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私淑” 老师

叶  明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称呼老师的人满天飞，阿猫阿狗都尊称为老师。其实，在我们求学过程中，有很多给自己上过课的人，我们才在一般意义上称他们为老师。还有一种虽没有听过他的课，但也接受过他的亲身教导，又敬仰他的学问，并对我的学习与成长有很大影响，我称之为“私淑”老师。在文革期间，我的中学时代，“发配”到学校图书馆改造、30年代金陵大学毕业生的宋家淇，以及的70年代初野营拉练时的“连长”喻旭初，他们都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但是我在黑暗时期的燃灯者，照亮了我前进的方向。还有一位“私淑” 老师，虽然是在70年代的插队时期，我们只见过一面，有过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却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1976年初，我从插队的生产队赶回南京，目的是到我父亲所在江苏省财政厅收看关于周总理逝世的电视新闻。那时，不仅我所在的生产队、大队没有电视，就是我们家、邻居也没有电视。江苏省财政厅也只有一部黑白的、9英寸的电视机。载着周总理遗体的灵车缓缓驶过长安街，百万群众自发地伫立在街旁，悲痛欲绝，目送总理，迟迟不愿离去！银屏外的我们也是一样。

            十里长街送总理

之前，我曾与中学学长聂大卫相约一同返回农村。收看十里长街送总理后，我去他家商量返回生产队的具体时间与路径。聂大卫的家在南京大学南院十四舍，一个筒子楼的二楼。结果他家“铁将军把门”，我只好在门口等侯。聂大卫家左侧有个邻居，六、七十岁的一个老人，身穿灰色中山装，头发稀疏，但仍然顽强地向脑后梳去，细淡的眉毛几乎被褐色粗框眼镜全部遮住，透过眼镜让人接触的目光似有一份慈祥，老教授的模样。他正在蜂窝炉上炖什么东西，见他一次就不会忘掉，会刻在脑子里，我脑子里涌出“古貌古心”。

他一口苏南口音，和蔼地告诉我，聂大卫可能出去看病了，一会就回来了，稍微等一会。然后，我们就闲聊起来。我告诉他，我与聂大卫是一个村庄，但属于两个生产队。老人问了我在农村情况，有什么体会。我告诉他，原本在农村一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另一边是学习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实地调查与解剖当代社会，做一番当代中国的各阶级分析，结果发现贫下中农大部分好吃难做，地主基本克勤克俭，理论与实际截然相反。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前途十分暗淡，所以我们很迷茫，完全看不到光明。

老者坚定地告诫：不动摇，不消沉，不抱怨，不负气，相信党、相信人民，现在这种情况总会过去，以后你们一定会有机会报效国家。

老者热情鼓励：无论你未来做什么，也无论你所处的环境如何，都要抓紧时间学一点工具性的东西，例如哲学、数学、外语等，总会有用处的。

我向他请教，数学、外语，我都可以找来教科书学习，哲学该读什么？老者可能是针对我的知识水平与认知能力等情况，给出了学哲学的具体路线：先读艾思奇（1910.3.2—1966.3.22）的《大众哲学》，从日常生活中了解哲学的基本概念；然后读由斯大林主持编著的政治理论书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由斯大林撰写的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熟悉哲学的基本框架与主要观点；最后再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这些未必是最好的选择，但能满足基本的学习需求，书也比较好找到。

不一会儿，聂大卫回来了，看到我们谈论十分热烈，感到十分奇怪：“你知道他是谁吗？大名鼎鼎的走资派匡亚明（1906.3.17—1996.12.16）！”

    匡亚明（1906.3.17—1996.12.16）

匡亚明!这个名字在文革初期非常出名。哦，我想起来了。1966年6月，全国第一个被公开点名的“黑帮分子”，因为他在溧阳分校的所谓“镇压学生运动”。这在那个时代可是个天大的罪名。广播里不时传出《打倒匡亚明黑帮》的社论。1966年6月6日江苏省委决定撤消他的一切职务。6月12日在南京大学召开的批判他的大会有万人之众，电台、广播进行了全省范围的实况转播，一时间匡亚明真正是“臭名远扬”了。

