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瓜记---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

            叶明

2024年是我上山下乡50周（1974.12-1977.4）。相对于1968年下乡的知青，我是新知青。下乡离城出发时，没有锣鼓喧天、披红戴花的欢送;入乡进村时，没有彩旗招展、鞭炮齐鸣的欢迎，有的只是灰溜溜地走、静悄悄进庄。

我插队的地方是南京市江浦县大桥公社护国大队油坊生产队，现在隶属于泰山街道护国社区，规划在南京江北新区的“核心区”。这是一个丘林地带，没有工业，也形成不了旅游业。现在这里依然是贫瘠荒凉，基本是老弱病残，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几乎是被投资遗忘的角落！作为江北新区的重要门户，南京北站如果建成，我们那儿或许会有很大的改观。

这就是埋葬我的青春与汗水的“故乡”，真是逃不脱，回不去，忘不了，放不下……自1977年初离开那里，我从未再回去过，也不敢回去。噩梦中经常出现过我被遣送回乡的场景，2000年以后才不做这种噩梦！我至今还是都不敢回去看一看，阴影永远笼罩着，一种生理上的厌恶。40多年后，我才有勇气回首那不堪的往事，直面惨淡的人生，同时才真正体会到当年我们在高高的谷堆旁边低声吟诵：“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普希金诗，穆旦译）

我插队的第一年，经历过一个农副产品生产的全过程，是每个环节、每个步骤都参与的那种，这在知青的经历中并不多见的。

我刚到生产队，就被分配到一个“老头组”： 四个60多岁的老年人，都姓潘。潘姓是我们生产队的主导姓氏，本队有相当多的潘姓人家，包括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与会计。潘姓家族之间相互通婚，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虽然他们内部经常有矛盾冲突，一旦与外部发生纠纷时，他们会出奇的团结，一致对外，这在城里生活的我很少见到。

“老头组”的阶级成分：一个地主，一个富农，两个贫农。这两个贫农，一个比较老实朴实，一个比较尖头滑脑，他们在解放前都是那个地主家的佃农，但不是长工。比较老实朴实的贫农，与队里其他贫农一样，长期痛苦不堪不能实现的物欲,使农民越来越感受到自己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了未来和希望。没有希望, 就会麻木,这种麻木很快就会写在脸上,进而写进他们的心里。当代画家罗中立于1980年创作完成的大幅画布油画《父亲》，他呆滞、麻木的神态就是农民的真是写照，与比较老实朴实的贫农的模样有点相似，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缩影。

开始，我以为贫农应该负责管教地富。其实不然，他们十分尊重地主。地主有点文化，农业种田的知识比较丰富，会有一些盘算。贫农只是力气大，几乎没有文化，在怎么种植方面主要听地主的，地主名义上接受管制，实际上是技术负责人，主持组内工作。

当时，生产队经常开批斗会，名义上是批斗地富分子，农民发言控诉，讲着讲着就是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吃、没有喝、还饿死人。

我是新加入的成员，是被当作一个“废物利用”的“老头”对待。由于我们生产队在队里干农活的知青，大多数基本不正常出工。所以，给我们知青定的工分是6分。一个正常劳动力是10分，妇女是8分。因为我几乎每天都正常上工，过了半年，就提升到8分。一年后，我就升到每天10分。我们是自主生产劳动，与生产队其他组几乎是相对独立，日常具体的工作，队长既不布置，也不管理。

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到体制下，种植粮食与棉花都是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提高粮食与棉花的产量，需要使用化肥与农药，这些都需要用现金购买。生产队除了统购统销完成交公粮与棉花的任务有一点微博的收入，但不足以支付农业成本（拖拉机维修、抽水设备更新与电费，以及农药化肥等支出），需要做一点副业，增加一点收入，实现“以副养农”。但是，副业不能占用生产队主要劳动力与良田。通常生产队可以弄点副业，例如鱼塘里养鱼，但只能过年前起一次塘，分给社员，不可以在市场上出售；更不能大张旗鼓地干，毕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所以，我们生产队就组建了一个“老头组”，是一个明智的做法。这样，既不影响队里整体劳力，又不白养几个“老头”。在一年内有收获的经济作物中，如山芋、花生、西瓜，其中西瓜是经济效益最好的，相对比较好卖。所以，“老头组”经过讨论，经队委会批准，选择了种西瓜。此外，栽培西瓜是一种技术性、季节性很强的农活，但劳动强度不太大，适合于老年人干的活。

