的很地道的扬州菜，特别是红烧狮子头，那叫一个“名门正派”！

交谈中，“胡哥”以他在大学任教几年的亲身体会与经验敦促我：“好好备课，努力上好课，只要抓住课堂，就可以在学校立足”。记得我大学毕业时，在我临队的知青父母---省体委主任家里，他姐姐是一个军工厂的工程师，告诫我：“只有抓住一个产品就能在工厂站稳脚跟”。我们的这些哥哥、姐姐以自己亲身经历，对我这样的初处茅庐的职场小白来说，无疑在迷茫中指明了用力的方向。

后来，他做学校的学生工作部副部长、校团委代理书记……，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交集。我十分努力地上课，而且独立地开设了不少新课，同时我做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长比较快，从助教到讲师，从副教授到教授，一路破格晋升（未满年限）。

           蔑视规矩与流程

在业务上的长足进步，并不必然带来工作经验的丰富，我在社会事务上还是十分幼稚。90年代中期，我给江苏省委组织部干部班上课。为了“震住”这些经验丰富、见多识广但十分挑剔的县处级领导干部，我就想请分管科技的副省长吴锡军帮我做个讲座，她是科技政策方面（我讲课内容）的专家，又是他们的领导，如果她能肯定我的观点，他们就不得不服了。原本我想直接登门邀请，她住天津新村，我岳父楼上，上下班有时在楼下遇到我们带儿子玩，她还会逗逗他。后来考虑还是正式一点，通过他的秘书去请，可以解释我们课程的性质与要求。

由于请吴锡军副省长，我以为仅仅是我教学活动的一种安排，属于我个人的行为。所以，我就直接告知她讲座的时间、地点以及讲座的大致要求。到上课那天，我在学校春晖堂门口等待。在上课前十分钟，有人提醒我，陪同吴省长的校领导是某副校长。我完全不懂规矩，既没有请示（可能有人汇报），更没有安排落实，我只好硬着头皮，立即向校长办公室走去。在途中，与看起来有点像学校领导样子的人插肩而过。走到校办楼前，遇到我研究生的同学，问某某副校长在哪里办公？他指着刚才那人：“他就是某副某校长”。我立即返回。吴省长已经驱车到春晖堂前，我迎上去直接引导到教室，做了一个简短的说明，就请吴省长开讲了，完全忘记了需要引荐一下专程前也陪同的某副校长。

第二天，我再次来到校办大楼，想向某副校长表达歉意，因我工作失误给他造成的尴尬，他在课堂后面听了一个下午他未必感兴趣的讲座，最终只是在课堂上与学员一起“陪同”了吴省长，根本没有与吴省长直接联系上，吴省长也不知道学校派出这位领导来陪同。

在校办公室门口遇到“胡哥”，我把经过前因后果说了一边。他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他告诉我：“请省领导来我们学校，首先是向校有关部门请示，具体怎么请，请谁，都由学校决定。当然，你自己出面请，也是可以的。不过，你还是需要向学校有关部门汇报，由学校派人陪同。否则，省领导会认为我们学校不懂规矩，办事不合程序”。

“胡哥”就我研究生同学出现在校办门口一事，苦口婆心劝导我：“你为什么不经常来校办走动走动？”我不解地说，我们做教师的，身影不是应该只能在教室或实验室出现？否则，不是不误正业，就是游手好闲。

“胡哥”说，他和你都是77级学生，研究生同一届，同年留校，同年升教授，他现在已经是系主任，当然主要是他本人的努力与学科的热门，才有机会做了几个大工程，进步当然就很快。此外，他经常出现在校机关楼里，与大部分领导比较熟悉，能够“进入领导的视野”，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确实，他后来还做了副校长，乃至副省长、副部长，副主席，还成了院士。

