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日臧克家的《有的人》中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也可以说他是为顾准和像顾准这样的人写的。

有的人

——纪念鲁迅有感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读书》1995年09期

我虽然早就知道顾准的名字但是实际接触他的思想已经的他死了六年之后的一九八0年了。那年年初，黎澍同志奉命筹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一开头就收到了顾准的遗文《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要我去参加审稿，事先把油印本寄了来。展卷捧诵，顿时就觉得眼睛一亮。照作者自己说，这本来是一篇读《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的笔记，按当时流行的风气，它很可以是一篇“讲用报告”，然而它却是寻根究底，追问资产阶级的原文burgher（市民）的语源是什幺？市民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从卑微的地位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从此一步一步地分析它是如何从希腊与罗马的城邦里发展起来的。顾准细致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只能形成于一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与一定的历史传统下。用同样的方法，他还分析了产业革命何以只能发生在英国而不能发生在商业资本主义也已相当发达的其它西欧国家的原因。在这样论证的过程中，他批驳了几十年来中国理论界搬洋教条而形成的“中国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明末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成说，而对中西历史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对比，其中充满了前人所未发之论，或者是前人虽然说过，但是只有被他放到历史大背景中才光芒四射的论点。他不但解释了许多困惑人的历史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个哲学上或者发生学上的论断：历史上的因缘而以特例发生，然后再传布而成为通例。他说：“资本主义注定要发生在一国然后再传布于世界，由英到法－德－美－俄－日。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都是这样发生和传布的”。这是对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的深刻的阐发。他自称只听说过马克斯？韦伯的名字，而无缘读到他的书，然而以我看来，顾准的分析似乎要比后来在中国大大走红的韦伯学说更加切实而全面。

　　按照当时领导上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要求，它必须，而且只能刊登代表中国学术界最高水平的文章。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走出来，我还没有看到过学术水平比这更高的文章。因此我追随孙冶方、徐雪寒两位前辈之后竭力主张黎澍采用这篇文章。不久以后，当《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的“试刊”送到我手里的时候，这篇文章赫然在目。但是不久以后，当创刊号正式出版的时候，它却又不见了。

　　这使我感到愕然，然而也似乎不太意外。当时，“开动机器，解放思想”的口号还刚刚提出，改革开放还没有多少重大的步骤出台，文革的阴影还重重压在人们心上。顾准在文章一开头就表示他的目的实际上要探索中国经济现代化何以如此艰难的原因。他说，“这一百多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但是在那个时候，仅仅是“资本主义”这个词就可以引起人们的神经过敏，尽管这是马克思说的，而且作者还注明了出处是“《资本论》第一版序言”。

　　顾准在这篇文章的末尾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这句话是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一日写的，那正是中国经济濒于崩溃的年月，而我的一九八0年一月读到的时候还只是为他的爱国心所感动，为他那千难万劫都不磨灭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所感动。我没有能像他那样充满信心地预见：只要少一点教条主义，多一点实事求是，我们就很快会在经济上取得巨大的成就。

　　现在出版的《顾准文集》中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是他研究希腊史的笔记——一部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专着的《希腊城邦制度》。顾准的本行是经济学，到死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肯定在经济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思想记录大概都在文革抄家期间随他的笔记从抽水马桶中冲走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孙冶方同志一再声明的他在五十年代提出要重视价值规律是受了顾准的启发。（这件事冶方同志曾跟我这个八十年代的新交郑重说起过，还特别在临终前嘱咐他自己的文集的同志一定要说明这一点。冶方同志对顾准的古道热肠是其令人敬佩的。）顾准从一经济学家转而钻研西洋历史，看似奇怪，其实理由倒也不难索解。他不但是一个经济学家，更是一个革命者。他出身贫寒，十七八岁便投身革命，既干过地下工作，也干过政权工作，甚至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五十年代以后个人的遭遇，国家的命运，不可能不使他要努力弄懂“民主”是怎幺一回事。当他意识到民主起源于古希腊与罗马的城邦国家以后，就下定决心要用十年的时间，先研究西文的历史，后研究中国的历史，进而在比研究的基础上对人类的未来进行探索。可惜的是癌症不容他完成这个计划。他在三个月（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至五月二日）的时间里写下了十万字的笔记。虽然它既没有完稿，也没有达到使自己满意的标准，对我们这些后来者来说已经感到启发多多了。

