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金陵神学院

叶明

20世纪70、80年代，我在华侨路平家巷8号生活了16年（1970-1986年）。8号大院是一处独立院落，其中3幢、4幢、5幢、6幢、 7幢分别各为独立洋房，民国建筑，建筑形状、面积、风格基本相同，均坐北朝南，楼高二层，房屋为丁字形，砖木结构，人字坡架构建，红色外墙，青色瓦面，木制地板和木制楼梯，其余几座三、四层楼是解放后的建筑，由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电力局与南京工商银行等机构联合组成的机关宿舍大院。

平家巷是一条很短的小巷，一共只有十几个门牌号，南北走向20、30米长，在南的延长线上与之垂直的是沈举人巷。沈举人巷约有200米长，东起管家桥，西接大锏银巷。明代举人沈九思曾在此居家讲学，桃李满园，为四方邻里所称道。为纪念沈九思的贡献，人们把他居住的巷子叫做沈举人巷。科举时代，状元是通过全国统考（殿试）考出来的，举人则是通过地方（乡试）考出来的。由著名建筑大师童隽设计的沈举人巷26号、28号，曾经是“和平将军”张治中(1890.10.27－1969.4.6）公馆所在地。20世纪初期，美国人在沈举人巷向西延长线上的大锏银巷17号建立了现在的金陵协和神学院（Nanjing UnionTheological Seminary）。从我们平家巷8大院到金陵神学院不过几分钟的路程，虽然无数次徘徊在这条僻静小巷，我有好几位中学同学住在这里，只是因为他们大都是基督徒家庭，每天“早请示、晚汇报 ”，吃饭前还须祈祷。所以，我们这些“政治正确”家庭出身的人，很难理解那些有“信仰”的人群，很少到这些同学家串门，也很少踏进这座外围高墙大院的神秘地方。

从1966年到2016年五十年来，我只走进金陵协和神学院三次。

金陵神学院正门

第一次走进金陵神学院是在1966年的夏天。

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但是个子已经有170，住在中华路大砂珠巷江苏省商业厅宿舍大院。我的一个邻居大哥哥，他是南京三中的高一学生，父母双亡，属于烈士子弟，他被选中参加了一个学生组织---黑字兵。文革初期一批打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坏蛋”旗号,最早起来造反的，大都是一些干部子弟，由于袖章是红底黑字，简称黑字兵。后来，这些黑字兵的父母被当作“走资派”打倒，黑字兵就自然消失了。后起的红卫兵的袖章是红底黄字，与黑字兵相区别。黑字兵被斥为保皇派. 红卫兵才是真正的造反派。黑字兵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南京黑字兵主要是响应江苏省委号召，组织起来保卫江苏省委，他们的组织机构设在金陵神学院。这位烈士子弟“黑字兵”带我从中华路徒步一个小时，走进了金陵神学院。

        本文作者小学时期的照片

那时几乎看不到任何神职人员。在“黑字兵”的办公室兼宿舍的壁橱里堆放了有很多书，大哥哥帮我在书堆里找到一本《牛虻》，让我带回去看。他推荐说，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崇拜的偶像就是《牛虻》的主人公。《牛虻》是中国最畅销的翻译小说之一，与《简·爱》和《红与黑》并列成为最轰动中国的三大外国经典文学名著。随着中苏交恶，1957年“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巴人）的《牛虻》受到严厉批判，自1959年停止印刷，图书馆里就很难找到它。

《牛虻》（The Gadfly）是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1864-1960）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书描写了意大利革命党人亚瑟（牛虻）的一生。单纯幼稚的爱国青年亚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笃信上帝，同时参加了意大利党的革命活动。为了排解苦闷，亚瑟向并不熟识的神父卡尔狄寻求安慰，毫无戒备的他，说出了革命党不少机密。由于神父卡尔狄的出卖，致使亚瑟和他的战友一起被捕入狱。后来他得知自己原来是自己最崇拜的神父蒙泰尼里的私生子，非常痛苦，遂对宗教产生了怀疑。又因恋人琼玛对他的误解，认为是他主动出卖了同志，致使他出走南美洲，流亡十三年，遭遇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磨难。最后他成了一个瘸子，满脸伤疤，但却磨炼成了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他在一次武装斗争中，不幸被捕并遭枪杀。《牛虻》作者伏尼契受到当时身边革命者的献身精神的激励写成的，涉及了斗争、信仰、牺牲这些色彩浓重的主题，生动地反映了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革命者反对奥地利统治者、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斗争，成功地塑造了革命党人牛虻的形象。该书与60年代中国青年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思想倾向十分相吻合，乐于阅读革命志士传奇式的故事，学习并且仿效那些临危不惧、宁死不屈、为人民而战斗的英雄形象，牛虻的精神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中国青年。豪气冲天的红卫兵同样经历过亚瑟那样的忠诚与背叛，痛苦与救赎，成长与自我超越，在逆境中寻找意义和力量。