由于我们系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干部研究生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又承担了校内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研究生班。“胡哥”等一批校内干部都参加了。我将在省委组织部干部班上讲的内容重新在校内干部班讲一遍。但是，由于听课对象不同，阅历与经验不同，讲课的分寸难以把握。尤其是“胡哥”等是我的直接与间接的“万户侯”上司，我就不能像在省委组织部干部班那样纵论天下、慷慨激昂。我只能十分收敛，不能有丝毫差池。否则，在学校继续里生存就比较困难了。特别是考试后，我评分难度大，因为有的人十分在意成绩。后来，我严格按照考生的案卷的质量打分，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守住了教师的低线，受到了干部们的信任。对于努力的学员，无论地位的高低，都批出了较高的分数，也实事求是地给“胡哥”等校领导干部评定了合情合理的分数。

               追求平等的机会

当我第一次晋升教授努力被无情的击碎后，我一时难以接受。我从自己出发，反复审视对照晋升条件，几乎找不到导致“败北”的原因。后来我得知，学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有位常委，在终评会上，以“年纪太轻”为由，建议将一位28岁的工科申报人与我这位38岁的文科申报人再压一压，让接近退休的申报人今年上。由于，前几年学校曾大力提拔了好几位年轻人，现在作些适当的调整，向老同志倾斜，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临近退休的老教师，今年升上，明年退休，教授的名额又让出来。这个建议得到了高评会常委们的一直认同，我们两个“倒霉蛋”就这样活生生地被拉下来了。没想到“年纪轻也是一种过错”，这岂不是“年龄歧视”！？

再一次申报时，我就向时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的“胡哥“求教，我该如何破解这样“22条军规”式的困局。“胡哥“建议我，向常委们如实地介绍自己，让他们对你有比较多的了解，留下一个好印象，千万不要说其他侯选人的不是。

我同时也找了陈校长求助，陈校长诚恳地说：“作为评委会主任，我也只是一票。你需要得到大多数评委的认同”。

后来，我借助给学校做“八五”学科发展规划的前期研究的机会，拟定了一个“特别行动计划”， 我找各个主要学科的负责人访谈，收集他们对学科发展的想法，他们大多数是学校高评会常委。结束后，再将自己的两本著作（研究科技政策的基础理论与策略应用）以及科研教学成果与社会评价的清单一并呈上，并做简要说明。

这个“特别行动计划”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完成了学校交给的任务；在理论准备上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一篇研究论文，在教育学学科的顶级刊物《教育研究》发表。更为重要的是在学校职称评定终评会上，我的“破格晋升” 教授（不满年限）愿望，得到了全票通过，甚至超过了我们学院院长的票数。

级题啊后，代表我们学院参会的某常委，骑着自行车，把我堵在学校西门口，颇有怨气地对我说：“你让我很为难。我提交了学院推荐名单，你却争取到其他常委的支持，打破了我原先安排的优先次序，降低了常委会对我的信任程度”。

我告诉他，我仅仅是争取我的自己合法合规的利益，并无意“染指”你的权威与权力。对于给你带来的困扰，我深表歉意，以后再也不会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东夏与春秋”，我还是去做我的书斋学者，不再理会学校的“江湖争端”。

争取“平等国民待遇”，不仅体现在评职称上，而且反映在福利分房上。当全国最大的教师公寓即将建成时，我去找学校分房委员会主任、校工会主席提出申请时，遭到断然拒绝，他十分肯定地说：“你没有分房资格！”80年代以来，我们学校有个规定：户口不在学校的，被鄙视为“校外户”，不能参加学校的福利分房。他毫无余地地告诉我：“你不要想能分到这批房子，绝无可能！”。

我心灰意冷，只好另某他图。只有离开所在学校，到另一所学校，作为人才引进，就可以参与分配到新房子。我立马联系了两所学校，我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参与这批房子的分配。结果被我们校长知道后，立即提出给我，他手上控制的珠江路上的老房子，遭到了我一口拒绝（叶明：《我的前辈学长》《凤凰台上》2024年7月29日）。我坚持只要参与新公寓的分房，校长说：“那要通过分房委员会的批准，按照现行政策几乎不可能。我再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后来，学校在为优秀教师设立的“特批房”中，开了一个小口子，增设了“校外户”的 “特批房”。但条件是候选人必须是已经列入国家与省人才培养计划的教师（即有“帽子”），只有我和学校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两人被吸纳进来参加分房计划，但是不允许选择最大那种套型的房子。我依然感到有点歧视，还是有点意难平。