　　顾准再三慨叹于中国人太聪明，太善于综合，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因而不肯像希腊人那样去建立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之类的笨功夫，对事事物物分门别类，深钻细研，因而发展不出科学来。这话五四前后的先贤其实也是讲过了的，但是顾准却亲自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做笨功夫的榜样。他为弄清希腊城邦制度，从地理到历史，从人种到字源……一点一滴地搜罗材料，排比材料，分析材料，打破了许多中国人仅仅凭中国自己的历史而对外国所作的想当然的了解。他终于弄清楚了只有希腊那样的地理、历史、文化条件才能产生在古代世界是孤例的民主制度。

　　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个大问题：是不是可以把中国历史同欧洲历史套在一个框架里而得出一个关于社会发展史的通用模式，比如：中国有没有同西欧所谓的奴隶制一样的奴隶制？人们今天通常说的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不是一回事？这个问题，原来也有人根据常识意识到了的。问题是迄今未见有什幺人肯下笨功夫来做这样的比较研究，而顾准却赍志以殁已经二十一年了。

　　《顾准文集》中特别引人入胜的部分是在一九七三——七四年间他给他的胞弟陈敏之以通信的形式写的二十来篇笔记。真要感谢敏之先生（顾准自幼出嗣外家，因此而改姓顾）使顾准在那个“被彻底孤立”的年月里还能有一个对话者，因而给我们留下了这十多万字的精金美玉般的文章。就起来也真是万幸，在那个年代，即使是私人之间的通信，讨论所谓“理论问题”也是十分危险的。“四人帮”还在监视着每一个人的思想，这些笔记只要被一个善于“上纲”的第三者发现，通信者就逃不了“现行”的罪名，很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因为不是专着，这文章当然就少了一点论证的系统性与严密性，然而也唯其如此，题材就比较广泛，写法也比较活泼。大家都知道，读书最大的乐趣就在于体验一个伟大的心灵是如何工作的。读这些笔记，这种感觉特别鲜明亲切。

　　顾准在这些笔记中涉及的问题真是十分广泛，不但有他专门下了工夫的希腊文明，还有把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比较，有日耳曼骑士文化对希腊－罗马文化和犹太教－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有宗教与哲学的关系……等等，往往着墨无多，即已一语破的。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这是我敢于肯定的。

　　在当时一片要比照巴黎公社的榜样建立“北京公社”与“上海公社”实行直接民主的喧嚣声中，他论证了直接民主只可能见诸于古代的希腊城邦，而不可能实行于后世广土众民的民族国家。唯一可行的只有间接民主，只有政权容许“合法的觊觎”的有制衡的政治。顾准本来是把民主当作为自己的目的来追求的，但是探究的结果却认定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或者就目的）是进步。

　　为了揭穿“四人帮”蛊或人心的假革命的骗人口号，他分析了欧美政治史上两种不同的潮流与传统，论证了法国一七九三年式的潮流和传统势必走向革命的反面而形成独裁的皇权，由人民的专政变为对人民的专政。他揭示了这种假革命的哲学上的源头在于柏拉图的理念哲学与基督教一神论的结合，在于黑格尔式的“真善一致”的绝对精神。他说，“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那幺，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这是可悲的。”

　　顾准无休止的探索一直到对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这些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规律”提出质疑，认为它们不过是黑格尔的世界模式论的逻辑学的三个部分，是为他的来自基督教的世界模式论服务的，然而它们既不能为经验所证明，也与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相违背。

