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经典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鸡生蛋蛋生鸡，很难说得清。但是如果有人问是先有诗还是先有诗人，我会回答是先有诗。有人可能要说了，没有诗人哪来的诗啊。说的没错。请问最早的诗人是谁？那应该是屈原吧。可是在屈原之前已经有了诗经。诗经虽然是诗人写的，但是我们现在只知道诗经里的诗，却不知道写这些诗的诗人。诗经是集体创造，两千多年下来，诗人不见了，就只剩诗了。诗人作为一个形象首先出现是在屈原，屈原以一人之力独创‘离骚’、‘天问’、‘九歌’等名篇，以至于屈原以诗人形象和这些名篇被历史一同记录下来。从此历史上有了诗人这一形象。所以从历史上看，是先有诗，然后再有诗人。

诗词这种文学体裁有其先天优势，最明显的一个就是简单。简单就便于创作，五言七言短小精干，所以人说‘熟读唐诗三百篇，不会作诗也会诌’。诗词从诗经中诞生，诗人从屈原开始。又过了一千年，诗词和诗人终于迎来了他们的巅峰。到了唐朝，诗词和诗人大繁荣，文化也大繁荣。可以说诗人和诗词相互成就，共同造就了唐朝的文化大繁荣。但是如果要问一个根本原因，我的回答是，是诗词这种文学体裁成就了诗人，进而促成了文化大繁荣。

诗词作为一个文学体裁，足够简单，足够精致，足够统一，足够凸出，便于创作，便于传播，便于应用，便于凝练。初唐四杰哪个不是小小年纪就掌握了诗词的创作，甚至已有佳作传世。以诗词为主要文化载体的社会必然是年轻的社会，因为刚刚识字的孩童就可以开始创作了。回头一看，那些久负盛名的著名诗人都是风华正茂的少年，这是何等的文化景象啊。如果没有诗词这样的文学体裁，绝对不会有这样年轻的文化气态。后面的李杜也是这样，李白写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时不过二十几岁；杜甫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时也是二十几岁。年少成名，最够让他们的余生绽放更多的光彩，照亮那个文化盛世。假如以小说的体裁为社会的主要文化形式，那就必然是个暮年社会，要知道曹雪芹至死也没有完成‘红楼梦’啊。

唐诗之后又一个文化高峰是宋词，宋词也是沾了简单的光，才有了李煜、柳永、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秦观、李清照等传世的词人。为什么唐诗宋词能够经久不衰，是因为它们已经深深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诗词中的意象成了我们的文化基因，名句成了我们的口头禅。我们日常交流时使用的很多成语都出自诗词。可能是因为司空见惯了，所以不易察觉。你知道‘司空见惯’的出处吗？它来自刘禹锡的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其实里面还可以有个成语‘刺史断肠’。还有很多我们日常使用的成语都出自诗词，比如‘红杏出墙’、‘万紫千红’、‘无可奈何’、‘物是人非’、‘悲欢离合’、‘柳暗花明’、‘老骥伏枥’、‘长风破浪’等等不胜枚举。其他文学体裁则很难凝练出这样的词语能被广泛应用而成为成语。

只有足够简单，才能被广泛应用。诗词已经足够简单了，但是日常中广泛使用的也只有那些名句，甚至是进一步凝练为成语。诗词以名句和成语的形式广泛出现在我们的日常对话中，这就是一种韵味深长的诗意社会和诗意人生。通过这个词语，我们可以联想到那句诗词，那个诗人，那个故事，那个时代，有无穷的韵味。

如今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我们没有时间深读一部小说，一部历史。三五分钟的短视频变得大行其道。读一首诗也就是三五分钟，但是诗的韵味可以堪比一部小说。从这首诗，到那个诗人，那个故事，那个时代，我们收获的要比短视频多得多。

在这种快节奏的社会里，诗词应该更适合人们的节奏。我们是不是应该重启诗词创作和诗词品读的传统呢？也许和短视频结合在一起，更加适合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可以让诗词这种文学体裁迸发出新的高峰。短视频和诗词的结合，可以促成简单和简单的叠加，让我们在快节奏的同时体验悠长的韵味。行走在忙忙碌碌的人群中，偶然感到这样的回味无穷是多么地畅快啊。

这是一种快与慢的结合，是二十一世纪快节奏的绝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