后来，“胡哥”宽慰我：“如果按正常排队，你也拿不到最大那种套型的房子，现在你已经不是“低平等国民待遇”，而是“超平等国民待遇”了”，我想想也对，就释然了。

我拿到分房指标后，学校的校产科因我不需要交出原有房子（我住的房子是我父亲的），所以，就按没有抵扣计算新房面积费用。当时的政策规定，交出原有房子，那么在新房子的价格中，老房子的面积可以第一阶段的价格计算，新增面积按第二阶段的价格支付。对于像我这样的“校外户”，学校后来规定50平方以第一阶段的价格计算。但是，房产科工作人员坚持全部第二阶段价格列在收费明细。直到交房款的前一天，学校即将放假，一个冰天雪地的下午，我再一次去校产科要求更正。他们一直以经办人不在办公室为由推委，我从中午一直站着等到快下班，椅子被拿到隔壁房间打牌了。最后，我不得已给分管后勤的副校长打电话求助。在副校长直接干预下，严厉要求按照学校规定立即办理，经办人才不紧不慢地从隔壁办公室，十分不情愿、骂骂咧咧走过来，手上还拿着油渍的几张牌，叼着劣质的香烟，慢吞吞地在办公电脑上开机并改过来。但是，应该给的教授的补贴，因没有领导明确的指示（归分管人事的副校长管这个规定），不予办理。我在“贵人相助，小人挡道”的过程中备受煎熬，在校产科受到的羞辱、欺凌，是我这辈子所受到最严重的一次，真是终身难忘！

几个月后，我与“胡哥”终于要乔迁新居了，这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三次莅临指导（奠基、结顶、入住）的全国最大的高校教师公寓。我看见“胡哥”一个人在押运家具的小货车，独自一人把一些旧家具般上楼，当然新居大楼有电梯。“胡哥”因当初选施工队有点过于相信，装到一半才发现施工的粗制滥造，遂推倒重来。所以延误了工期。“胡哥”说：“学校规定三个月后必须搬迁出原住房，因为后面“接龙”的老师，需要赶在冬天之前搬进去，安安心心过一个寒假。逾期要按天支付“滞纳金”，这笔费用也不算少。所以，我匆匆忙忙结束装修工程，过几天就要到截止期限了”。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一位大学党委书记亲自上阵搬家的。上一次是几天前，我的同门师兄，一个“双非”大学的党委书记，在宁夏路上，骑一个三轮车帮助他的岳父搬家。

距离感与尺度感

我与“胡哥”是兄弟，但我们之间保持有一定的距离感与尺度感。某天下午学校开会，结束时已临近下班时间，我立即起身回家，给儿子准备晚餐。我刚走出学校办公大楼，恰好遇到“胡哥”。他主动招呼我：“我们一起回家吧”。我条件反射地说：“我要去办点事，不立即回家。”其实，我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与身份，何德何能坐学校党委书记的专车。我走出校门，立即打车回家。到了我们共同居住的公寓楼门口，我们先后下车，两人相遇，场面有点尴尬，我因“说谎”很不好意思。

   我们在电梯里相遇，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还有学校的其他老师在场。我按照以往交往的态度，别人会认为没大没小，对领导没有足够的尊敬；如果与其他同事那样一味奉承，我又学不会、也作不出来。如果我们夫妻四人相遇，我妻子与他爱人，闲聊几句家常，我就见到别人异样的眼光。有次中秋节，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人，他拿手拎一盒月饼，吐槽“过节嘛，大家都是你送我，我送他。”

