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说不尽的，不管是赞，还是贬。还原一个真实鲁迅的企图是永远也可能实现的。我们只能从不同的角度拼凑出一个许多完整的鲁迅，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无限度地接近鲁迅。

  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只链接这几篇。有时间再继续链接。

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

王铁仙

《中华读书报》2008-12-17

多年来，鲁迅研究界一直有“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声，但鲜有人做到。读了吴中杰先生的《鲁迅传》，我觉得他做到了。吴先生以他一贯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不为当下流行理论和社会上一般舆论左右的学术品格，“细读”鲁迅，还原时代现场，全面把握材料，写出了一个真实的鲁迅，鲁迅的全人。很令人振奋。

鲁迅具有深刻的现代意识的追求人的解放理想。他是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但是在“文革”及其前后的很长时间里，人们把他政治化了；后来的鲁迅评述，也没有完全摆脱政治思维的缠绕，常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影响。例如近年来，有的出于对“和谐社会”的浮面理解，或随着简单、笼统地宣扬“国学”的思潮，淡化、贬抑甚至否定鲁迅当年与黑暗势力的顽强斗争，回避鲁迅始终如一的对中国封建主义的深刻批判、对人的自由个性的热烈追求，以致虚化了、抽空了鲁迅固有的精神。与过去的政治化中高度颂扬鲁迅相反，一些人渐渐失去对鲁迅应有的敬意，但简单化、片面化的实质上是相同的。这部传记，则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鲁迅对国学的态度，指出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固有之血脉”的坚守和对真正的国学家的尊重，同时毫不含糊地肯定他对五四时期“国粹派”反对改革、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猛烈抨击。在此基础上，作者明确表示对当下那种思潮的不满，说我们“不能因为新文化战士们反对‘保存国粹’，就指责他们割断历史，全盘否定文化传统”。又如对胡适，现在人们一味赞美胡适的宽容、公正和主张言论自由，以迎合潮流，获取读者。传记却如实叙述胡适当年如何以“诤友”立场，抱“补偏救弊”的目的，向国民党政府进言，来请求它给予言论自由，从而肯定了鲁迅对他的尖锐批评。传记的评述让我们看到，胡适是并不真正具备现代知识分子所当有的独立、自由的精神的。

由于实事求是，传记对一些具体事件的叙述也没有简单化与片面化。30年代国民党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过去只说是因为鲁迅参加了“自由大同盟”，以突出国民党反动派对鲁迅的迫害之深。传记当然也写了这一点，然而又指出其原因不全在此，还与主持其事的许绍棣和鲁迅及相关人员的细小的人事纠葛有关――实出于许绍棣的挟嫌报复。传记就应当细审、实写，不能有所遮掩，至失其真。实际上，这样实写，透露出了当时一种恶劣的社会风气和小人之心（现在也何尝没有），呈现出鲁迅的复杂处境，很有现场感。又如鲁迅与施蛰存的《庄子》、《文选》问题之争，现在有些论述者很注意鲁迅的尖刻，同情施蛰存的遭遇。传记不讳言鲁迅后来同样意气用事，出语伤人，说得还很具体。然而，随后从宏观上描述了其时的复古潮流（包括蒋介石提倡所谓“新生活运动”在内）是如何盛大，严重阻碍了新文化、新文学的创造和发展，从一个侧面揭示出鲁迅反对向青年推荐《庄子》、《文选》，反对青年从古书里去找活词汇的必要性。如果说传记叙述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原因注重微观的真实，那么，这一叙述不仅微观上真实，更有宏观上的真实，以免读者只察秋毫，不见舆薪。这就是全面，就写出了鲁迅的全人。现在不少论者，不问当时社会文化斗争大势，津津乐道鲁迅的峻急性情、“好斗”脾气。

我们确实不能神化鲁迅，“圣化”鲁迅，要看到鲁迅也是常人，有常人的喜怒哀乐。其实，这部传记正有不少篇幅生动描写了鲁迅日常的友情、爱情、亲情，及行事上的缺点。但是，如果把一位思想博大、感情深沉的思想家和坚韧的新文化战士世俗化甚至庸俗化了，那就更远离真实的鲁迅，只会画出一个极为片面的鲁迅。

即便讲鲁迅的“脾气”，也要全面。传记评述鲁迅的《论“第三种人”》，指出他对苏汶的批评，虽然尖锐，却很中肯，态度是平和的。尤其是说到与胡秋原的关系，由于胡秋原和鲁迅都对普列汉诺夫有深入的研究，都吸收了普氏的不少正确观点，观点相近，态度更为友善，虽然胡秋原对一些左翼理论家进行了无情的批驳以至挖苦和嘲笑。传记引录了一个可靠的资料，表现胡秋原对鲁迅的感激：“直到九十四岁高龄临终时，他还说：‘我永远忘不了鲁迅！’”胡秋原忘不了的鲁迅，就是真实的鲁迅。