选地、点肥、播种

栽培西瓜的首要任务是选地。要选土壤疏松、透气性好，能排水，便于运输的地块。栽培西瓜最好前茬是荒地，西瓜地不能连作，这个是那位老实的贫农告诉我的，种过西瓜的土地再种就不结了，要几年以后才能再种，否则枯萎病严重。地主主动解释，可能是一茬的西瓜把土地上的养分几乎都吸尽了。

我们找到一块荒地准备种一季西瓜。正规良田是不能占用，那是一个“以粮为纲”的时代，根本不允许占用生产粮食的土地去搞副业，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那里靠近老山林场，有一些山坡荒地，通过整治可以种植需要沥水的作物，我们终于在一个山坡上开出一块地，全部翻好，并挖好排水沟，不远处还有水塘可供浇水之用。在深耕过或有深耕基础的地块里，按照栽培的行距，在深松沟施基肥（破垄夹肥）整地作畦等待播种。

经过我的观察，特别是地主的提示。在丘陵地段开出的山地又不是整片的，十分不便核定真实的田亩数，可以不计算在交公粮所必需的田亩数，相当于我们开垦多出来的土地不用交公粮。这样，就可以不占用种粮食的田地去种西瓜。生产队里之同意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如果被大队或公社发现，队长可以推诿是那些“老头”自做主张干的。若干年后，看到《平凡的世界》主角也用这个办法种山芋，终于明白生产队如何与政府权力博弈的伎俩，以及农民狡猾的智慧。

翻好地后，接着点肥。基肥是西瓜丰产的基础，基肥不足会令西好，各种必需氨基酸的含量均较高，且富含烟酸、泛酸、胆碱等各种瓜炭疽病加重、产量低、品质差。优质农家肥，如豆饼、芝麻饼，就是从大豆（主要是黄豆和黑豆）或芝麻等压榨油后所得的副产品，可做饲料、肥料。豆饼与芝麻饼，粗蛋白质含量（42%以上）高，可消化性维生素，不失为猪、禽的良好饲料。拿它做西瓜的基肥，不仅瓜大，产量高，味甜，而且病害减轻，商品率高。不宜用化肥作基肥，用化肥可能使西瓜长得大但不会甜。我们从生产队的油坊中“赊账”压榨过的豆饼与芝麻饼，主要是知青或单身汉的，他们基本不养猪、家禽。我们在翻整过的地里刨一个小坑，把豆饼与芝麻饼放进去，再覆盖上薄薄的一层土。黄豆饼与芝麻饼比一般的肥料营养丰富，但又比化肥强度低不会烧死。

西瓜露地栽培就是在没有保护设备的条件下的栽培，受气候控制的条件很关键。我现在还记得农民教我的几句有关节气安排种植的农谚：“清明麻，谷雨瓜。过了谷雨，种棉花”。春季露地直播栽培，一般以终霜已过、地温稳定在15℃左右时为露地播种的适宜时间。播种的最佳时间还应根据品种、栽培方式以及消费季节等条件来确定。此外，覆土2厘米并保留10厘米深的小坑，用草木灰覆盖抵御寒冷，使每一个小坑成为一个简易的"小温室"。多年后，我做科技政策研究，有一个“孵化器”的概念，我就是以当年西瓜栽培用草木灰覆盖的“小温室”来理解“孵化器”。我们种的是前茬，对西瓜产量、品质及抗病性都有较大的影响，良好的前茬可以提高产量和品质，增加抗病能力，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选择优良品种是西瓜丰产与口感好的关键。“老头组”派我去南京，江苏省农科院种子研究所购买他们新研制出的优良瓜种。我借此机会到南京图书馆查阅了西瓜的书。由于，我是“三无人员”（无证件、无户口、无介绍信），没有任何证件可以作为借书的凭证，只能从家里“窃出”户口本（上面已经没有我了），生怕被图书管理员查出来。可是，用户口本借的书只能在阅览室阅读，不可以借走。我只能在阅览室借阅有关西瓜种植的书，迅速地摘录，抄了厚厚的一本。1978年春，上大学后开始学习工科专业，才将农业种植的笔记本扔掉。