1926年，匡亚明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今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当局开除学籍，后由恽代英推荐考入上海大学插班进中文系二年级，与康生（1898年－1975.12.16）同学，从此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匡亚明是中共六级干部，比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级别还要高。现在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被诬陷为“叛徒”、“走资派”，又被“造反派”“扫地出门”，由汉口路71号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旧居小楼搬到十四舍一间十多平米的房子里居住。

我回农村后，遵循匡老这个读书计划的路线，利用农忙之余，比较认真的读完了前两部书，谢列一本读书笔记。《反杜林论》还没有开始读，1977年初我就被招工进入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做地球物理勘探工作。仅仅在前两部书上下的功夫，为接下来的参加文革后首次高考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匡老的指点，成为未来取得发展取得竞争优势的最初资源。

以后，我在也没有机会见过匡老。但是他的一些举措深深吸引与帮助了我。

1978年，刚刚复出的匡亚明校长率先在南京大学恢复大学语文课，并把它列为全校文理科各系学生的共同必修课。虽然大学语文教育已有百余年历史。早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诞生初期，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等就在预科开设“经学”“诸子”“词章”等科目，这是最早的大学语文课程雏形。后改名为“国文”。此后，国文课成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共同必修科目，因而就有了更为出名的“大一国文”之名。可惜，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大学教育学习苏联模式，文理科分家，“大一国文”课停开。现在匡老的倡导，大学语文课程的开始在全国高校蔚然成风。

南京大学的《大学语文》在大礼堂，一周一次，我就去“蹭课”，既不要学分，也不要成绩，纯粹就是听课。讲课老师是侯镜昶（1934～1986），苏南口音。国学大师胡小石关门弟子，在古汉语及古文字学等领域造诣颇深。他不仅课讲得好，而且写的一首好字，书法涩笔顿挫，古朴苍劲，熔汉魏碑刻之刚劲和法帖之韵趣于一炉，风貌别具。

一个学期的《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提高了我语文文字运用能力。在侯镜昶讲课引导下，我有重点地学习了语言学、语法学、修辞学等知识，使我们这种纯工科的大学初步奠定了语言文字的基础，有目的地重视对实际写作能力的培养，学会了用现代汉语规范地叙事、说理、表情、达意。同时，《大学语文》给我枯燥单调的大学生活带来一些色彩，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利于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涵养性情。语文本身传承着民族文化，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所读的文选对各色人物不同遭遇、社会百态和人性情感的描写，既有深刻思想内容又有艺术的魅力。《大学语文》弥补了我大学通识教育的缺陷，为我的人生打下底色，致力于培养人格健全的人，为后来的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提供的最主要初步的帮助。

1978年的初秋，在南京城的东南一隅，复城新村一幢西班牙小

洋房里，我的一个临队知青家里---他的父亲是文革前江苏省文联主席，现任省文化局长，我看到著名剧作家陈白尘。他是被匡老“招降纳叛”从北京《人民文学》杂志社诚邀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做教授、系主任。

陈白尘（1908.3.2—1994.5.28）是著名剧作家，被誉为“中国的果戈理”,创作了《岁寒图》《升官图》《乌鸦与麻雀》《宋景诗》等剧本与电影剧本，享受副部长级待遇。20世纪30年代就投身革命，但是在“文革”中被诬为“叛徒”，由中组部立案审查。到1978年的夏初，被中央专案组审查了整整10年的陈白尘，仍然没有摘掉“叛徒”的帽子，以不清不白的身份屈辱地生活着。陈白尘申诉无望，平反无期，工资被冻结，职务被罢免。