传记，应当以述为主，议论不能很多。吴中杰先生这部传记，叙事如对故人说话，娓娓而谈，不作惊人之语。必要的评论，自然地、恰到好处地穿插其间，简洁明快，既使读者适时受到启发，又不阻断他们阅读，消减他们阅读的兴味。例如讲鲁迅从五四前后开始提出改造“国民性”，是必须说清其涵义的。鲁迅改造“国民性”，是一个重要而内涵丰富的课题，即使洋洋千言万言，也未必说得清楚；但不说清楚，后文难以充分展开。而作者在这里只写了一句：“鲁迅所谓改造国民性者，即是以新的文化思想去改造国民的旧意识也”，何等简括明了，通俗易懂，却切中肯綮。又如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被各时期的理论家们弄得十分复杂、深奥。作者写到鲁迅的作品和文论时，指出这是一种创作的态度和精神，而非“方法”。由此出发，他以不多的文字，概述欧洲相关的文艺思潮、在鲁迅创作中的体现、建国后文艺界的争论、它在今天的意义。这么大的问题，同样要言不烦，举重若轻。如今许多传记写作，中间评论甚多，有些片断，如同论文，实在应当效法这部传记，加以改进。

这部传记，无论是内容上注重写出传主的全人，还是文字表达上的简洁、自然、清新可读，都有可取之处。作者本有不俗的识见和语言功力，又全面、充分地掌握了材料，再加认真辨析和梳理，洞幽烛微，抓到要害，才能有此成功。我以为这部传记，对于传记写作颇有示范的意义，是值得传记作者们揣摩和学习的。

鲁迅的青年观

阎晶明

《中华读书报》2008-09-24

表情冷峻、文风更加冷峻的鲁迅，他的内心究竟有多少热情，这些热情的流向究竟在哪里，从来都是人们争说不休的话题。由于鲁迅复杂的心境，他的文字也总是传达着复杂的感情，这既对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鲁迅造成困难，也使鲁迅的同样一段话语引来涵义不同甚至相反的阐释。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就是

一个众说纷纭、歧义不断的话题。

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的鲁迅已经37岁，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但他并没有真正扮演“青年近卫军”的角色。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胡适、冰心、叶圣陶、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等都要“年长”十岁以上，比起后起的进步青年，他更像一个“长者”，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或许更重要，鲁迅的思想成熟较早，他不世故，却看得清世故；他不喜欢老成，却非常吝惜自己的热情。凡事他都会在质疑中观察、思考然后做出判断，鲁迅自己也有时并不喜欢这样的作法和状态，时在反省中。这种质疑的思想使他发出的声音有时并不能为人理解，并会引来一些怀疑、误解甚至攻击，“保守”、“世故老人”等等反而是鲁迅在世时很早就得到的“名号”。如何解读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和评价，因此就成了研究鲁迅思想时的一个重要课题。

青年应该“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鲁迅的文章里，“青年”是出现频率很高的词，生活在一个“风雨如磐”的时代，一个“因袭的重担”压得人难以承受的中国，鲁迅把革新的希望寄托于青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三闲集〉序言》）他心目中的中国青年，应该是敢于前行、无所畏惧，勇于对“无声的中国”发出真的声音的前行者。他们也许不无稚气，但这稚气正是他们挣脱束缚，去除羁绊的表现。

在鲁迅的心目中，青年就应当是敢于说出真话，敢于挑战传统和权威，敢于抛弃诱人光环的人。青年的重要使命是为“无声的中国”呐喊。“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无声的中国》）为了这样的“真”，鲁迅从不计较他们因此做出的选择是否周全，是否“合乎情理”。只要是敢于前行的青年，即使他们身上有初出茅庐的幼稚，但仍然让人看到未来的希望，所以他对这幼稚不但可以原谅，甚至认为是青年区别于老年的重要标志。“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无声的中国》）比起衰老和腐败，幼稚是青年性格中可贵的一部分。

青年应走自己的路。鲁迅的青年观里，只有那些敢于照着自己确定的目标勇往直前的青年，才能在血气方刚中见出真性情。从这个角度上，鲁迅对被认为是“导师”或自认为是“导师”的人给予无情的嘲讽。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鲁迅眼里的青年和年龄无关，并不是年纪轻的人都可以统称“青年”。“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在这些类别里，鲁迅只欣赏那些勇于前进的青年。

前进的青年必会面临如何在歧路上选择的痛苦，他们或者会寻找一个“导师”来领路，从而走上一条自己认为的捷径。鲁迅要提醒青年的是，这样的导师寻不到，没作用，所以没必要。“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

青年的分化令人失望和警醒。如前所述，鲁迅对青年并不是一概而论的。五四初、中期，鲁迅将青年按状态分成“醒着”、“睡着”、“玩着”和“前进”的几类，1925年，在《论睁了眼看》中，鲁迅对青年的“形象”表达过不满：“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到后期，他更强调青年在“精神”上的不同，这使他对青年的态度更加谨慎，更不愿以年龄简单对待。