　　《顾准文集》所收的最后一篇文章《辩证法与神学》最明显地透露了顾准的思想所达到的深度，不妨借用他摘引的狄慈根的话：他“连天上的逻辑程序都要寻求，连一切知识的最后问题都要谋求解决。”正因为如此，在我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只有顾准注意到狄慈根把辩证法看做“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神学”却从来没有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批评。而且只有顾准从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中看到了作为其底蕴的“神”、“道”、或“逻各斯”，也只有顾准看到“人是世界的主体、神性寓于人性之中，这个世界是一元地被决定的，真理是不可分的，（这些观念）于革命的理想主义确实都是不可少的。”对于古今中外的大智能人来说，思想的探索达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可以算是参透天人之际而究竟涅了。但是顾准却不肯停留在这样的境地。因为如他所论证的，对所谓普遍的客观规律的绝对肯定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他说：“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写这些话的时候，他已是孑然一身而且病入膏肓去死不远的人了。他自己也想必知道他的“奋斗到底”其实不会有什幺人理睬。他明明白白说自己是在“喃喃自语”。但是他还是要写，要用他自己说的“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写，一直写到死。虽然他主张市场经济，但是却不是为市场而写作的。

　　下面的一段话也许最能表明顾准的思想历程：

　　人要有想象力，那千真万确是对的。没有想象力，我们年轻时哪里会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想象力了。

　　我转到这样的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现在这个危机已经克服了。

　　首先，我不再有恩格斯所说过的，他们对黑格尔，也对过去信仰的一切东西的敬畏之念了。我老老实实得出结论，所谓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所谓按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为基督教制造出来的哲学体系，黑格尔体系。

　　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

　　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要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要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

　　我还发现，甚至理想主义也可以归到经验主义里面去。

　　“娜拉也走以后怎公样？”这是顾准经常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使顾准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的正是这种锲而不舍、寻根究底的精神。

　　有人说，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也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的顾准。

　　在那“史无前例”的时代，被称为挟“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以袭来的大风暴当然也震动了许多人的心灵，激起了他们的反思，但是谁都没有像顾准那样执着，样用功，想得那样全面，那样深刻，那样彻底，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样“笨”！

　　据说我们现在又进入了第二个文化热的时代，其特征是国学热。顾准没有能如他自己所计划的那样，在完成对西洋史的研究后开始对中国史的研究，但是他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也自有真知灼见。他指出，“没有世界史的对比，中国历史其实是不可理解的。”“我们要的是进步，向后看齐实在是进不了步的。”“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他对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国社会心理有不少零散然而精辟的论点，我诚恳地希望有志于振兴国学以促进中国“雄飞世界”的学者能够从顾准的思想中得到有益的启发。

　　后世决不能忘记的是：顾准地在什幺情况下求索的。当然，“自古圣贤多寂寞”，思想家历来要倒些霉，但是苦难深重如顾准也真还罕见。如果说在中国被戴上帽了成为人下之人而被“孤立”、被批斗、被下放劳改的人并不少的话，像顾准那样被迫与至爱的妻子离婚，而妻子却又终不免自杀，子女与自己划清界限，而自己还不得不签具脱离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形单影只、独处斗室，以啃冷馒头、钻图书馆度日以至于死，除了挨批挨斗挨骂挨打以外，连一天都没有能直起腰来松一口气的人也可算达到苦难的极致了。他甚至被孤立到这样的地步：永远不会与他划清界限而且日夜想念他的九十老母，虽然与他同在北京，也因为他的身份而始终被阻至死未能一面；真是“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但是这样的苦难也并没有把他压倒，他始终为祖国的命运，人类的出路而默默地思考，偷偷地写作。在顾准去世十年之后，他的大女儿才读到父亲的遗稿，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读后记：“我逐年追踪着父亲的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趟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幺呢？！”

　　顾准才智过人，但是在这里，我们还不能不强调他的女儿在写完上面那段话以后引用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其道德的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的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其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人们以为的程度。”