     有一次，党办主任罕见地给我们部门领导打电话，让我去党办，胡书记找。我赶紧去党办，被党办秘书拦下，询问“有预约吗，有什么事？”我立即把他怼回去：“是你们打电话通知我中心负责人要求我来的”。在激烈的争吵声，引来了隔壁的“胡哥”，他给我解围，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是不是接到江苏省委组织部的电话，去参与全省公选正厅级的大学校长与信息产业厅长的面试命题与担任面试考官。我说已经接到通知，问：“有什么指示？”他只是嘱咐，好好完成江苏省委组织部的任务，按照要求做好工作。我觉得他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又没有说出口或者有什么不便说明的难言之隐，我也不好问，毕竟是公事，我还是有上下级的尺度。他希望我多来他办公室走动，交流一下最近读书的心得。“我们身份地位悬殊，在办公场合不能现在你家那样，可以开怀畅谈，纵论天下，臧否人物。我还担心学院领导误以为我“告御状”，也不想成为你获取基层单位信息的一个渠道，这是独立知识分子所不齿的行为”。    

 2011年年初的一个中午，我们几个同事到学校对面的食堂吃完中饭，刚走进学校大门时，迎面走来“胡哥”。他一个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面部表情凝重，见到我们，突然对我深深地鞠了四十五度躬，把我们几个人弄的不知所措。我立即回了礼，其他几个人惊愕地还没有反应过来。直到“胡哥”与我们插肩而过，走出学校大门，径直走向食堂，我的同事们才十分吃惊地问：“他怎么向你鞠躬，你怎么迅速回礼”我说，我也很奇怪。通常我们相遇，互相微笑点头致意，从来没有行如此大礼。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他那个样子，就像唐诗宋词里的依依惜别的状态，好像还有一点委屈与不舍。后来才知道，那天上午他正式接到教育部的调动指令，要他去北京一所985大学任党委书记，他即将要离开他学习、工作30年多的母校。那种惋惜的感情又不能在别的同事与部下面前流露出。对我这样的兄弟，真情流露情绪再自然不过了。

比较悲剧的是，他的离职与进京赴任，我没有见到学校任何报道，更没有对他的工作做出评价。真的是“人一走，茶就凉”。“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无限的感触，涌上我的心头，他呕心沥血、几乎消耗了半生的精力，奋斗了30多年的学校，如此薄情，如此缺乏人文关怀，我真觉得悲凉入骨，令人心寒。

“胡哥”进京履新之后，我们就没有见过面。不过，还是有很多关于他的信息传来。2018年的4月，我们南航为77级学生举行入学40周年秩年返校庆祝联谊活动，并补办了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我把庆典活动的视频资料（在纪录片里有我的出境），带给我的同学。在琅琊路上“胡哥“的父母家，听他弟弟讲，他去了新的工作岗位收获很大，特别是感受的北京那所大学老师们的视野更加开阔，气魄更为豪迈。与他搭档的院士校长，虽然比他小十岁，但履历彪悍，在多所大学求学，在多个岗位担当重任，睿智与幽默。

最近，我们家新来的保洁钟点工，她曾在我们楼里服务过“胡哥”家，后来“胡哥”搬到附近小区的副省级领导干部的小洋楼，她又跟过去。当她描绘“胡哥”在家抱孙子催眠入睡的状态时，我眼前浮现了40年前，“胡哥”抱自己儿子的情景，真是弹指一挥间。

岁月如流，人生若梦，我徘徊于梧桐参天的中央大道，在暮色苍茫中，静听飞鸟的鸣声。深感世事茫茫，愁怅曷已！我们这些“古稀之年”的人，都已经离开了学习与工作过超过30年的校园，开始进入“含饴弄孙”的状态了。

在中国寒衣节（西方万圣节）前几天，写下这些不为人所知的零星小事，以纪念我和“胡哥”几十年的交往；以至诚的情意，表达我对“胡哥”的崇敬，感谢他多年来给予的指点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