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界的“武林秘籍”

《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通过同一条师承链上五位科学家的故事，分别是詹姆斯·香农，伯纳德·布罗迪，朱利叶斯·阿克塞尔罗德，所罗门·斯奈德和坎达丝·珀特。他们是美国科学界泰山北斗式的人物，他们通过半个多世纪来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内（生理学、药理学、神经学）的突破性贡献，每一代都取得了重大且开创性的发现（抗疟新药、微粒体酶、阿片受体的成瘾机制等），其中三人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一人获得诺贝尔奖，从而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师承关系在培养科学顶尖人才方面具有强大作用“一种特别的东西、关键性的东西，在若干代科学家之间，代代相传”。

什么叫师承？承，有“相承”的意思；师承就是徒弟继承了师傅的技能、方法和想法，甚至是品德等。师承关系构成师徒相传的系统，是社会伦理中常最重要的非血缘关系之一。现代科学中的师承可以揭示学术渊源与脉络，就是你学的这派理论方法从哪里来的？你的老师是谁？你老师的老师是谁？一脉下来清清楚楚，也可以广义的叫做学术谱系（academic genealogy）。师承关系在培养科学顶尖人才方面有强大作用，许多世界顶尖科学家有像类同的经历，通常都在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工作过，然后依次成为下一代顶尖科学家的导师。师承关系的高度决定了一个人将来的成就。这里存在一个重要的机制，可将一代人的科学传统传给下一代。由于徒弟们对于自己的老师有很强的认同感（有时达到英雄崇拜的地步），科学品位的方向通过师徒链而传承。后来他们自己当了导师后，这些精英科学家从自己的言行态度上讲，常会把当徒弟时观察到的言行模式复制一些出来。相反地，找不到合适的导师，会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生涯，尤其是早期科学生涯。

接下来的问题是师承什么？《师从天才》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东西在代代相传呢？”或者说，什么东西可以代代相传呢？当然，科研上的新发现、新知识、新技术都是可以传承的。

首先是学术思想。《师从天才》中的主人公所做的基础研究都具有非常明确的终极应用目标。当美国宣布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作战。香农果断地把科研人才投入到战时科研，将科研的目光放在了夺取无数战士生命的疟疾---“二次大战中的头号医学难题”，并把计划的关键部分指定给了布罗迪和乌登弗兰德，由此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科研时代。合适的时候提出重要的问题；任何科学家无论年纪多大，如想做出重要发现，就必须研究重要的问题。

阿克塞尔罗德和布罗迪一起研究了很多药物代谢的路径，引领了药物的革新，包括止痛类药物、抗凝血类药物、咖啡因类药物，等等。是阿克塞尔罗德发现了去甲肾上腺素在释放后，可以被重新摄取和存储，改写了教科书。凭借这一成果，阿克塞尔罗德在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奖。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中发现的酶可以用于高血压和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直接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抗抑郁症药物。阿克塞尔罗德为药理学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其次是研究方法。1941年，香农接手戈尔德沃特医院的新实验室后，就为布罗迪安排了一个职位。布罗迪承袭了香农的药物测定研究思路，又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形成属于自己的新方法。1947年，布罗迪发明了甲基橙测定技术，引发了药理学的革命。布罗迪成为现代药理学之父。

斯奈德（参见叶明的博文“科学超级巨星”）与珀特（参见叶明的博文“在师生合作冲击诺奖的道路上”）对阿片受体的研究也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的重要社会现实：毒品问题导致了街头犯罪率的惊人上升；而只有在分子水平上更好地了解了毒品成瘾机理，世界各戒毒中心才能真正地解决毒品问题。斯奈德从阿克塞尔罗德那里学到的东西是使得他在研究中倾向于搞容易上手，而且易见成效的课题。斯奈德有意识地采用导师阿克塞尔罗德的方法：不在实验室安排永久性的工作人员，以免使科学的动脉硬化；相反应该大量使用年轻的博士和博士后，这可以保持科研的升级盎然。