　　我小时候的初中国文教科书上选得有泰戈尔的一首诗，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一节说：“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当时这话曾使我幼稚的心灵震颤难已。六十年过去了，我看到了这样的人，他就是顾准。

把顾准还给历史

1994年，顾 准去世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但，这一年，才是顾 准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诞生日。1994年的9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顾 准文集》，它是思想顾准诞生的标志。尽管从1934年始，顾 准就出版了不少著书和译作，尽管《顾 准文集》可以说是1992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的大陆版，尽管在1992年以前上海北京等地的文化学术界的小范围里早就流传他的思想言论。然而，是《顾 准文集》的发行出版所引发全国注目才使思想顾 准成为全国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普遍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

一、作为精神事件与思想史事件

不过，顾 准诞生首先是一个精神事件而非思想史事件。八十年代，随着国门的开放，海外中国学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也逐步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由于在美国中国学的中心主题是当代中国和中国近现代史，当代中国思想界、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受到强大冲击，以至于到今天，还有学者感慨道：「说得不客气一点，中国史学界无论是在当代或近现代史研究框架，还是在其主题选择和史料梳理方面要远远落后于海外中国学界。」史学界如此，其他学术思想界何常不如此呢？涉及到与本文有关的就是：与海外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反思，中国学术界对文革的批判除了政治口号性和政党性言论外，根本谈不上有任何思想上、文化上深层次的研究；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在此问题上的缺失，使人在谈到1949年以来中国思想界更是以「无一人」来描述。「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是二十世纪末在中国思想学术界有「南王北李」之称的李慎之先生告诉学人们，有人在如此评说我们中国人。

是谁在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确找不到人、拿不出东西来与外国人「打拚」。打开了国门，却发现自己事事不如人。此时，证明国人能力、振奋民族信心的任何事件都成了中国人精神生活上的重大精神事件。任何中外间的「对抗」、「对话」都成了全国关注焦点，而其间的局部事件均会成为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的精神事件。由于体育竞技对抗性最为直接感官，因而体育上的事件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事件最为抢眼：聂卫平在围棋上战绩使之成为「民族英雄」、中国女排的「几连冠」造就了「女排精神」、五星红旗在奥运会上升起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大餐。然而，身体对抗的胜利难以掩盖「精神」上的苍白──思想学术上的落后成为当代学人的心痛。尽管此时，我们也有为思想而牺牲的烈士遇罗克、张志新等，但思想的「对抗」是要有理论的、是要有「文本」的。

就在这种历史情境下，思想顾准的出现便成了一个中国当代重大精神事件。在思想学术界，谁说我们无人？「我们有顾准」！李慎之如是说。「我们民族可以自豪的是，……有顾准这样的思想家。」他「说出了与韦伯相同的结论，……，得出了与雅斯贝斯『轴心时代』理论大体相符的认识。……其他如波普尔证伪理论、库恩范式理论等，顾准近二十年前皆已点到。甚至连亨廷顿关于政党政治发育阶段的理论，……亦有触及。」「以顾准之见识，不说能与外部第一流西方思想成果相汇通，至少也与葛兰西、卢卡契当年从内部反思国际共运之历史挫折，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当代中国学人强调「我们」有顾准，有意地把「我们的」顾准放在与世界思想家相比对论时，这其实是更多的在对大众发言，向世界宣讲。体育竞技的博弈与思想学术的交流是不能放在一个范畴里对比的，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围棋热」、「女排热」和「顾准热」却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一个精神事件：一个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的精神事件！

当然，顾准的诞生更是一个当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份子精神史、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精神事件。1957年「反右」事件以后，中国「思想者」的集体「失踪」成了文革后中国知识份子难以言说之事。遇罗克、张志新等烈士的出现反而加重了这一窘境，正如有人所说：「说到张志新，同样会感到尴尬的，还应有我们的『思想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迫于种种压力和诱惑，众多职业『思想家』们纷纷放弃了『思想』，临阵脱逃，而让张志新这样一些不是『思想家』的人去孤立无援地支撑我们民族的头颅并因此抛却了自己的头颅，这是无论下去多少年，我们的思想界都应为之脸红的事情。」

