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力支持著书立说----追随先生*四十载（5）

八年后，我在做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认真研究了评委的质疑，结合自己几年的研究，丰富了引证材料，强化了论证逻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学术拙作中，也得到了钱先生的首肯，并亲自写序给予推荐。  

              （《科技宏观分析》序言，手稿）

在《科技宏观分析》（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出版之后，我又完成了《科技政策分析》一书．两部书几乎是同一年出版的，《科技宏观分析》主要是1986年在先生、萧老师共同指导的硕士论文的补充与完善，《科技政策分析》则是1986年-1994年我独立参与研究的成果， 多项课题与学术论文的提炼与升华。它们虽然是独立专著，但在思想观念上又是一个有机整体。《科技宏观分析》是《科技政策分析》的理论基础，着重探讨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科技政策分析》是《科技宏观分析》的观念升华，专门探讨如何自觉运用科学技术这种强大力量来实现社会改革的目标。我在《科技宏观分析》的前言中曾写道：“它们的初步构思萌发于1982年，我有幸拜读了钱钟韩先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一文，立即根据该文的两个重要主题，草拟了研究写作大纲。以后多年的学习、研究、教学大致上均围绕这一大纲进行。《科技政策分析》就是力图阐发钱先生当年提出的基本思想，并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新趋势，不揣冒昧地提出一些个人见解。” （叶明 《科技政策分析》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 ，1-4）先生对本书的选题、 立意、构架、文字乃至成书产生过重要的建设性影响，他10多年前讲演的记录稿和10多年来的 “长期指导＂ ，以及他的有效性思想， 针对性强、 简沽明快的风格和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等等， 不仅为我指明了学术方向， 也提供了 “研究范式” 。（叶明 《科技政策分析》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 ，1-4）这两本著作书名均冠以 “分析 ”一词（包括以后我的其他学术著作，例如《科技经济分析》（200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高技术企业成长分析》（2011年，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主要是强调对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个人见解，而不自认为掌握了真理，终结了学问。我的著作力求充分吸收国内外一流文献与第一手信息， 结合多年潜心思索的研究成果， 在继承前人与同时代学者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颖而独到的理论观点。 

例如，八十年代中期，我研究生毕业后，受到厉以宁在国家科委研究中心关于创新经济学演讲的触动，我开始尝试研究技术创新机制模型研究，主要包括由" 发生─运行─扩散 "三个环节递次出现的完整过程, 而各个环节又是由若干种类型所构成。并这些理论研究应用于20世纪重大技术创新的分析、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地域宏观技术创新的态势，技术创新引进的评估等。此外，还移植软件支撑环境的理论模型，提出了制约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学说，社会环境是客观的，然而被认识和改造了的社会环境又融汇了技术创新的主体意识。社会环境可以作静态解析，但是实际存在的社会环境又是动态组合；社会环境是一定历史沉积的延续，可是社会研究的重心又是社会环境的今天和明天。以及相应的政策体系。当然，研究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的目的并不是崇尚环境决定论，而是在于能动地改造和利用社会环境，使之转化为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社会环境它们为技术创新的发生提供生态因素，为技术创新的运提供激励动力，为技术创新的扩散提供途径渠道。所有这些成果有幸得到中国科学院《国外科技政策与管理》（后更名为《中外科技政策与管理》）杂志的青睐，成为1990-1994年五年里该刊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共有十多篇论文，甚至在一期中同时发表两篇。

先生在我的《科技政策分析》一书亲自做的序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热情的鼓励：作者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苦苦思索着中华民族迅速腾飞的问题” 。这是引导他深入持久地进行科技政策研究的精神动力。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在读者中引起共鸣，大家都来关心这个牵涉国家命运的重大课题。

先生对学生的严格是众所周知的。我在先生面前常常感到“如履薄冰”。然而，正是这种严谨使我有幸受到了相当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这种训练是真正入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

（《科技政策分析》序 ， 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