本来，鲁迅对青年的希望如同自己当年的理想一样，用文艺的火光去照亮国民的心灵，然而现实却并不那么令他乐观。“我现在对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想有希望的青年似乎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看见一个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而他们却以为他们比我新一二十年，我真觉得他们无自知之明，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小’的地方。”（1926年12月2日致许广平）这样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后期鲁迅对某些青年的失望已不止是“文学青年”的“不作为”，而是对某些青年的品行感到失望甚至厌恶。“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1934年11月12日致萧军、萧红）

鲁迅对青年的现实关心。鲁迅对青年有教诲，但他时常提醒青年，且不可将自己作为榜样甚至偶像对待。鲁迅有自我解剖的自觉，他深知自己身上有“毒气和鬼气”，他非常担心自己“绝望”的心态和看穿一切后的沉稳太过感染有为的青年。“所以，我终于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北京通信》）是否从青年身上看到被自己否定的心理特征，甚至成了鲁迅对待和评价青年的一个莫名的标准。1924年9月24日，在致李秉中信中，鲁迅说：“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这种奇怪的心理反应，正可以见出鲁迅的自省和对青年的期望。但鲁迅的思想中有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并不希望青年无谓地流血牺牲，他从不鼓动青年用自己的热情去硬碰残暴。他在“三一八”惨案前不主张许广平等学生前往执政府游行，一方面是他对军阀残暴有真切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对青春生命的珍爱。他真心希望青年们对人生有一个更加明确、长远的目标。“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北京通信》）可见，鲁迅对青年的忠告里又有另一番情感在里边。实在话说，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因此有时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看到青年充满热血和激情、不顾个人安危的勇猛；另一方面，但又非常害怕青年因为这份勇猛而牺牲；更同时，他怀着美好的愿望，愿有为的、正直的青年能够保证“生存”、越过“温饱”、求得“发展”。这也就是鲁迅为什么时常要对青年发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同时又担心自己的言论、心情影响了青年进取的步伐。

鲁迅是一位对青年十分看重的“长者”。对殷夫、叶紫、柔石等青年作家，他特别看重他们创作中的血和泪的热情与投入，赞赏他们的锋芒如“林中的响箭”。他同青年木刻家们亲切交谈的照片，至今让人观之动容。同时，他对周围不时出现的一些狡猾、老成，趋小利、重私心，夸夸其谈、沽名钓誉的青年，则怀着戒心，充满厌恶，绝不以“青年”的名号原谅他们。

鲁迅的青年观，不是这样一篇小文章可以描述全面、总结到位的，但这是一扇打开鲁迅思想和情感世界的窗户，这窗户是时时闪着光的所在，让人随时感受到一种人格的风范和思想的力量。