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新启蒙运动的兴起，当代中国知识份子问题被提出来了，在中国思想学术界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以研究知识份子为内容的「知识份子热」。许纪霖教授说：「在80年代的语境下，『知识份子热』的核心实际上是一个『重返中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与反省「1949年以后的中国知识份子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丧失这一历史背景紧密相关」。讨论的结果是：「大家觉得知识份子最后丧失了中心的原因，无论是历史的角度还是当时现实的角度，就在于知识份子过份依附于政治权力，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最后失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那么，如何重建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精神就成了要解决的问题。

到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知识份子的精神问题再次得以关注。1994年，上海一批中青年知识份子在《读书》杂志上发起了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一讨论延续了80年代的「知识份子热」，同时，在新环境下，它加深了人们对思想者精神事件的企盼。重建知识份子的独立之精神，理论研究与梳理是重要的，但从历史中去寻求精神「榜样」和「资源」更为现实和有效。或许不是巧合，就在这一年，《顾准文集》出版了，一个独立的、在逆境中、「地狱里」进行思想的知识份子──顾准呈现在正在「寻找精神家园」的当代知识份子面前。

一时间，洛阳纸贵，满城争说顾准。说甚么呢？从有关写与顾准相关的文章标题，我们似乎就可以看出来：一个〈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他〈历经艰困终不悔〉、〈不见人间宠辱惊〉，他〈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最终谱写了〈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这是他在〈地狱里的思考〉，是〈你无法不面对的顾准〉、〈坎坷一生的思想家顾准〉。顾准精神成了大家首先要言说的：顾准是一个为了前进，敢拆下肋骨当火把的人。他「早已把名誉地位、个得失置之度外，在求真求实的路上一往直前，义无反顾。」「学习顾准，我想，首先，要学习他对自己、对历史、对中国和人类前途负责的精神。」「我们今天的知识份子，在顾准面前应该感到惭愧。我们无法漠视在他身上所体现的真正的知识份子的品格。」思想顾准的诞生便成立马成了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一个重大精神事件。

把顾准诞生首先看作是一个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精神事件，当然并不是说中国思想学术界对其思想的贬低，相反，如同「围棋热」、「女排热」之所以成为精神事件是因为聂卫平、中国女排的实力和战绩所支撑一样，在思想学术界里，「顾准热」成为精神事件，正是因为他的思想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高度和深度所致。

关于顾准思想的学术、思想价值在中国思想学术界似乎是不用怀疑的。王元化先生说：顾准的思想超前了十年，并列举出顾准在八个方面有价值的成果。这八个方面是：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先秦学术的概述、对中国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和剖析、对法国大革命直到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直接民主与议会制度的评价、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李锐先生道：顾准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刚去世的李慎之曾云：对于顾准的学问，「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上海的朱学勤教授认为顾准的「先知」主要体现在：语言问题、韦伯问题、雅斯贝尔斯问题、市民社会问题以及其他如波普尔证伪理论、库恩范式理论等等方面。顾准思想的学术价值在他们看来是毋庸置疑的。9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出现的「顾准热」现象强烈的支撑了这一观点与判断。