第二次走进金陵神学院是在1983年的秋天。

            金陵神学院研究生教室

那时，我研究生刚入学。有个来自安徽的同学，他是滁州明光人，他的中学女同学也来南京读研究生，她的弟弟读本科，都在金陵神学院。她父亲是明光教会的牧师，在他们老家布道。我不知道牧师和神父的有什么区别，在他们所服务的宗教和教会，以及他们的职责、地位、生活方式等方面有什么不同，所以十分好奇，就一起去金陵神学院拜访她。我们在金陵神学院的研究生宿舍找到她，她向我们介绍了她们学习的课程，主要的教材，还带我们参观了她们的教室。在教室的后面的墙报上，张贴着金陵神学院研究生们的作业，都是那种感恩主的文字，千篇一律的颂歌体。

看着这些手写的作业，我的耳边响起了十多年前铺天盖地、震耳欲聋的歌声，两个世界在交相映汇会，恍然隔世。

第三次走进金陵神学院是在2016年的春天。

            金陵神学院博爱楼

2009年3月，从位于鼓楼区大锏银巷17号的老校区搬迁到江宁大学城新校区。此时，金陵神学院旧址已经变身为南京艺术金陵文化创意产业园。在主楼的中央亭楼三层的一间小型会议室里有个读书活动。

曾经是金陵神学院主楼的博爱楼，当年由金陵大学工程院设计，陈明记营造厂施工建造。现在已经成为施坦威钢琴展示中心(南京)(Steinway Piano Gallery Nanjing)，这也是施坦威在中国的首家钢琴展示中心。楼道里展出了关于施坦威历史的照片和油画。经历百余年的岁月变迁，这座始建于1921年的一座民国古建筑，具有美国殖民时期建筑特征，青砖墙面，水泥瓦屋面，依然留存着浓郁的历史气息，它与陈明记营造厂的其他建筑，如金陵中学的钟楼，南京大学的北大楼，我曾经学习与生活过的地方一样的熟悉与亲切。

读书分享会是由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以前她还做过旅游学系主任发起与组织的，季教授是一个优秀的文化研究学者，在大众传媒、旅游文化、公共管理等领域具有出色的表现。

这次是季教授组织公共管理、旅游文化学科上的研究生，也有几位青年教师一道，研读约瑟夫·皮柏(Josef Pieper，1904.5.4—1997.11.6)《节庆、休闲与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读书分享会。我有幸旁听了这次读书分享会，大开眼界，收获颇丰。

皮柏是一位德国天主教哲学家，是二十世纪天主教哲学新托马斯主义浪潮(Neo.Thomistic wave)的前沿学者。《节庆、休闲与文化》篇幅短小，文字优美。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节庆》集中展现作者对于节日的哲学思考，下篇《论休闲》讨论了节庆的意义、根由、形式,节庆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危机等等,这对于当下方兴未艾的中国假日经济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有位报告人指出：在皮柏看来，节日不仅是单纯的民俗或岁时活动，而关乎人之为人的本质，关乎人与神的关系，关乎人的根本命运。皮柏认为，作为庆祝活动的节日，本质是肯定或爱，即对宇宙基本秩序的肯定，以及人类对神的感恩；宇宙基本秩序是神的创造，超乎个体生命和人类存在之上，人类的生活及其意义只有基于这一秩序才有可能；节日是神的恩赐，人类通过节日对宇宙的神圣秩序进行周而复始的庆祝，在对神进行感恩的同时，也加深了对神性或宇宙秩序的领悟。撇开作者节庆论述的神学色彩，其所谓神创秩序，其实也就是中国古代先贤所谓的“天道”，节日就是天道或大自然节律的体现，正是通过对节日的庆祝，春秋推移、周而复始的天道节律才得以被认识，人类才能按照天意或自然的启示安排自己的生活，人类生活才能得以生生不息的延续。