浮躁中尤感鲁迅的宝贵

温儒敏

《粤海风》2014 年02期

鲁迅是说不完的话题。在大学里，一届一届的学生都会讨论到鲁迅。不久前，有山东大学文学院部分学生约我谈鲁迅。他们事前上过有关的课，也看过当下某些评说鲁迅的论作，讨论之前做了准备，所提的问题大都带有某些普遍的困惑。我们彼此围绕如何理解鲁迅精神的当代价值等问题，进行较深入的交谈，我也根据自己的理解，回答了学生的问题。后来访谈记录刊印在本校研究生的内部刊物上。近日翻阅这篇记录，觉得有些意思，不妨整理一下发表，也可看看当代青年在哪些问题上比较关心鲁迅，他们又可能怎样去接受这份精神遗产。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5/view-4934619.htm
　　学生问：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时，上海民众将绣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绫旗覆盖在鲁迅的棺上，尊称鲁迅为“民族魂”，以表达对鲁迅的崇高评价，将其视为民族崇高精神的代表。当然，人们对“民族魂”的理解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应该不会偏离不屈不挠的韧性战斗精神、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为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肯于奉献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主线。总之，鲁迅已经被树立成为一种道德典范。那么，您认为鲁迅留给历史的最重要的道德价值是什么？
　　温儒敏答：“民族魂”是对鲁迅精神的高度概括，也代表当时广大民众对不屈不挠的爱国、奋斗精神的渴求，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人们希望能有这样一种精神来支撑，就把这种希望投射到鲁迅身上。多年来，对于鲁迅精神的阐释主要都是政治层面的，如爱国主义、牺牲精神等等，当然也符合鲁迅的某些特质。但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主要是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是那种深入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基础上的批判精神，他的思想是如此深邃广大，而并不限于爱国主义。用“道德典范”来命名鲁迅不一定适当，我们宁可说鲁迅是一个精神的灯塔。
　　问：在《我之节烈观》这篇文章中，鲁迅说过这样一句话，“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1]。当然，这篇文章主要是在为批判陈腐的封建意识形态对人性的摧残，是为妇女解放作斗争。但是，鲁迅对道德的理解倒是很有意味。您怎样理解和评价鲁迅的道德哲学（道德观）？
　　答：虽然鲁迅所论主要围绕妇女解放，但也涉及很深层的哲理性思考。中国传统文化重道德规训，很多经典道义其实都是场面上的，因为标准“太高”，往往脱离人性，并非“自他两利”，结果难于实行，甚至因为扭曲人性，而变得虚伪。普通老百姓大概宁可信服将心比心的“增广贤文”，也不太在意孔子孟子的。鲁迅的道德观基于对人性的尊重，符合现代意识。
　　问：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明确提出了“立人”的思想，即“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2]。您认为鲁迅所致力于要“立”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主体？
　　答：晚清国势衰落，民族沉沦，很多志士仁人都在谋求“立国”之道，鲁迅也是这样。但鲁迅是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更关心民族精神问题，认为民族若亡，则首先亡在精神，所以他特别提出以“立人”作为“立国”的前提。鲁迅所要“立”的“人”，当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民”“良民”，而是具有健全独立人格的新人，这种新人脱离了旧的传统道德的束缚，又能摆脱过于物欲化的现代文明的利诱。我赞同有的学者所提出的观点，鲁迅的“人”与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道德主体”和近代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人人有自主之权”的“权利主体”都是不同的，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意义上的“张大个人之人格”为“人生第一义”的“精神主体”。鲁迅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没有可操作性，脱离了社会变革和必要的经济基础，“立人”将无从下手，但鲁迅不是政治家，我们不能过多从操作层面去苛求他。鲁迅的贡献在精神层面，他从精神层面看到“立人”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重要的警示。特别是若联系当今，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让精神坠落，成了很迫切的问题，我们对鲁迅的警示就有更深切的体会了。
　　问：提到鲁迅，人们绝对不会绕过的一个话题就是国民性批判。“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3]；“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4]；“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5]；“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6]……从这些话语上，我们看到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力度是非常猛烈的，以至于有不少人开始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产生了抵触情绪，认为他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挖苦贬损国人，与史密斯在《支那人气质》别无二致。您对此持怎样的看法？
　　答：鲁迅30年代还介绍过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的《支那人气质》一书，对“国民性”这个概念的借用，以及对中国人民族性格心理的分析等方面，显然接纳过史密斯的影响。但鲁迅并非就是用西方人的眼光来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是基于他对中国传统和民性的深入了解，基于思想启蒙的要求，有鲁迅自己深切的体验和独特的思考，外来的影响只是某种启发和促进。近年来有人指责鲁迅批判“国民性”是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这是粗率的结论，显然生硬地套用了眼下流行的所谓“后殖民”理论。不能否认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常采取偏激的姿态，让人震撼、惊愕，虽然不习惯却又顿觉清醒。鲁迅这是有意的逆反，凸显一种批判的、不合作的精神。如果站在鲁迅批判的语境里来研究鲁迅的言论，你会发现鲁迅的偏激并非无的放矢，而且只有如此才能够深入本质，打到痛处。现今我们读鲁迅要注意鲁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家，而是“文学家的思想者”；和通常思想家的纯理性表述不一样，鲁迅总是带着强烈的个人体验去看待历史和现实问题，他还习惯采用杂文笔法，把问题强烈地突出起来，引人警醒。我们看到现实中很多批评鲁迅偏激的论者，其实未必读懂了鲁迅。他们不领会鲁迅的批判语境和有意的逆反思维，不了解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思想者”之特点，就事论事抓住一句两句偏锋的话，随意加以否定，那就根本不可能接近鲁迅，领会鲁迅的精神。 　　问：鲁迅选择以“国民性批判”的方式以期达到最终的社会改善的目的，但社会现状并没有因他的努力而有所改观，甚至更加恶化，这使他对自己所选择的这条路径产生了怀疑。晚年，他以为或许在保持独立性立场、不做政治权力附庸的前提下，更注重社会解放和阶级解放之于人的解放的不可分割性和重要性，就是对“国民性批判”现实窘境的反思的结果。鲁迅支持左联，但又对左联保持一定距离，而左联的解散最终又使得鲁迅对个人独立性与社会现实关怀完全统一的期待落空，不得不再次一个人“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7]。直至最终逝世，他也未曾见到社会较大的改善。所以，有人说鲁迅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答：也可以这样说吧。鲁迅基本上是个悲观主义者。这里说的悲观主义，是哲学层面、精神层面的。因为鲁迅深刻、反叛，永远不可能与现实妥协，而又找不到出路，正如他自己在《野草》中所坦言，“绝望之如虚妄，正与希望相同”[8]。虽然看不到希望，却也不甘虚无颓唐，还是要反抗、奋斗。正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悲剧精神。不过说到左联，鲁迅一开始就不抱多大的期望，这从他在左联成立时的讲话就可以感觉得到。事实上后来左联被宗派主义和“左”倾思潮所控制，鲁迅是很失望的。但不宜就此论说鲁迅因为支持左联就是悲剧。现在看来，没有完全介入党派政治，始终比较超脱，反倒是成就了鲁迅。前面说过，鲁迅主要是以“文学家的思想者”身份干预现实，他始终是清醒的，这才是他的价值。