不仅如此，北京的徐友渔研究员敏锐地指出，顾准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起的一个重大作用是：承前启后。徐友渔认为「综观半个世纪中国思想、学术、文化的流变演进，有一种现象特别令人遗憾，甚至使人感到可悲」。这就是：思想断裂现象。由于思想断裂，「前人用心血、苦难，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得到的思想成果，往往并未使后人得到滋养，形成代代传承，最终开出艳丽之花、结出丰硕之果的局面。」顾准思想的「发现」，则结束了这种断裂现象。顾准思想不仅连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思想问题意识，而且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中国资本主义问题、中国民主问题、哲学问题等方面起了承前启后作用，其思想也是有整体性和根本性的特征。在〈重提自由主义〉一文中，徐友渔更明确指出，自由主义在90年代大陆学界的兴起，在思想与学理资源上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传统意识形态对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解释，柏克、哈耶克、伯林、托克维尔等人学说的引起人们的讨论；「另一方面，这期间，先后出版了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和《顾准文集》，他的人格和思考的深邃性与现实性，给了人们极大震憾。」很明显，徐友渔的意思是，顾准是中国90年代思想学术界延承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思想的桥梁。

二、关于顾准的争论

把思想学术与体育竞技相提并论是不太适宜的，体育竞技是在统一划一的规则下进行的，它无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它只关心结果，而结果只有一个，清楚而明了；但思想学术却是在多元环境下生存的，它涉及到人们的不同的价值观念、文化环境、历史处境等等因素，它没有一个最后的结论，它总是以一个复杂的、丰富的过程呈现出来，它总是一块争论的领地、硝烟弥漫的「战场」。

顾准，无论作为一个精神事件还是思想史事件，从它产生起就充满了争论和分歧。

如果说《顾准文集》的出版使顾准成为一个中国知识份子精神史上的「精神榜样」的话，那么，1997年《顾准日记》的出版则使这个「榜样」遭到了质疑，它直接引发了「两个顾准」的争论。

《顾准日记》包括顾准三个时期的日记：「商城日记」（1959年10月-1960年1月）、「息县日记」（1969年10月-1971年9月）、「北京日记」（1972年10月13日-1974年10月15日）。其中的《商城日记》的文字里所表现出来的顾准的内心活动与《顾准文集》所塑造出来的顾准是交相辉映，它进一步确立了顾准作为一个独立精神与正直人格的知识份子形象。引发争议的是「息县日记」。

「息县日记」，顾准自己把它定名为「新生日记」。在这本日记里，顾准「以往那种学者情怀基本没有了，从前那种独立思考也悄然不见了」。对文革不仅没有了批判精神，相反却表现出了要接受「改造」、争取「新生」的心理活动。于是有的读者惊呼：在文革时期，顾准「高傲而沉思的神情无影无踪，几年前的那个睿智的、无畏的思想巨人哪里去了呢？」较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沙叶新提出了二种解释：一是顾准担心日记被抄，故意写的一本很紧跟「革命」形势而没有批判性的伪日记；二是顾准在种种压力下的确改变了，他放弃了原来的「独立品格」要「重新作人」。

沙叶新本人对他自己的二种解释「存而不论」，但广州的林贤治则著文〈两个顾准〉，鲜明地表明自己持第二种解释的观点，并说：在文革时期，「顾准已经失却了免疫力，相当严重地感染了流行的『猩红热』」。此论一出，李慎之便立刻着文否定，认为顾准的「息县日记」是伪日记，支援沙叶新的第一种解释，强调顾准只有「一个」。《顾准日记》的二个编者陈敏之、丁东等也相继发表观点，大都持与李慎之相似的意见。李国文则认为，不是甚么「两个顾准」的问题，而是顾准存在着人性的两面，即所谓「雅努斯」现象。

或许受《顾准日记》引发的争论的影响，1997年底，学术界中人萧箑父和许苏民著文对顾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论述提出不同意见，并认为顾准思想是「以其遭遇受到广泛同情」而「风靡学界」的。显然，文中对顾准的思想学术性的「质地」显示出异议。不过，大陆学界并没有人呼应萧文的观点。

2003年，李慎之的去世引发海内外学者对李慎之的讨论，顾准也因此而被涉及。如果说，国内学界对顾准思想学术只是有人质疑的话，那么，海外的个别华人学者公开对顾准的思想学术则是持否定态度，其中以仲维光为代表。