     另一个报告人阐明，休闲是从宗教崇拜的节庆中而来，人们对神有敬意，从而庆祝，进而休闲。休闲是时间上空间上的精神延展，是自由的心灵状态。休闲的对立面不是工作，因为休闲本身已经比工作更高一个等级，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休闲的对立面，应该是不自由，被束缚，包括身体上和思想上的羁绊。所以，休闲是精神层面的一种状态。静待花开，是休闲；默观自省，是休闲；哲思，也是休闲。在日常生活中，能让你身心舒畅，精神愉悦，心灵自由的活动，都可以说是休闲的外在体现。休闲的特点是宁静，但不是静止。这种宁静可以理解为内心平静。一个人只有里外一致，并且与世界保持和谐，才可能有休闲。人类的生存、生长，离不开外部环境，回归到最原始的环境，就是大自然。我们要内外一致，就是要与大自然，即身边环境保持和谐。同时内心要丰盈，如草木般自由生长，直到长出果实，最终获得精神自由。自由生长，身心愉悦，精神自由，才是休闲的形态与目的。

很多年前我曾聆听过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于光远（1915年7.5—2013.9.26）先生关于休闲的论述，并将休闲作为支撑一流技术科学架的基本素养与培养途径的理论基础之一。后来，在东南大学大礼堂给研究生做学术报告时，我提出过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奉劝“家境贫寒”、“苦大仇深”的研究生，千万不要读博士，因为闲暇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结果东南大学校长陈笃信教授在看过录像后，找到我表达了异常的兴趣。

在读书会前，我反复研读了《节庆、休闲与文化》，也有一些可以分享的心得：工作至上的世界是一个现代性世界，它只承认工具理性价值，而不承认心灵精神价值；只承认功利目的，而不承认自由闲适；只承认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而不承认精神财富和文化价值。

闲暇世界之优越于工作世界的地方，不在于它为工作世界提供了休闲时间，而在于它超越了工作世界，在于它为哲学、宗教、艺术、爱和死这些超越工作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提供了精神空间。工作世界和闲暇世界一样都属于人的世界，它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只是世界在向现代性的演变中，工作世界的膨胀几乎把闲暇世界挤出了常人的世界。要想回到闲暇世界，或者回到整体的人的世界，就必须超越工作世界。本来哲学、宗教和艺术都是超越工作世界的尝试，然而，在工作世界中，一切任何超越的形式和方法必定徒然无用。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将无从发展，艺术也找不到立身之处，爱和死的骚动自然也就失去其深度而变得平淡无奇——此时哲学思索也就不可能存在了。这时，就会出现伪哲学、伪宗教和伪艺术，它们的基本特征就是：它们并不超越工作世界，而是为工作世界服务。哲学沦为处世的方法，宗教沦为祈祷的巫术，艺术沦为媚俗的装饰。

工作世界的“异乡人”，他们会因为观望头上的天空太专注而掉入井里，还会经常陷入许多尴尬的困境里。这些异乡人是现实世界的真实的超越者，他们会不断的向世人提出问题，不停的撼动着工作世界为世人筑造的围墙，使人们能够见到工作世界之外的闲暇世界。当然，要能够超越自己的环境，进入人的世界，还要靠每一个人自己。

这或许就是休闲的本体论意义——超越有限的自我与世界，实现真正的人性。庆典最核心的成分是宁静与沉思，休闲的基本形式就是默观。默观是自然的接受，是自我开放和释放，从而进入一种忘情的沉醉状态。伟人有诗云：“冷眼向洋看世界”，就是默观的最高境界。人可以摆脱工作世界的束缚，能够进入一种更高的生活层次和更圆满的人生境界，而途径便是带有休闲性质的默观。

当然，正是“有用”的工作束缚了工作者，使其成为劳动过程的奴隶，为了追求效益而将整体生命的内涵消耗殆尽。走出工作世界的束缚，进入默观的生活状态，则是在拓宽自我的存在领域，将自己导向一种整体性的存在，从而实现自我的拯救与解放。马克思就是试图将工人从机器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当然，懒惰意味着人放弃了随其自身尊严而来的责任；休闲则意味着对自我的肯定，对整体世界的爱的肯定，意味着此时人欣然接受了自然的意志，和自己成为一体、协调一致。只有在默观生活中，人才能既摆脱工作世界的奴役，又不至沦入懒惰，而是在“心驰神往”中接受大自然的恩赐，以休闲的姿态走入世界的核心。

尽管我三次走进金陵神学院，对于我而言，宗教至今仍然是是一个“彼岸世界”。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那些教徒们有着强大的对生命的韧力和对未来的信心，维护着自己的高尚人格和尊严，选择通过宗教来自赎，坚守道德的自我完善，寻找至美至善至真，追求完美的人生，原谅和宽容之前受到的冤屈，相信人性善，通过反省个体性灵来升华人格。

20世纪80年代颇具争议并很有影响的一部经典作品《晚霞消失的时候》很好地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感与体悟。晚霞在天际消失，太阳沉没了。它还会升起，它正在升起。但这是一个新的太阳，既不是天上的神也不是地上的神，它就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