　　问：鲁迅一生都在呐喊与彷徨中度过——“在思想上可以说终生都是一个在找路的人”[9]，他在灵魂深处有着强烈的孤独感，常常焦躁烦恼，身心极度疲惫，以致心灰意冷。他在《300327致章廷谦》中写道，“我并不笑你的‘懦怯和没出息’，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时时有之，不过一近漩涡，自然愈卷愈紧，或者且能卷入中心，握笔十年，所得的是疲劳与可笑的胜利与无进步……”[10]但鲁迅对青年人一直都怀有热情，给予很大的关怀和鼓励——“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11]。前后两者呈现出相当大的反差，一个近乎绝望，一个又满怀希望，怎样来解释鲁迅看似矛盾的心态？
　　答：这就是前面说的，在哲学层面、精神层面，鲁迅是悲观主义者，他永远不可能抵达理想的境界，因为他永远都是不满意现实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即在此。但在生活中，鲁迅不见得全都这样悲观，何况他一度还相信过进化论，希望青年总比老年好，未来总比现在好。所以他对青年总还是寄托有希望。现在的青年学生要了解鲁迅那种“深层的悲观”，也应当有批评精神，但不一定年纪轻轻就都那样“看破红尘”，我也不赞成处处都要与现实作对，毕竟时代不太一样，在生活中、实践中还是要阳光一点好。
　　问：鲁迅的原创文字题材很丰富，有小说、杂文、诗集，也有学术文章，基本都使用白话文，从阅读体验上来说确实带有明显的“鲁迅风”，但不同的题材似乎在语言又有不同的感觉。读《伤逝》，诗意、细腻；读《阿长与山海经》，朴实，温情；读《这样的战士》，气势恢弘；读《灯下漫笔》，锋利、尖锐；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风趣、家常。您认为鲁迅的语言风格是怎样的？不同题材之间有什么区别？
　　答：鲁迅创作总是不断更新，很少重复自己，但语言风格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鲁迅杂文喜用讽刺、幽默，有那种大气度的喜剧美感。他好用反语，就是倒着说，借用论敌的话来说，结果是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是一种修辞，叫戏仿，将对手语言的偏颇推于极端。还有就是漫画笔法，抓住对方的特点或矛盾，加以放大，突出起来。有时又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造成陌生感，强化了词语的某些质感或者功能。鲁迅的杂文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多用曲笔，说话是绕着弯的，制造一种张力。鲁迅常常反规范、反常规，有意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取得幽默、犀利的美学效果。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摩挲、体味，那是一种很特别的审美享受。
　　问：在《人生识字胡涂始》中，鲁迅讲：“现在的许多白话文却连‘明白如话’也没有做到。倘要明白，我以为第一是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也就是学学孩子，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12]但现代人在阅读鲁迅时，也常常会感觉不那么通达顺畅，以至于前段时间教材上对其文章篇幅裁减不少。这某种程度上说明鲁迅一贯提倡的文字表达方式与现代知识普及的要求已经不太合拍，您对此持什么看法？
　　答：现在同学们读鲁迅在语言上感觉可能艰涩一些，因为有时代的隔膜，鲁迅的语言带那个时代书面语特点，有时文白夹杂，现在看起来有点阻碍，但也有它特殊的韵味。鲁迅的文学语言极大地扩展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我们很习惯的一些语言用法，其实很多是从鲁迅那个时期开始的。比如古代小说都是描述性的语言，主语、谓语等语序很清楚，一般主语在前，比如“悟空道……”这样的语言方式，并没有多少变化的。但鲁迅开始就活泼多了，有时就把说话的人放在语句的中间。语法上也有变化，用了一些欧化手法，现在我们习惯了，这种习惯已经沉淀下来，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而这都是从鲁迅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还是要读鲁迅，接触和感觉现代汉语的流变状况。鲁迅语言那种特别的语感和韵味，以及高级的语言艺术，都是非常值得当今读者去欣赏和体味的，何况又是经典，所以尽管读起来有些隔膜，中学语文还是要选一些鲁迅作品。最近我主持教育部委托的小学和初中语文教材，还是坚持收进很多鲁迅的作品。
　　问：鲁迅一生被指喜攻击、好论战，他的杂文也被指过于刻薄，已至偏激。在《伪自由书·前记》中，他也给自己的杂文有一个经典概括——“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13]。尽管其杂文面临一些人的非议和指摘，但不可否认的是，鲁迅对杂文文体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且深远的影响，他使得杂文作为一种即时、灵敏、短兵相接、直刺世病的问题越来越成熟，而且他所造就的杂文传统也流传至今被后人借鉴学习。您对鲁迅杂文作何评价？ 　　答：鲁迅杂文绝大部分都是直面现实，对现实中各种社会现象，特别是精神文化现象发言的，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还有一句话，就是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鲁迅的杂文不是一般的文学创作，也不是一般的论文，而是有感而发，直接参与现实，干预现实的。鲁迅杂文带有自己对历史、文化深切的感受，他绝对不是空论，不是书斋里的学问，是带着自己的血肉去看取人生，看取中国。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中国经历许多重大的事变，包括辛亥革命、北洋政府统治、五四、北伐、五卅、三一八惨案、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分裂、红军长征、革命文学论争、左翼文化运动、日本发动侵华，等等，几乎所有这些事变都在鲁迅杂文中得到记录与回应。不是历史学家那样的记录，而是文学家角度的有血有肉的记录，是偏重社会人心、思想文化角度的记录。如我们在中学时期学过的《记念刘和珍君》，读这篇杂文就可以非常感性地了解三一八惨案，了解当局者北洋政府如何残酷镇压学生爱国运动以及惨案发生后的各种反应及世道人心，等等。如果读历史，事件的线索会比较清晰完整，但不可能有很多细部的感觉与体验，也很难顾及诸如社会心理等因素，而读了鲁迅的当下反应及描述，就有了更加鲜活的历史感。所以读鲁迅杂文可以了解中国现代史。不止是现代史，还可能是整个中国历史，中国的“人史”。100多年来在中国发生过的许多社会现象，特别是精神文化现象，大多数都可以在鲁迅杂文里找到回应，读鲁迅杂文可以了解现代中国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与精神文化现象。作为文科的大学生，应该读一点鲁迅杂文，可以获得丰富的文史知识，了解现代中国的历史，了解我们传统文化得失，特别是了解100多年来的民族心灵史，了解国情，做到知人论世。
　　问：在《小品文的危机》中，鲁迅写道：“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14]在《文艺的大众化》中，他又讲：“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15]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鲁迅的文艺观，您认为鲁迅的文艺观是怎样的？这样的文艺观是否像有些人质疑的那样与文艺本身的应有价值有些偏离或拔高？
　　答：这是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表达，似乎有些矛盾，其实在鲁迅那里是统一的。前者是针对30年代那些躲避现实、沉于个人小天地的创作现象而言，鲁迅强调小品文写作的现实生命力，同时也要求有艺术审美的效果。后者是纠正对于“大众化”文艺片面的看法，是从文艺创作的传播与欣赏角度肯定大众文艺。对于文艺审美价值，鲁迅既不偏离，也不赞成失去现实生命力的唯美主义。
　　问：有的学者说：“现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批鲁’的言论。我个人看下来觉得这些‘批鲁’的言论不是直接针对鲁迅本身，与其说是针对鲁迅的，不如说它是针对那个围绕鲁迅日益僵化的阐释系统。”[16]围绕鲁迅的阐释系统有着怎么样的发展脉络？现在又是怎样呢？如何才能打破僵化的阐释系统？