最后是思维风格。徒弟从师傅那里获得的东西中，最重要的是“思维风格”， 师徒链传承的科学品位，而不仅仅是知识与方法。这是一个科学研究社会化的培训，从而对重大、重要或适当的问题有了鉴赏力。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80年代，在香农→布罗迪→阿克塞尔罗德→斯奈德→珀特师承链中，香农和布罗迪的科学遗产传承了好几代几乎原封不动。不要去碰那些常见的科学课题，让别人去理解解决它们。也别去碰那些用现有技术和知识难以解决的根本性大问题。一旦确信自己在合适的时机看到了有价值的问题，那么就要立刻着手实验。不要泡在图书馆里做准备工作，不要反复读别人的论文，也不要等到把一些琐碎的预备实验做完再开始。直接追寻着自己的直觉与灵感放手干，也可以花最小的代价，先做个简单的实验试一试。师承关系帮助科学界筛选出顶尖人才，培养了年轻科学家对课题的判断能力、研究风格、以及未来教导自己学生的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师承关系传承了科学界丰富的“武林秘籍”。

事实上，在师承关系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与解决问题一样重要，也就是说，学生受到训练之后获得了对“重大、重要或适当的问题有了鉴别力”，知道什么工作是重要的、值得做的，这些素质对于学生在毕业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具备重要问题鉴别力之后，应该培养学生的直觉力，即判断应该从哪条路往下走；在往下走的过程中，学生应该学会凭借直觉判断该如何及时调整研究思路；在遇到困难失败过程中，应该具备积极面对失败乐观心态与坚韧的性格；在科研过程中，还应该学会善于与他人交流协作，尤其对于从事应用型课题的学生，应该具培养其与他人沟通协调能力。

总而言之，导师通过言传身教，为处于基本职业训练阶段的未来科学家提供了基本却重要的学术训练，帮助他们形成了科学成就的标准，提升了科学工作的修养，加强了科学工作的信念，让他们具备成为一名科学家所必需的智力素质与非智力品格。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朱克曼发现，精英科学家大多是由其他精英科学家培养出来的，正所谓“名师出高徒”。 她将这样一种机制称为“优势积累”——那些在事业的早期即表现出有发展前途的科学家，在从事科学训练和科学研究上，都被给予较好的机会和条件。当某个人一再获得有利条件或奖励时，优势就会积累起来，促使科学家越来越快地成长。（参见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当然，出身一个优秀的科学共同体，并不必然意味着一定会取得高水平的学术成就。

科学研究是一件充满乐趣的探索，青年科学只有在科研过程中体会到的享受科学的乐趣，而不是感觉到科研是应付项目、论文、专利的索然无味的体力劳动。

伟大的科学进程不能只靠一个天才来完成，它需要无数的“科学家族”成员共同奋斗，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接力向前，这样才能不断突破人类认知的边界。以师承关系关联在一起的科学家，可以反映出不同代际的研究团队乃至个人研究者的学术发展；由师承关系的交叉与互动、合作与竞争看到的则是学科界面上的行为主体；由表而里看到的则是蕴藏在师承关系背后的具特色的学术传统或亚学术传统。师承关系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更真切地把握历史及现实中科学活动的实际（而非理想的）过程和机制。师承关系是科学家成长的摇篮，是科学家步入职业生涯的立足点，也是科学家彼此之间展开合作与竞争的舞台。

在科学师承的研究基础上，我们可以救助于进一步探究科技人才成长的规律，从而推动形成高质量的科学文化和创新文化。关注科学师承关系能够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导师这一社会角色在知识生产、传承和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科学家职业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通过研究科学界的这份“武林秘籍”，不难发现，在学术上有较强原创性成就的大师和他们的学术品格往往能够吸引年青一代，并且这也是形成创新团队和师承关系的重要条件。

《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美）罗伯特·卡尼格尔著，江载芬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