             捡苗、浇水、压蔓

等长出西瓜苗后，需要捡苗。为了避免无效的种子，死的，或者空的种子，等瓜苗长出来后，需要将冗余的瓜苗拔掉，以保证长势好的苗获得充分的养分，也防止其他瓜苗抢走养分。

种植西瓜要一定的密度，过密，瓜长不大；过疏，浪费了土地资源。以后就是除草、浇水等常规动作。捡苗的思想，本质上是“有所得，有所失”，突出重点，学会放弃，以后在学习与科研工作中，一直秉承这一原则。也算是从实践中体会到的哲理。

关于种瓜的知识，基本是我经常提问，都是地主给予解释说明，然后，适当地结合在南京图书馆摘录的笔记。有些都是地主一边做的时候，一边跟我解释的，他十分耐心，调理也很清楚；贫农只知道干，并不能解释。我发现，地主是农村中善于动脑筋、善于学习与总结的那一部分人。优势积累是他们最好的品质。他们原先也是比较精明的农民，往往在收成好的年份，将盈余的收成拿出来设法买一点地，扩大再生产，这样就成了地主。尽管巧取豪夺的地主恶霸也有，但只是少数的。大多数地主都是因勤劳与节俭，经过几代的传承与努力，逐步由普通农民演化而来的。

自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到解放后的土改，对于那些积累财富发展生产都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农民“不劳而获”的欲望。当年，我在农村就觉察到这一现象，一直没有想通，为什么贫农革命性最强？他们是如何严重打破农村社会结构的主要动力？

在农村，可以认识到社会最底层、最隐蔽的现实，是怎样想象都想不出来的，例如，地主如何构成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三千年的最恶，要在1949年土改的一代地主去承担，而且还要她们的子女一同用一辈子赎这个罪？2000年以后，读到金观涛关于中国地主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才在理论上有所认识，最终在史诗巨著《白鹿原》通过白嘉轩与鹿三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终于得出与《半夜鸡叫》《白毛女》《收租院》中地主完全不同的形象。

西瓜属于耐旱性作物，抗旱怕涝，但不是不需要灌水，而是要适时，适量灌水。在西瓜播种或定植时开沟浇水，水量中等，只浇播种行，以满足种子发芽或定植成活对水分的要求。在西瓜进入团棵期，结合第一次追肥进行浇水，水量适中，只浇播种畦，目的是促进幼苗发棵，扩大叶面积，而后中耕保墒，促进根系生长。西瓜果实退毛之后进入果实膨大盛期，需水量增加，此时气温升高，蒸发量加大，为促进果实膨大，防止赘秧，应结合第二次追肥浇膨瓜水，水量要适当加大，浇透水，而后根据土质和降雨情况浇水，由退毛到定个要浇几次膨瓜水，并做到均衡供水，防止出现裂果现象，特别是严重干旱后更应注意少浇水。雨季时要为西瓜排出土壤中的积水，以免果实腐烂。

压蔓是西瓜田间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压蔓的作用是防止风吹滚秧损伤枝叶与果实，控制植株徒长疯秧，促进坐果，调节长秧与坐果的矛盾，促进不定根的形成，增加肥水吸收范围，并能固定其瓜蔓均匀分布于地面，一般压三段（道），主蔓40厘米时压第一段（道），100厘米左右压第二段（道），150厘米长时压第三段（道）。“明压”是将瓜蔓用土块、树枝等物压在地上。“暗压”是将地面挖一深槽，把瓜蔓放在里面，只留叶片，然手用土压实。

有次，在压曼时，一队人马披麻戴孝、吹吹打打送葬到山上，我放下农活，就跟随送葬的队伍一路观察乡风民俗。我惊奇的发现，送葬的主角，居然是我们生产队副队长。我奇怪，党员干部怎么也这样大搞封建迷信。几天后，我专门去他家，询问丧事办理的如何，他向我解释了当地的白事风俗。在白事中，逝者的儿子向亲朋好友发出讣告，通知他们亲人的去世以及相关的丧葬事宜。收到讣告的人必须前去参加葬礼和吊唁的人，因为这是对逝者的一种尊重和支持。随礼被视为对逝者和家庭的慰问和支持，同时也是表达自己对逝者的敬意和纪念的方式之一。我透过这些调查，看到了农村社会的一个同心圆结构：以“己”为中心，以家庭为核心层，以家族为外围，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就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乡土中国》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权力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该书语言流畅，浅显易懂。我对中国农村的理性认识绝大部分事来自《乡土中国》。