　　答：过去对鲁迅的阐释是过于单一而且僵化，但现在有变化，可以说开始打破旧有的“系统”，变得多元而复杂了，问题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也产生了。我们看到那些对鲁迅毫无根据的否定、歪曲和误读，比如认为鲁迅造成文化传承的断裂，就是一种。很多“批鲁”其实很浮躁，可能因为并没有“读鲁”，按照既定观念，寻章摘句就来批判，这是很不好的学风。还有另外一种趋向，说是要把鲁迅从神坛上拉下来，“还原”给人间，于是努力挖掘甚至捕风捉影“生造”鲁迅一些惊人的“故事”，“揭秘”某些“阴暗面”，什么鲁迅也搞“小三”呀，周氏兄弟失和源于鲁迅“越轨”呀，都是无中生有，其实是把鲁迅拉到庸众的水平。现在什么权威都可以拿来“恶搞”或“戏说”，很不好，是文化失范的表现。
　　问：鲁迅对青年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在他的诗歌《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他写道：“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17]这中间饱含了先生对青年烈士的哀戚和心痛，今日读来还是让人感动。鲁迅对当时的青年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与今天所谓的“青年导师”相比，鲁迅有何不同？
　　答：今天某些“青年导师”是爱做戏、无节操的，他们有漂亮的言辞和不负责任的做派，一味鼓动反叛，或把青年拉进低俗的境地，满眼漆黑，结果也难于立足做事，都不是真正为青年的前途着想。当年的年轻人喜欢鲁迅，是因为鲁迅的真诚与勇敢。而鲁迅自己反叛，甚至悲观，但从不愿把消极心态传染给青年。“青年导师”和鲁迅的胸怀品格不可同日而语。鲁迅自己也说过，他是很讨厌爱做戏的“青年导师”的。
　　问：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给这个问题做出了答案：“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8]毋庸置疑，孩子是民族的希望，而孩子又是被“父亲”所产生、教育。因此，怎样“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进而实现“完全的解放”，这当然是民族之重大课题。鲁迅的这一思想具有什么现实意义？
　　答：现在有些家长迫于所谓现实需求，总是随大流，把自己背着的“因袭的重担”放到孩子幼嫩的肩膀上，并不考虑孩子现在是否“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在应试教育的现实面前，很多家长都不会“做父亲”。“家长”就是社会，大家都焦躁，形成某种压力，转移到教育中来了，所以“课改”理念再好，素质教育再重要，目前也难于推进。看来，还得重新温习鲁迅， “发现儿童”，尊重儿童这一段宝贵的人生，看到人生这一段不可重复之美，不要因为太急功近利，扼杀了美好的童年。
　　问：鲁迅先生一生中花了极大的精力，来翻译和介绍外国，特别是苏联和西方进步作家的作品，占到了他全部书稿的一半。于是，很多人感慨，若是鲁迅先生放下些他的杂文和翻译，来做长篇小说，那么他将给中国文学史留下更多有分量的东西。先生本人是抱着“甘为泥土”的初衷来从事他的文学事业的，可内心也不乏苦闷，他在《华盖集·题记》里写道：“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紧接着他又说：“但是我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19]今天，我们应该给予先生一生所为怎样的评价？ 　　答：鲁迅所说耗费生命是指写那些杂文，大概还有翻译，我倒是觉得杂文是“更鲁迅”的，唯有鲁迅才写得出那样深刻有趣的东西，这一点也不用“可惜”。至于翻译，鲁迅也是开风气之先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研究。以鲁迅的艺术个性，大概不太适合写长篇小说，短篇更能发挥其特点。其实，小说篇幅的长短不一定代表价值大小。
　　问：鲁迅先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精神财富，出版社也有整理出版鲁迅箴言以及人生精论的集子，这些做法都是非常有益的。您觉得，文艺界还能做些什么，以纪念鲁迅、弘扬鲁迅？
　　答：现在书出得不少，但多是学术圈子里的，我希望有更多学者走出圈子，多写一些切合实际深入浅出的书，让更多普通读者特别是年轻人阅读鲁迅，理解鲁迅。现下中小学语文中的鲁迅作品的教学也要改进，改掉那种单调、教条、沉闷的教法，让孩子们从小接触一点鲁迅，逐步了解鲁迅，学习鲁迅。
　　问：学者王晓明在《鲁迅式的眼光》中写道：鲁迅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恐怕更是一个眼光独特、能够洞悉社会和人生真相的批判者。我也更愿意相信，鲁迅所以能获得今天的年轻人的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能激发起了人们洞察世事、把握真实的充沛的灵感。”[20]您觉得在今天，“鲁迅式的眼光”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有何意义？
　　答：现今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唱主角，难免拜金主义流行，人文精神坠落，社会风气变得浅薄而势利。加上现在又是传媒时代，信息传播过量而又缺少节制，太多负面的东西积淀在每个人心田，人容易焦躁，思维碎片化、平面化，痞气和戾气大行其事。这时特别需要有定力，鲁迅就能给人们定力。我们越来越觉得鲁迅的宝贵——他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以及他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清醒的认识，都是我们所缺少，而又非常需要的资源。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1]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第12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凡引用《鲁迅全集》，版本同，不另注明。
　　[2]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8页。
　　[3]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70页。
　　[4]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第327页。
　　[5]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4页。
　　[6]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54页。
　　[7]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9页。
　　[8]鲁迅《野草·希望》，《鲁迅全集》第2卷，第178页。
　　[9]冯雪峰：《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李宗英，张梦阳：《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第6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10]鲁迅：《300327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第227页。
　　[11]鲁迅：《华盖集·导师》，《鲁迅全集》第3卷，第59页。
　　[12]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人生识字胡涂始》，《鲁迅全集》第6卷，第306—307页。
　　[13]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页。
　　[14]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第592—593页。
　　[15]鲁迅：《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鲁迅全集》第7卷，第367页。
　　[16]罗岗，李芸：《阅读鲁迅的当代意义——答李芸问》，《中文自学指导》2004年第03期。
　　[17]鲁迅：《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4卷，第501页。
　　[18]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4卷，第135页。
　　[19]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4—5页。
　　[20]王晓明：《鲁迅式的眼光》，《编辑学刊》2006年第5期。