陈白尘（1908.3.2—1994.5.28）

关于“叛徒”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可能是最致命的罪名，对此，匡老有切身体会。1929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滋长着一种左倾情绪，奉行以城市暴动为主的左倾盲动主义，位于上海的江苏省委便要求上海和南京等地举行工人暴动。时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和团闸北区委书记的匡亚明，在开会时表示反对无准备无群众基础的罢工和暴动，引起江苏团省委某些人的怀疑，认为匡亚明是“叛徒”，于是派中央特科红队除掉他。红队队员的子弹正从口中射入，穿过脖颈，但因距离较远，匡亚明幸免于难。此事惊动了上海巡捕房，国民党特务闻讯寻到医院来，借机千方百计挑拨、离间，并诱使匡亚明投降。匡亚明嘴部受伤不能说话，但内心十分坚定：误伤也是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事情，决不受敌人挑拨，决不向反革命投降。特务认定匡亚明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在病房外派三班倒的特务看守他。匡亚明一直不能说话使敌人放松了警惕，伤未痊愈，便伺机逃出了医院。误会解除后，他继续在上海从事革命宣传工作。

匡老深信陈白尘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一个有才华的剧作家。他们二人之间还有着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交往——那是1934年，他俩以“难友”的身份相识于苏州反省院。匡老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我俩被关在一间‘斗室’之中，虽然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但铁窗锁不住我们的心。起初，互相不够了解，不敢直接地深谈现实的政治问题，但在历史故事里我们找到了共鸣点。为了寄托、交流、抒发那满腔的悲愤之情，也为了排遣那与世隔绝的令人窒息的寂寞，我们在谈论历史人物的兴奋中度过了漫长的日日夜夜，而其中谈得最多的，就是石达开。……白尘同志似乎也很有同感。他说，将来一定要写一部关于石达开的历史剧。果然，他后来出狱不久，就写了《石达开的末路》，之后又写了反映太平天国前期革命斗争的历史剧《金田村》，并将《石达开的末路》改写为《石达开》（又名《大渡河》)。当我在解放区看到这些著作时，回想起我们在狱中的那段交往，心中窃喜：‘此公言而有信，朋友之谊深厚！’尽管他写这些戏并不是为了我，但我却不禁把这些戏看成我们患难之交的纪念了。那时我们已经天各一方，我不时从报刊上得知他在革命戏剧运动中时有建树，快慰之意尝溢于心！”匡老深深念及这段“朋友之谊”。这就是他的信任，建立于40多年前的信任；这就是他的立场，一定要拨乱反正的立场。

匡校长终于“三顾茅庐”请陈白尘南下出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选用“叛徒”陈白尘，不仅仅是慧眼识珠，更要有足够的胆量。中组部长胡耀邦曾经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匡亚明做了件好事，把陈白尘请去主持中文系。他的问题我四个月前就批了，可拖延至今没有办好……”

陈白尘出任中文系主任后所进行的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建立一个戏剧研究所，专门培养戏剧创作与理论研究方向的新生力量。很快，这个戏剧研究所（当时叫戏剧研究室）在匡校长的鼎力支持与协助下建立起来了，并且获得了教育部的批准，实属全国的首例。颇有些经院习气的大学文学系，是需要吹进一点新鲜活泼的空气的。有了匡校长的不遗余力，陈白尘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第一件事，便是招收研究生，也正因为此举，让南京大学于全国综合性高校中第一个建立起了戏剧学的博士点。陈白尘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宁稚嫩而不俗，勿老成而平庸。”“我们培养出来的必须是有思想的、与时代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剧作家，绝不是躲避生活的暴风雨、单纯追求雕虫小技的编剧匠！”然而，被他选中的考生，有许多因为外语成绩而落榜了。