仲维光说：「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甚么价值。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他从概念到对材料的运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如果真的研究例如希腊城邦制，那就要去读有关与此的原始文献，和这方面专家的研究。顾准涉及的文献都不过通俗读物，对于『治史』和作学术研究的人，如果限于这些资料，那么只能说明自己还没有完全进门。……。在九十年代，所谓开放后，还如此吹捧顾准是个悲剧，说明中国知识界在思想上，学术还是封闭的。」曹长青等也持大致相同观点。

对于仲维光的观点，朱学勤认为这是作者「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触的所谓西方『学术训练』为标准，贬境内思想前驱的历史地位」，是一种「知识傲慢」。指出：顾准当年「是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到与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对话的程度」，这是不容后人所任意「轻薄」的；而顾准所得的「知识」是「鼓面上的常识」，是「思想的常识」，它比经「学术训练」而写出来的「学术知识」更有价值和生命力，因为，后来的「学术知识」只是对其作的注解。

围绕顾准争论并不限于其「精神」与「思想学术」问题，关于顾准思想定位问题的也展开了激烈争论。对顾准的「定位」问题──具体的说，顾准是一个甚么样的思想家的问题。这一问题首先是由李慎之提出来的，他认为：顾准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家。

李慎之在1997年为《顾准日记》作序的文章中首次点明：顾准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家。「顾准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说他放弃的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毋宁切合他思想实际。……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的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然而九曲黄河终归大海，顾准的觉悟已经预示了这一点。」对此，朱学勤给予了有力的呼应：「顾准临终前达到的思想境界，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启蒙派，而一个『出走的娜拉』，……他的精神指标最终定位于自由主义，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何家栋更进一步的在历史──当代的时间系列下，梳理出了「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的中国自由主义的「道统」谱系。袁伟时教授也称顾准为哪个时代「冰雪世界中屹立的」自由主义的「孤峰」。

尽管没有人对此进行专门论述，但对于把顾准定位为自由主义的言说，异议仍是相当的大。有人就把顾准看作是一个共产党来理解他，并说顾准才是「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骄傲」。林贤治似乎也是不把顾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来看待，他在〈两个顾准〉的文章中曾指出，在顾准的有关论述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很少涉及个人权利和自由问题，」而且，顾准主张「舍己为群」、推崇「集体英雄主义」。众所周知，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和保护，既然如此，那么，顾准怎么可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呢？对于何家栋提出的自由主义的道统问题，许纪霖教授在〈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豪杰──纪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一周年〉文中说：「自由主义是否有道统，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反对把顾准定位为自由主义的最强烈的声音是来自旷为荣和旷新年，在〈把顾准还给顾准〉一文中，他们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以后，一堆『自由主义大师』，以庸俗的自由主义时尚自作顾准的解人，甚至自居为顾准的正宗嫡传；然而，实际上他们却不过盗用了顾准的名字，然后明目张胆地塞进他们自己的『思想垃圾』。他们把顾准思想中的某些错误发展到极端荒谬的地步，由此完全走到了顾准思想的反面。」文中的语气在我看来是超出了学术讨论用语，对于「对方」的意见，他们多少给人的感觉是在「谩骂」，但其意思是非常明确的：顾准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顾准诞生了，但却处于争论之中，成了「问题顾准」。

三、争论中的两种倾向

学术界围绕顾准及其思想发表不同意见，进行争论，这充分表明顾准在当代思想学术界是一个必须面对和要研讨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地狱里」仍坚持思考的顾准如地下有知也可以安息了。但是如果对顾准的争论只是争论者各自当下言说，而没有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了解之同情」的态度，那么，种种争论就成了争论者各自内心意欲的渲泄的或自身处境的表白了，这当然无益于学术交流与对话，也无益于我们接承前人的思想遗产。

对此，王元化先生表示了他的担忧，他说这几年谈论顾准的文章多起来，但大家都忙于给顾准定性，贴标签，切切实实讨论问题的却并不多。王元化先生的话当然不是「无的放矢」。我以为，所谓「切切实实讨论问题」最基本的就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简约化，二是去历史化。