鲁迅为何偏爱《铸剑》

袁良骏

《中华读书报》2001-09-26

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像家长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往往有所偏爱。比如鲁迅，他虽一再说自己无特别用力或特别省力的作品，但对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八篇小说，他的态度就很不一样，他对《铸剑》的偏爱是毫不掩饰的。1936年2月1日，在给黎烈文的信中，他说：“《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两个月后，在给增田涉的信中，他又说：“《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塞责”、“油滑”云云，不妨看作鲁迅的谦虚，而对《铸剑》，鲁迅则认为无需谦虚了。这不明明是有所偏爱吗？偏爱当然不是无缘由的，“确是写得较为认真”，就是缘由。那么，为什么写得那么“认真”，“认真”的结果如何呢？

第一，《铸剑》是鲁迅革命复仇主义精神的艺术化。

鲁迅一生最反对两个东西，一个是锦衣玉食、残民以逞的反动统治者，一个便是卑躬屈膝、低眉顺眼的奴隶主义、奴才主义。即使在自己的《遗嘱》中，他仍这样教导自己的家人：“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且介亭杂文末编·死》）。古语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这一条对鲁迅不适用，他看不起那一套忍辱求全的折中调和。看不到这一点，不足与语鲁迅；看不到这一点，也不足以谈《铸剑》。