特别是有一位原黑龙江建设兵团战士李龙云（1948.11.20—2012年8.6.）错过了报名的时间。1978年，李龙云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 ；同年，创作4幕话剧《有这样一个小院》，一个反映天安门四五运动的剧本，遭到错误批判，甚至被停发了工资。陈白尘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尤其是他那反映现实的勇气，于是他亲自去找匡校长“开后门”了。匡老说，你可以用指导教师身份提出意见，破格参与复试。后来，李龙云的事呈报教育部，获得同意补考。南大中文系派人去哈尔滨，与黑龙江大学当面交涉！ 1979年，陈白尘破格录取李龙云入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攻戏剧创作，并亲自担任他的研究生导师 。1981年，李龙云创作5幕话剧《小井胡同》，该剧讲述了北京南城的一条小胡同中的几十个普通市民从解放前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30多年里命运的变迁。该话剧获得建国四十周年创作奖一等奖。现在人们常常津津乐道匡老在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广延名师的事迹，其实，匡老也是不遗余力提携后辈青年。

  李龙云（1948.11.20—2012年8.6.）

    1985年，我在做硕士论文，遇到一个核心概念的理解，专门去吉林长春向高清海请教，他当时正在构思一本原创的哲学著作，是以实践概念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我当时认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不是教科书上讲的“三大发现”，而是恩格斯所的“工业或技术”。所以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基础是技术，如何理解实践概念就是我学位论文的核心概念。

作为吉林大学副校长，抗日英雄的儿子高清海（1930.1.4——2004.10.14），原本考入东北行政学院（吉林大学前身）读教育系。1950年，高清海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攻读逻辑学和哲学。1952年末，中学时参加过“五四”运动、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刘丹岩（1901-1965）教授将完成学业的高清海要到身边，让他在兼任自己秘书的同时，给理科学生讲授哲学公共课。

         刘丹岩（1901-1965）

高老师的书房里，一个整间房子除了书架就是一张巨大的写字台。我将我的心得与疑惑全盘拖出，得到了到高老师的高度赞扬，他介绍了他们新编教材的主要构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改变传统哲学教学模式的，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界不可撼动的历史地位。

知道我学哲学是受到匡老的“私淑”后，高老师十分兴奋。他深情回忆50年代的一段往事。有一次，匡校长来旁听我讲课，认为我的讲课声音洪亮，语言生动，把晦涩难懂的哲学理论用一个又一个生动的事例讲述得清晰明了，一堂课下来，从头至尾，娓娓道来，没有一句废话！哲学课竟然能上得如此醉人！匡校长为自己的学校有这样的人才而激动不已。他三步变作两步地径直来到哲学教研室，找到哲学教研室召负责人刘丹岩教授，想听听这位年轻人的基本情况。刘教授告诉匡老：这个小伙子的个人能力很强，已经出版了一本专著《什么是唯心主义》，而且已经被翻译成朝鲜文。此外，还有三篇学术论文。

     高清海（1930.1.4——2004.10.14）

匡校长带着这位年轻人发表的文章回到办公室，认真地阅读起来。深刻的思想，创新的精神，清晰的脉络，真是拍案叫绝。更坚定了他从课堂上走出来时就一直萦绕在脑海的想法：破格晋升他为副教授！   然而，匡校长的想法却遇到了一些阻力。年纪太轻，资历太浅，又不是党员，只专不红，一些人对这样的晋升有意见，甚至向上级部门反映。匡校长力排众议，并专门向高教部部长说明情况，最终破格晋升了高清海。为此，匡校长专门在哲学教研室召开了一次关于这位年轻人破格晋升的大会。他开宗明义：今天开会两件事。一、提高清海为副教授是我特批的，谁有意见可以直接找我谈，不要在私下议论；二，你们谁有高清海那样的教学水平、学术功力，我也可以晋升他，如果真有能力，别说晋升副教授，晋升教授都可以！

多年来，我从匡老那里学得了很多东西，仅仅是当年那一次谈话就给了我这一生的道路指南与精神支持。可以锁，匡老时我的私淑老师。私淑什么？私淑他对哲学理论的精当研究，私淑他刚正不阿的高贵品质，私淑他自强不息的治艺精神。

当然，在人前或简历上，我从不敢亮过匡老“私淑弟子”的牌子，我还完全不够格，断然不敢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