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集》之隐逸词

   一、隐逸词与士大夫的“隐逸情结”

   一部《花间集》艳情之作占了绝大多数，并以此确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所谓“花间范式”即内容上以描写男女情爱为主体。艺术上以幽深曲折的婉约之笔抒写爱恨离别，并被视为词中本色。

  但《花间集》作为第一部文人词集在词发展史上的影响绝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写艳情的模式，它其实亦为后世开拓词的题材领域作了初步的尝试，并反映了中唐以来士大夫情感世界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体现了当时士人人生价值取向的多元性。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则有绮筵公子，绣晃佳人，递纤纤之玉笺，文轴丽锦，举纤纤之玉指，  拍岸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这既是花间词产生的时代文化氛围，又是整部《花间集》所选词的最大特色。但通观十八位作家的五百首词，除了数量最多的的艳情词外，尚有咏史、咏物、边塞、隐逸和南国风物词等内容，题材并不单一。这表明《花间集》的编者并未忽视将反映各种社会生活与其它思想感情的作品入选。《花间集》不仅只画出了一幅士大夫风花雪月的沉醉人生图，它其实亦是唐末五代文人士大夫心灵轨迹的总的记录。后世词题材范围的扩大，有很多在《花间集》中均有反映。只是因为当时词多用于宴席前的佐酒之助，艳情之词确是比较适合歌妓们演唱的。故其它题材的词创作相对较少，因为有些作品并不适合给歌妓们演唱。但文人们还是开始尝试用词写艳情以外的题材，上举的咏史、隐逸等题材词的出现就反映了这种情况。而隐逸词在《花间集》的出现犹如“玉楼明月”下的一曲清溪，它既扩大了词的内容亦反映了唐末以来士大夫人生理想。这种题材在古代诗文中早已有之，词中亦非首见，中唐张志和的《渔父词》五首就很有名。“仕”与“隐”的矛盾贯穿了士大夫生命的流程，而隐逸亦为他们的生命归宿的理想选择，成为千古文人的无法抹去的“情结”。《花间集》中的隐逸词就是这种“隐逸情结”的心灵展示，反映了某种时代情绪。

中国士大夫的“隐逸情结”由来已久。《周易·遁》就有：“遁之时义大矣哉”的对隐逸的赞美，认为隐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义”（《周易·蛊》）的君子行为，隐逸与功名的追求亦成对比：“君子好遁，小人否也”（《周易·遁》）这基本形成了传统隐逸文化的核心思想，影响深远。“隐逸情结”在先秦诸子中亦有表述。道家的老庄本就主张消极避世，保性养真。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之说，将事功的追求和隐逸归真结合起来，成为后世追求完美人生的指导。如春秋的范蠡助勾践灭吴后即归隐江湖，一直受到后世的欣羡。而庄子本人就是一位隐士。他嘲笑那些奔走功名之人是“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庄子·齐物论》）《庄子·渔父》篇则塑造了一位得道隐者的形象，他批评孔子的热心提倡礼乐乃是“劳心苦形以危其心”。可见道家于“仕”与“隐”之间是完全鄙视功名而倾心于归隐自然，“与天地并生”的逍遥自由的人生。此渔父的形象很可能就是后世象征隐士的最早渊源。儒家固然强调入世人生，但亦不反对隐于世。孔子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没或隐”。（《周易·系辞》）概括了古代士大夫“出”与“处”的两大人生价值选择。孟子则将儒家的积极进取的理想人生与保持高尚心志的道德结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此种思想其实与老子“功成身退”相通，但它调和了士大夫出仕建功立业与隐退归田的矛盾心理。成为后世大多数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的人生理想的模式。秦汉以后文士的隐逸逐渐成为一种追求自由人生的生活方式了。隐士往往在一个王朝的末期和分裂割据的乱世大量出现，隐逸的道路遂成为士大夫们生命理想的饿追求形式。历史上的西汉末年，魏晋时期，均有不少隐士的出现。如东汉初的严光、梁鸿均是避西汉末年之乱而隐的著名士子。而晋陶渊明之隐更成为历代文士心中所景仰的具有高尚人格隐士的楷模了。他的那些优美宁静的田园诗亦可称为隐逸诗的典范作品，田园的泥土芳香恰与纷乱的浞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种美学特征亦为《花间集》中隐逸词的艺术追求和人生理想的寄寓，只不过，山水之美代替了田野茅舍，老农换成了渔翁。