众所周知，《铸剑》根据的是《列异传》、《搜神记》等古籍所载的“三王冢”的故事，这则故事本来就充满了向反动统治者的复仇主义精神。试想：楚王让名铸剑师干将为之铸剑，剑成，不仅不赏，反将干将杀头，这是何等残暴！对这样的暴君，能不报复、能不惩罚吗？！干将的遗腹子赤鼻在客的帮助下果然杀死了楚王，报了深仇大恨。这则复仇故事，本来就大义凛然；到了鲁迅笔下，就更加生动感人了。之所以如此，乃因在原故事的基础上，鲁迅揉进了自己的半生血泪和经验。

在回顾自己的半生经历时，鲁迅曾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怀疑什么？怀疑的就是那些假革命的反革命者，他们假借革命的名义，杀害了多少无辜而天真的革命者。他深切感到：“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坟·娜拉走后怎样》）。辛亥革命果实之被篡夺，秋瑾、徐锡麟等的壮烈牺牲，袁世凯的大杀革命者，“五卅”惨案，“女师大事件”，直到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鲁迅的学生刘和珍君等倒在血泊中……这些“血的游戏”把鲁迅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也激发了他的反抗的、复仇的怒火。《铸剑》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构思的。它的初稿写成于1926年10月的厦门大学，但鲁迅没有拿去发表；1927年初，他将它带到了广州中山大学。而这时的广州，“红中夹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已经日趋表面化、白热化，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四一二”、“四一五”大屠杀已经在酝酿中了。3月20日的广州“中山舰事件”，舰长、共产党人李之龙的被杀害，正是这场大屠杀的信号和前奏。具有高度革命警觉性的鲁迅，更有把握地修改、定稿了他的《铸剑》（原名《眉间尺》），融入了他到广州的新的观察和体验。4月3日日记写道：“治《眉间尺》讫。”一篇优秀的历史小说便这样诞生了。

第二，《铸剑》“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

在《故事新编·序言》中，鲁迅说：

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

这就是说，历史小说有“言必有据”和“随意点染”两类。那么，他的《故事新编》属于哪一类呢？他说属于第二类：

叙事有时也有一点古书上的依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同上）。

类似的意思，也见于写于1932年的《自选集·自序》中，他说他的历史小说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所谓“神话”，指的当然是《补天》和《奔月》，所谓“传说”，指的正是《铸剑》。按照常理，神话、传说皆非历史事实，它们怎么可以作为历史小说的题材呢？如果是“言必有据”的“教授小说”，它们的确会成为问题；然而，如果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的第二类，那就无伤大雅了。

《铸剑》“随意”点染了哪些东西？何以见得它“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呢？这主要表现在：

1.将“赤鼻”改成了“眉间尺”，他是一个刚满16岁的优柔寡断的少年，经过母亲的教育刚强起来并终于完成报仇大业，其性格有一个发展、升华过程。

2.将“客”改成了“黑色的人宴之敖者”，他舍己为人，行侠仗义，是一名光辉的古代侠士的形象。

3.将“楚王”改成了“王”，具有了更大的适应性，也有了血肉生动的性格：暴戾、荒淫而颟顸。

4.增添了“干瘪脸少年”、众多妃子、王后、太监、老臣、武士、侏儒等次要人物。

5.设计了生动而完整的情节，特别三头在鼎中啃咬一节为全文高潮，惊心动魄，眉间尺头的活灵活现更让人拍案叫绝。

6.为宴之敖者设计了四段《哈哈爱兮歌》，更加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第三，《铸剑》完美体现了鲁迅的文学理想。

首先，正如茅盾当年所说：“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宋云彬〈玄武门之变〉·序》，1937年）。文本、素材是古代的，而精神、观念是现代的，但二者又是水乳无间、难解难分的。

其次，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驰骋想象，高度夸张，但小说表现的却是十分逼真的现实世界，即20世纪初叶的中国。高度理想化的主要人物（眉间尺和宴之敖者）也都有现实人生的依据，特别有鲁迅自己的影子。

再则，坚持严肃的、为人生的、改良人生的纯文学创作，呕心沥血，精雕细刻，精益求精，而不受当时盛行一时的、千篇一律的、粗制滥造的、死灰复燃的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的影响。特别宴之敖者，焕发着古代侠士的光彩，但又迥然不同于那些为了江湖恩怨而打打杀杀的侠客、剑客。

最后，《故事新编》另外一些作品的所谓“油滑”之处，即一些谐谑性的现代细节，诸如《补天》中的“小丈夫”、《奔月》中的“乌鸦炸酱面”、《理水》中的“yes，no”等，虽无伤大雅，但亦不为小疵。而在《铸剑》中，从始至终却绝无这样的“油滑”之处。如欲鲁迅不偏爱《铸剑》，岂可得乎？