选瓜、定瓜、采收

选瓜、定瓜是西瓜栽培中提高商品瓜品质和商品性的关键。大果型品种，选择主蔓第三雌花留瓜，每株确定一个标准瓜，实行精心管理，才能使西瓜达到标准栽培，收获到标准果实。特别是多蔓整枝，如果不选瓜、定瓜，西瓜商品率必然降低。比较难的是翻瓜，让与地面接触的瓜皮翻上来，让阳光照射，使整个瓜皮生长均匀。等瓜成熟后，还要拉一次藤，就是将将瓜比较小的徵藤拉掉，也是阻止小瓜占用更多的养分，让长得好的大瓜获的更多的养分。这本质上是一种“马太效应”。

其中还有几次除草，用锄头把草连根除去，然后等待太阳暴晒，使草死去并作为肥料埋在田里。除草要仔细，手上功夫要好，否则草没去除，除掉了瓜藤，那就本末倒置了。有一次，我和那个比较滑头的贫农一起除草，他看我比较费劲，做得又慢，教我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一锄头下去，将土翻上来一片，然后将土覆盖在杂草上。他说，马上要下雨了，锄过的草又会“死而复活”，别人看不出来你没有锄过。我们接受的就是这样的“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就是这样对待集体劳动与生产队的产业。因为是生产队是集体所有，即所谓共有产权，很难避免“出工不出力”，“免费搭便车”等行为的发生.

最后是判别果实成熟度。根据品种性状计算坐瓜天数；从果实外观判断，成熟西瓜瓜皮坚硬，花纹清晰，脐部和蒂部向内收缩凹陷，瓜柄上绒毛大部脱落，坐果节位前一节卷须干枯；从果实声音判断，用手指弹击果实听声音，发出"嘭、嘭"低哑浑浊声音者为熟瓜，声音闷哑或嗡嗡声多表明已熟过，发出"噔、噔"清脆声则为生瓜；凭手感，一手托瓜，另一手轻轻拍瓜，若托瓜手感到微有颤动者为熟瓜。也可在摘瓜时轻轻将柄摇动，瓜柄从瓜蔓上能容易摘下者一般为熟瓜，根据以上方法综合判断，适时采收。

            看瓜、排水、卖瓜

在梅雨季节，西瓜逐渐成熟，每天注意不要被雨水集聚瓜田里，疏通排水沟。这是已经不需要全组人照料瓜田，只是我一人负责看田，防止过路的人随意摘瓜。老人组的成员们，帮我在瓜田边搭一个草棚，里面只有一张床。白天我一个人在里面看守，统统水沟，压压瓜藤，上下午各吃一个拉藤的瓜。

此外，我一个人一边看田，一边读《鲁迅小说杂文选》，反复阅读，几乎可以达到复述、乃至背诵的程度。后来，我从地主儿子那里，借来一本林庚的《中国文学史》，该书是林庚任教于厦门大学时撰写的。1947年全书出版，共四编：《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黑夜时代》，朱自清作序。林庚既是诗人，又是学者，因而能以诗人的眼光来考察、研究中国文学史，以诗一般的语言写就此书，使之成为二十世纪最有个性色彩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之一。一个写新诗的人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史，跟不搞创作的人写的《文学史》是不会一样的，思路就不一样。我的中国文学史的底子是依赖林先生的著作建构的。

三顿饭回家吃，晚上也睡在瓜棚里。由于每天都要吃好几个瓜，导致吃饭没有胃口，越吃越少。那时瘦了很多，直到西瓜都卖完，将地重翻耕一遍后，我离开老人组，加入生产队普通组参加劳动，才逐渐恢复。

最后是卖瓜。我实在开不出口吆喝，只能默默地在路边，等待别人挑选。就像路遥的《人生》中，高加林赶集卖馍那样。可惜，我没有能够遇到淳朴美丽的巧珍。我只能一个人挑过一担西瓜沿着公路到南京长江大桥附近卖了整整一天，回来时实在走不动了，还在我们大队的山林队看了一场露天电影。遇到在本大队插队的中学同学，江苏省城乡规划设计院院长的儿子，双胞胎中的一个，一直没有分清。深夜才回到知青点，卖瓜的钱刚好达到预定目标。我们种植的西瓜主要是联系南京的企业、单位开车来采摘，我们没有别的销售渠道。

在“老头组”里的一年，我通过自学与地主与贫农的指导，学会了不少农业知识与劳动技能，客观上使我有机会与中国社会真正有“第一次亲密的接触”。通过我们生产队这个“洞穴” （Allegory of the Cave）（柏拉图），初步认识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机理，在那个寒凉的时代感受到一丝的光芒与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