前面我们提到的围绕顾准及其思想所引发的关于「两个顾准」、顾准思想学术的价值性及顾准是自由主义者等问题的争论中，论辩双方大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二种倾向。首先让我们看看关于「两个顾准」问题的争论。与历史上许多人物一样，顾准是一个极其丰富的人，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思想上，表现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同样也表现在他的心理上。当顾准作为一个中国知识份子的「精神事件」诞生时，他的确给普遍「缺钙」的现代中国知识份子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对于这样的「榜样」我们给予怎么的「呵护」或许都不为过，但是，「呵护」不是庇护，更不是为了「神化」。当「新生日记」显现出「另一个顾准」时，坚决主张只有「一个顾准」的人们尽管在智识上知道不用也不应该去美化甚么，但在文章中仍是下意识的把丰富的而复杂的「顾准」简约化了。针对坚持把顾准简约化为「一个顾准」的言论，林贤治反驳说，就算「新生日记」是伪造的，但它还是说明有「两个顾准」──人格与思想分裂的「两个顾准」，而这不是我们更不愿意看到的吗？林贤治的这一反问是有力的。但是，在这一问题的争论上，林贤治同样犯了简约化的倾向。这是指他完全取消了对日记真伪的判定，而一味坚持把白纸黑字的「日记」就视为真实「文本」，按此推理，世间就没有伪的「文本」了。而且，林贤治这种把日记就视为真实的假定同样也是去历史化的，它忽视了历史不同处境的差异性；同理，李慎之等人以自己的经验为准来判定顾准的「新生日记」为伪作也是去历史化的。

关于围绕顾准思想的学术价值问题的争论，仲维光等的言论是一种典型的去历史化倾向，他不仅是消解了历史时间，而一并把历史空间也去掉了。他把顾准「孤零零」的提出来进行评说，这种对历史的态度正如朱学勤所说，完全就是「傲慢」。以顾准对直接民主的批判为例，顾准主要是针对中国文革的「大民主」实践以及当时中国人对议会制度的全面否定的态度为背景进行的，他的问题意识并不是要对「民主」观念在全人类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学理讨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因顾准批判直接民主，把「文革大民主」理解成是直接民主，就得出顾准对民主概念的理解是混乱的结论显然是偏颇的。但是朱学勤在反驳时强调顾准思想包含的知识称为一种「鼓面上的常识」，这实际上也就忽视了顾准思想的学术价值，这也是一种简约的和去历史化的结论。我们不应该忘记，顾准的诞生凭借的正是他的「超前」思想，而他的思想是源于他在文革环境下坚持学术研究和问题思考的结果。当然，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或现在的学术规范来要求他。

把顾准定位为自由主义是主要是当代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如前所述，从现有的顾准的文字材料中看，顾准对个人权利、自由等自由主义所包含的核心价值很少提及，而且顾准对财产私有制是持不赞同的态度。如果只因要树立自由主义的「道统」谱系就而他列为自由主义者显然是不妥当的。更何况，自由主义内部包含了不同的「派系」，其间有相当的差异性，就算顾准是自由主义者，那么，他是怎样的自由主义者呢？是苏格兰学派的古典自由主义还是边沁的功利自由主义，或是美国杜威式的民主-自由主义、英国费边社式的社会─自由主义，抑或是钱永祥所说的「反不民主」的自由主义？显然，不能简约的定位顾准。

四、结语

顾准，作为当代中国精神史和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学界与社会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讨论当然是有意义的，讨论者从自身的观念、价值与处境出发，表达、阐述自己的态度无可厚非，但如果脱离历史、简约而单向的表白显然无助于对顾准的研究，更无助于对当下思想学术界讨论环境的建设。

不是要「把顾准还给顾准」，而是要「把顾准还给历史」！

选自：《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00五年八月号总第 41 期

作者：蒋贤斌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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