 二、从时代、环境看《花间集》隐逸词及其影响

唐代社会本具有浓厚的隐逸风气。唐代士大夫入仕的途径就有隐逸这条终南捷径。通过隐逸而出名直至登上仕途，在唐代亦不乏其人。而唐帝王对隐逸之士亦较为尊重，如中唐的张志和“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帝尝赐奴婢各一人。尝撰渔歌，宪宗图真求其歌，不能致”。此种隐逸行为亦为朝廷士大夫们所赞赏，李德裕就说张志和是“隐而有名，显而无事，不穷不达，严光之比”唐代自安史之乱后，政局不稳，国家实际分裂，士大夫们更加向往隐逸之路，隐逸日益成为一种精神理想。他们即使不能隐于山林，亦有如白居易般隐于朝，过着亦官亦隐的“中隐”的悠闲生活。张志和的《渔父》词出现于这个时候亦并非偶然。当时的颜真卿、陆羽、柳宗元、徐士衡等均有唱和之作，这固然由于其词远离尘嚣的高远之气，但更重要的是其词奏出了其时士大夫们疲于仕宦之险，心羡隐逸之乐的归隐心曲。张志和的《渔父》词以“桃花流水鳜鱼肥”的“妙通造化（刘熙载《艺概》）的艺术境界开辟了隐逸词的道路，亦为花间隐逸词所继承。而其“笑著菏衣不叹穷”的渔父形象既是前代隐逸文化的凝结，亦为后世所继承。至“五季之乱，避世亦多”隐逸成为士大夫洁身自好的最后的归路。西蜀一地虽有偏安局面，但隐逸仍为文人们所向往，成为一种理想的追求和心灵的寄托。这亦是《花间集》中隐逸词的本质特征。

《花间集》中所载隐逸词从数量来说比较少，作品最多的是李珣，其《渔歌子》四首，均表现归隐之乐。中原地区的和凝有一首《渔父》词。顾夐亦有一首《渔歌子》。孙光宪有两首《渔歌子》。总共只有八首，且均为本意词，即以渔翁之乐抒写隐逸的情怀。“长于短歌艳曲”的和凝所作《渔父》一词，颇有张志和《渔父》词之味，却更见清新含蓄，张词末句点出了“不须归”的高隐之气，而和词只是以清疏入画之笔写白芷、鹭鸶、蘋风、浪花和芙蓉的水天风光，渔翁不着一字，只以“惹钓丝”暗透出隐者的悠然心会的尘外之乐。陈廷焯言其“较志和作自远不逮”（《白雨斋词评》）似嫌偏颇，其实志和之作中的“青箬笠，绿蓑衣”句与此词想比，却反少蕴藉。和凝一生仕宦，此词可见其时隐逸已成为士大夫的精神理想。《花间集》中的隐逸词，虽受张词的影响，但亦自有其艺术上的特色。顾夐的《渔歌子》没有渔翁的身影，却刻画了“身闲心静平生足”的隐士心态，但其表面的心静后面却含有人生的悲凉之味，殊少隐逸的悠然自若。故栩庄评其有“汲汲顾景之感”。（《栩庄慢记》）此亦是时代气氛使然。孙光宪的作品花间词人中题材较丰富，他的两首《渔歌子》讲究白描的艺术手法，且意境阔大，如《渔歌子》（其一）：“湖边草色连波涨。沿蓼岸，泊枫汀，天际玉轮初上”。清疏的湖光山水连与天际月色流荡融会，使人出尘忘世。《渔歌子》（其二）的“风浩浩，笛寥寥，万顷金波澄澈”句亦是高旷浩淼。如此境界在隐逸词中亦不多见。后人极赞东坡词洒脱出尘的高逸，殊不知孙词早已有此种妙境。孙光宪一生并未有归隐江湖的人生经历，二词表现了他的隐逸理想，这表明“隐逸情结”在唐五代士大夫心灵深处已转化为对理想生命形式的追求，这不一定需要真正的归隐，只要心中有一片桃花源，就能使心宁静出尘了。以后宋代士大夫们多有隐逸词，但他们极少隐逸生活，它只代表了自由心灵的寄托。高宗赵构亦写有《渔父》隐逸词十五首，可见此种归隐心理实已成为一种人格理想的生命寄托方式了。而《花间集》隐逸词恰是促成此种转化的关键。李珣的四首《渔歌子》亦是杰作，他本人有归隐生活，可算是花间隐逸词的总结了，其词上片往往写景，下片抒发隐逸傲世的情怀，景写得“颇饶清气”，如“柳垂丝，花满树，莺啼楚岸春山暮。”“芦花时节秋风起”等句，景写得愈美，愈见此种生活的美好和另人向往。陶醉于此当然能够“不见人间荣辱”了，这些词对南宋朱敦儒等的隐逸词亦是有重要影响的。

   总的看来，花间集中的隐逸词虽为别调，数量亦少，但却反映了唐五代士大夫心灵变化的轨迹，艺术上亦是佳作，上承张志和以来隐逸之风，下开宋代词中隐逸一派，不仅丰富了词的题材，而且开拓了人的心灵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